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味和中国形象的讨论
在18世纪中期，中国时尚风行整个大不列颠。在中国式装饰风格这一总标题下，“中国式风格”渗进花园设计、建筑及绘画等领域，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在马嘎尔尼使团前20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式装饰风格达到高峰，其影响直到19世纪早期仍可感到。马嘎尔尼本人就是通过这些“英国制造”的中国形象来认识中国的，但有时这些形象也会使他感到迷惑。
自16世纪起，有关中国的描述就开始渗入欧洲。描述者有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海岸的航海者和欧洲各国使团的成员。在这些描述中，浮现出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中国，一个由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充当官员、组成政府，并由仁慈的专制君主所领导的乌托邦。它财富充盈，农业发达，足可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正如法国重农主义者所说的，中国的长处与同时代欧洲社会的短处恰成对照（艾伦Allen，1937，1：182～183和阿普尔顿Appleton，1951：37～52）。
到18世纪中期，法国已经出现了十足的儒学热，中国圣贤成为一切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表。像魁奈（Quesnay）这样的道德哲学家对中国的体制称赞不已，并敦促欧洲君主们仿效中国皇帝。在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看来也确实采纳了这些建议：有描绘他犁耕的图画，是模仿中国皇帝而来的（《欧洲与中国的皇帝》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1985：304）。即使英格兰也未能免于受到对中国的赞扬性描述的影响。17世纪晚期，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写了许多称赞儒学的著作，其他英国著者则将中国视为莫尔（More）的乌托邦的部分实现。这种情感到下个世纪依然盛行。在评论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为《绅士》杂志所写的小品文时，塞缪尔·约翰逊在笔下热情乐观地描述了儒学和中国（阿普尔顿Appleton，1951：42～51和范Fan，1945）。
随着中欧贸易的增长，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纺织品在英国自由流转，并激发工匠们设计新的样式。到18世纪50年代，威廉（William）和约翰·哈夫彭尼（John Halfpenny）的《中国式庙宇、凯旋门、花园坐椅、栅栏等的新设计》（1750～1752），查尔斯·奥韦尔（Charles Over）的《哥特式、中国式和现代派中的装饰建筑》（1758）和保罗·德克尔（Paul Decker）的《中国式民用建筑与装饰》等等著作影响着建筑和花园设计。更进一步激起对中国式设计兴趣的是法国耶稣会士对圆明园的描述，它被译为英文，并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杂志中广泛流传。也许最有影响的当数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艺术设计著作。钱伯斯曾任东印度公司驻广东货载管理员，在《中国式建筑的设计》（1757，塞缪尔·约翰逊写了开头几段）、《论东方式花园》等书中，他大力倡导在更大型的建筑中运用中国式风格。
钱伯斯赞成中国式设计，但并不希望被划入“夸大中国优点的人”之列[16]。他拒绝毫无保留地赞扬中国，这与英国艺术和道德哲学领域里日益增长的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正相表里。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愤怒的古典主义者捍卫希腊和罗马的“纯洁”，牧师和坚定忠诚的英国人赞美英国的价值和品位。对中国事物的指责——无论是以讽刺的口吻还是以敌对的方式——都有许多共同点。首先，批评者认为，被中国式风格吸引的都是暴发户和妇女。暴发户被认为是英国议院中政治腐败和权力贩卖的重要根源，而妇女则被认定缺乏美学鉴赏力。第二，一些人认为，中国式风格的形式因背离“自然与真理”而不符合艺术标准。虽然批评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所表达的含义大相径庭，但其核心观念则始终是简单、有序和对称。无论怎么看，中国式风格都没有这些核心观念。第三，一些批评者如威廉·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认为，中国式风格根本不是中国的，而是欧洲设计家作品的拼凑（参见阿普尔顿，1951：103～119）。上述最后一种批评尤其有害，因为就美学而言，它意味着艺术被变成时尚，因而成为商品。
最后，对中国式风格的反对发展为对中国的整体批评。在《鉴赏家》、《绅士杂志》这样的期刊里，对中国模式的诋毁就如同下面几行文字中对中国画的攻击一样。这段文字出现在1755年的《世界》（The World）里：
绘画，就像建筑一样一直背叛事物的真理，不值得被称为典雅。不真实的光，不真实的影，不真实的透视法和比例，灰暗的色彩，没有层次，没有明物与暗物。总之，仅仅是形式的组合，没有内容，也没有意义，这就是中国画的实质。（引自阿普尔顿，1959：119）
失败的绘画，不真实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件事——中国人不能准确的再现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现实。
对中国艺术的态度的转变受到另一种现象的影响。整个18世纪，伴随着国民性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它部分是通过新期刊传播开来。与希腊—罗马时代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世俗的修史方法，将民族视为主要分析对象。受已知的科学发展模式的影响，支配这种修史方法的叙述原则是质的进步这样一种观念。该观念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一方面，进步是物质性的，它体现在市场商品的巨大增长上，体现在出现了足以代替人力的技术上，体现在从世界各地流入英国的财富上。但同时，进步也意味着另外的东西：它表明了在过去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摆脱了教会、礼仪与典礼、迷信与魔幻、风俗与习惯等等的支配，有了飞跃。它还表明了一种转变：从前的世界，人们只了解了它的表象，而现在，正确的道德、美学和科学鉴赏力形成了彻底的男性也即理性的眼光。以此看待世界，则世界就是可以辨别、可以用语言予以描绘的。以此眼光观察世界，就会揭开从前被欺骗性外表所掩盖的秘密[17]。在这种观念的转变中，中国的形象受到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对深受此类有关世界历史进步和现实的性质的观点影响的欧美知识分子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形象现在依然如此）。(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提到的观念的变化，在英国知识贵族对中国的再评价中尤为明显。譬如，休谟认为自孔子之后，中国的科学进步很小甚至没有进步，这与不能突破过去的成就有关。尽管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一致使人们彬彬有礼，但它同时也造成了知识的停滞（1898，1：183）。在博斯韦尔记录的一次著名的对话中，约翰逊博士早年对中国事物的热情似乎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了，他贬斥中国除了生产陶器，再没别的（艾伦1937，1：187）。文学俱乐部的另一位有声望的成员，威廉·琼斯爵士，几乎找不到中国人的长处，时间是在1790年，即马嘎尔尼勋爵从英国出发前的两年。琼斯认为：
他们的文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仅仅只是概念的符号，大众的宗教是相当晚近时才从印度传入的，他们的哲学似乎还停留在原始粗糙的状态，以致几乎不配称为哲学，他们没有古代留下的纪念碑，凭之可以借助合乎情理的猜想来追溯他们的起源，他们的科学整个是舶来品，他们的机械工艺毫无体系可言，那些在受到造化垂青的国家里肯定会被发现和改进的工艺，在这里却一点也没有。他们有货真价实的民族音乐和民族诗篇，两者都哀婉动人，但是，若论及绘画、雕塑或是建筑等等需要想像力的艺术，他们（就如同其他亚洲人一样）则一无所知。（台恩茂斯Teignmouth，1807，3：147～148）
就如同其他历数中国弊端的英语论文一样，琼斯的这一篇文章几乎没有任何有关中国的经验主义式的新知识，也不是建立在第一手经验之上的。以经验主义者自居而有如此做法，确实是稀奇古怪，令人难以理解。正如格雷·布卢（Greg Blue）指出的，这种拒斥的基础是“西方观点的变化”（1988：108），（我加上一句）早期理想化的中国亦是建立在西方观点之上。由此引出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1750年以后，英国涌现的关于中国的特别的表述，典型者如休谟、约翰逊、琼斯及其他人的评论，与一个自我标榜理性交流思想和明智审慎地评判人类事物的知识界是不相称的。这些英国知识界精英的价值标准与他们关于中国的评论，这两者的不一致可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惹恼了英国人，因为中国顽固地拒斥欧洲人的渗透和公共领域所定义的“理性”，并继续在欧洲中心主义所构想的世界之外运行。
更进一步讲，也许，中国的自给自足和拒绝按照欧洲人的条件与之接触，这些行为既产生了敬畏感，也导致了挫败感。这两种感情在马嘎尔尼使团的记录中均深有体现。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是皇家学会的会员，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注意到其他地方的土著居民吸收了欧洲人的“方式、服饰、情感和习惯”，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在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之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反而是大不列颠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不可替代的商品——茶已成为“英国大多数阶层日常生活之必需”（1797，1：16～17）。
依据那个时代的见识，造成这种悲哀状况的原因不难找到。在东印度公司商船货载管理员连续不断的报告和到过中国东海岸港口的旅行者的叙述里，都描述了这种原因。那些曾被早期的中国文化喜好者大加赞扬的“达官贵人”，如今却被视为改善中英关系的惟一障碍。他们身为统治阶层，却不能正确地认识所处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把那些经商的人们视为“下等阶层”。中国官员既“傲慢又武断”（斯当东1797，1：14），对陌生人既带偏见又怀嫉妒，同时以孤芳自赏和自欺欺人的态度维护着优越感。在英国知识贵族看来，这种优越感不但在过去毫无根据（正如琼斯所说的），在当前也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种看法被后继的英国人一代又一代毫无改动地保留下来直至清朝垮台。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在19世纪给予中国的攻击只是先前散漫的侵犯的翻版。在第一只英国枪瞄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著作中被摧毁了。
然而，使英国知识精英感觉到有必要在著述中贬低中国，中国人的拒斥只是诱因之一。在有关英国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斯托利伯纳斯和怀特强调对中国的这种贬低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否定炮制出来的。否定“通过将把围绕并威胁到自身的相关领域作为否定因素纳入其中［重点为原文所加］”，从而产生“新领域”。它通过否定和对抗的过程，不断的自我产生、自我再生（1986：89重点为引者所加）。
我将要阐明，这正是在一个被否定的中国的形成过程之中显露出来的。对中国的样式、道德、方式或马嘎尔尼所概括的“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否定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品味和（如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近来指出的）（1990）一种为资产阶级的实践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提供评判标准的美学。从英国话语有关中国的表述来看，这种否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中国变得女性化，像个女子（与男子相对）一样，敏感、妒忌、误入歧途、注重外表、非理性、武断、反复无常。另一方面，这个想像中的中国促使资产阶级产生男性化的自我认同，它等同于善良、真理、真实、理性和正直。另外，这也表明，正是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过去的否定，产生了“西方”，它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中国作为负面的形象，用以建构英国民族优越感并昭示英国人超越了过去的全球秩序。否定和蔑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果说没有“中国”，那么“西方”亦不可能存在，可是这种推论式的规则一再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略是借助蔑视想像中的中国来完成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就是一个好例子。马嘎尔尼不但预期而且最终宣称，他的对抗行为——特别是他拒绝参加清廷的某些典礼——的结果是他的使团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