从北京到杭州：松筠与马嘎尔尼

（1793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

1793年10月7日，英国使团离开北京，他们穿过一个“亭子”，在那里，和坤、福康安、福长安和其他重臣等着送别他们。马嘎尔尼收下帝国赠礼的完整清单和给英王的最终敕谕（《马嘎尔尼日记》，155～156），他很快便与从前曾经相识的新任钦差松筠续上了旧交情。松筠受命于朝廷，要严格控制使团，使之处于密切监督之下。马嘎尔尼一离京，沿途那些曾被告知做好军队调遣准备的官员就开始向北京递交奏折，汇报使团的情况（《朱批奏折》，26.9，26.10，26.11，26.22，26.23）[4]。

10月10日，在往天津进发的路上，松筠开始与英国使团同行。新钦差对待马嘎尔尼的策略似乎是尽力抚慰贡使的焦躁与失望，以辨明英国人头脑中是否有敌对想法。据马嘎尔尼的叙述，在各自表明两个国家对互驻大使一事的不同态度之后，松筠谈到中英两国在习俗、活动与“礼仪”等方面的差异。显然，马嘎尔尼忘记了他与传教士的讨论，忘记了他在谈判帝国觐见礼仪方面的成功，忘记了他预先读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忘记了早些时候他曾经担心自己可能有些“微小”的失误（见第四章第八节），他提出异议说，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且被禁止学习更多的清廷习俗（《马嘎尔尼日记》，160）。因此，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朝廷的话，那也不是他的错。松筠向他保证，使团的举止行为无可厚非，同一天，他在奏折里说，使团并无不妥行为（《朱批奏折》，26.14）。

马嘎尔尼依然闷闷不乐。在与王和乔有过一次涉及清帝国的官场腐败的谈话之后，马嘎尔尼似乎再度确信英国的优越。他写道：“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夸口以德治国，实际上道德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好多少，孔子的信徒们如西方的拜金主义者一样，道德品行不堪一击。”（《马嘎尔尼日记》，161）尽管在日记里马嘎尔尼赞美松筠“遇事留心”，“彬彬有礼”，就像他从前赞美梁肯堂一样，但实际上，他亦非常隐晦地暗示，如果英国商人不能很快得以减轻某些负担的话，英国可能会完全放弃对华贸易。

松筠并没有被马嘎尔尼的一席话蒙骗，他解释说，地方关税常常增加，是因为各地一些突发事件的增加所致。以广东而言，增加关税旨在为西藏战事和越南边境战事提供经费。但现在天下承平，关税可能会降低。这个解释令马嘎尔尼颇感高兴，他很惋惜，如果一开始就指派松筠而不是徵瑞护送使团，那么也许就可以避免一切有关他的商业使命的误解（《马嘎尔尼日记》，162～163）[5]。然而，松筠的话非但未能抚慰大使，反而很快又使他陷入迷惑。

10月13日，使团到达天津，马嘎尔尼写道，他无法理解迄今为止来自清廷的古怪的待遇，包括徵瑞和松筠的互相矛盾的行为，也包括许多细致入微的善遇，如每天供应牛奶加在他的茶里，还有其他极为丰富的供给（《马嘎尔尼日记》，163；见第四章第八节）[6]。但在他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之前，他的注意力就转向了皇帝对他的六个请求的答复，皇帝还谈到他未曾提出的第七个请求。马嘎尔尼又惊讶又愤懑地会见了松筠。(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他对如下事实提出异议，即皇帝的答复非常清晰地把他和英王分别开来，似乎如果乔治三世本人在场，是不会提出这类要求。在日记里，马嘎尔尼回忆起路易十四的名言“对土耳其人那样的家伙是没有荣誉可言的”。他写道，他质问松筠，为什么他还没提到，皇帝就已拒绝允许英国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松筠确认马嘎尔尼并未提过传教要求后，认为，皇帝之所以提及此事，可能是因为觉得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并无区别[7]。马嘎尔尼回答说，“从前，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与葡萄牙人和其他传教士相同，但后来英国人信了别的宗教，我们和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没有归化异教徒的热情而他们有”。接下来，马嘎尔尼又做了另一个否认。他说，由于某些原因，朝廷认为英国人正在努力“实现一种不公平的企图，以便在中国获取特权”。确实，他曾代表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请求扩展贸易，但他从来也没要求过要阻止清廷扩展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他重申，他的目的在于维持贸易，如果不成（又一次隐晦地予以威胁），中国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因此，他要求将此事禀报皇帝，恳请他写下第三封信，以便澄清事实。马嘎尔尼迫切希望能得到“保证”，他再度寻求得到令清廷官员感到困惑不解的“条约”或“合同”，以便把对华贸易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松筠回答说，使团既已离京，恐怕皇帝不会再写信了。另外，他告诉马嘎尔尼，皇帝对使团一天比一天满意（《马嘎尔尼日记》，《宫中上谕》，166～169）。

关于这些，马嘎尔尼和松筠又谈了不少时候。大使急切地希望皇帝再发一封信澄清事实，而钦差就引用皇帝本人说过的正面评价使团的话来抚慰他[8]。同时，松筠继续向朝廷报告，英国人没惹什么麻烦（《朱批奏折》，26.26，26.31）。这些报告又被用进皇帝的上谕中，下发到各有关省份（《宫中上谕》，QL58.9.17，68：117，QL58.9.23，68：139）。钦差告诉马嘎尔尼，皇帝十分关心英国商人在广东的境遇，已任命长麟为新任总督，负责考察有关事务（《马嘎尔尼日记》，168）。现在，眼看使团已错过了在浙江与“狮子”号会合（马嘎尔尼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责任在于朝廷）（《马嘎尔尼日记》，171～172），松筠告诉他，长麟将护送他们去广东。除了若干承诺之外，还有新的帝国赠礼给使团，参与接待的官员们也受到奖赏，赏礼包括一些英国特产（《宫中上谕》，QL589.23，68：139～143，189～190）。

事情有了转机，这使马嘎尔尼在日记里益发夸奖松筠，这种夸奖显然与他自己的感觉有关，他认为，终于可以和高级官员谈到使团的商业使命了。但这份成功也带来一些有趣的想法。早在10月25日，马嘎尔尼已开始设想英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想知道，北京的清廷是否——

并不了解英国两艘战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他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各省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们陷入绝对的饥饿之中，人口锐减。（《马嘎尔尼日记》，170）

他亦仔细观察沿途的驻军，11月初他写到：“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马嘎尔尼日记》，17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部分是因为感到双方军事技术上的差距。英国使团收集的军事情报）。到12月份，他认为，清廷的军事力量除了能进行极为微弱的抵抗之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促使他草拟了一份非常狂妄的入侵计划，其中包括策反清的几个“附庸国”（《马嘎尔尼日记》，203和211）。虽然他也认为，鉴于英国的人道主义，只要还有和平取胜的希望就不动用武力，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从战争中，从中国的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中获利的惟一国家是俄国，一个在清帝国的地平线上隐隐出现的帝国（《马嘎尔尼日记》，211～213）。马嘎尔尼的这种见解成为19世纪英国政策的奠基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