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常规到民族—国家的叙述性历史
到20世纪30年代，在有关中西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汉语著述中，马嘎尔尼使团已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譬如，蒋廷黻曾在《清华学报》（Qinghua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在文中，他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失败的。然而，特别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个结论，而是蒋得出这个结论的方式。蒋引用了张德昌的著作，认为自明代以来，中国就把贸易与朝贡联系在一起（1934：526），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演讲时，他指出，因为独断地相信“只有闭关锁国”和维持宗主国—附属国关系，“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所以才有把贸易与外交联系起来的朝贡体系（1936：3～4）。这种体系的结果是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的概念，没有国家平等的观念。明清两代的中国安然无恙地呆在和平式传统之中，认为自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优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止。马嘎尔尼使团并未能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它证实了中国人绝不会以和平的方式放弃自己的传统观念（1934：548）。
蒋认为，马嘎尔尼使团的失败和接下来的19世纪的斗争，都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物，这种差异最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的碰撞（clash）。蒋的论述中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它们依然流传在当代的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表述之中。第一，冲突的实体是文明或文化而不是有着各自政治目标的特定的帝国构建。换言之，他们是中国与西方，而不是清帝国与英帝国。第二，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基于传统世界的一系列缺失（absence）：中国没有国际社会或国际法的观念。第三，传统世界是一种封闭的体制，拒斥所有层面上的对外交往，而这些交往对于现代性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在清以后的现代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拒绝接受外交和商业上的“平等”交往，最大的失误在于无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以此论调，蒋不但预示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理论的出现，而且预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参与构建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时的立场。并且，蒋的追随者已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中西”冲突是一种文化误解，而不是富于侵略性质的英帝国主义的又一扩张实例（譬如，参见王Wang 1993）。
与此相对照，在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直到最近几年之前，还非常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英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16]。这种观点通常在封建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英国之间划分界限，在对外关系中，前者是被动的和防御的，而后者是侵略的。一般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原因并不在于文化误解。相反，冲突是资本主义扩张和西方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在代表这种观点的最近的阐释中，胡绳（1981）和朱学勤（1984）强调马嘎尔尼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来到中国的。公司的目的是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最好是通过获取贸易特许权和专门的经商场所来达到这个目的。朱认为，长期以来，英国对华实行侵略政策，一有机会就借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马嘎尔尼在1793年提出的要求。因此，乾隆帝和清廷拒绝英国人的要求，这是明智之举。如果答应这些要求，不但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且会导致鸦片贸易的更快增长（1984：555～562）。(https://www.daowen.com)
直到最近之前，中国国内一致同意上述观点。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它们并不直接挑战反帝阐释模式，但却有了多种解释角度，其中许多都同意一个基本前提：马嘎尔尼使团对双方都是失败。20世纪80年代末，朱雍完成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利用了北京的清代档案和E.H.普里查德及其他欧美历史学家有关使团的研究。朱反对一味强调清的排外心理和中国的闭关锁国，他认为，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于清廷的“限关自守”政策，这一政策本身源自“宽严相济”的观念。作为一种务实的考虑，它意味着乾隆皇帝必须保持适中政策，避免走极端。正是这种有限的或控制接触的观念，使马嘎尔尼未能使中国的大门更为全面地向英国敞开（1989：280～281）。
同时，在英国的张顺洪即将结束对印度事务部档案的研究工作，并把它们与已出版或未出版的中国资料相结合。他也认为，使团是失败了，但原因是清廷不愿与外面的世界交往。由于这种“闭关”政策，乾隆及其顾问们未能认识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他们错失了赶上西方的良机（1993）。
在戴逸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第三种新观点（1992）。戴逸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比较接近蒋廷黻的观点。他认为，清帝国闭关锁国，对现代国际关系懵懂无知（430），他注重朝廷礼仪和磕头问题引起的争执，认为这表现了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和科学与中国封建政治秩序和文化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中国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经过巨大变化才能进入世界，适应新形势（426）。
朱、张和戴尽管强调了不同的起因，但亦有若干共同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与其说是清廷成功了，不如说是使团失败了。第二，他们认为是多个而非一个原因造成了清廷的失败。第三，他们关注较多的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马嘎尔尼使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为什么现在必须“赶上”西方。
1993年在热河召开了一个纪念马嘎尔尼使团访华200周年的国际讨论会，朱、张和戴三位学者与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们进行了交流。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中国学者，还有《停滞的帝国》一书的作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都强调清代的“闭关”政策，乾隆皇帝的保守和中国的落后（杜江，1993，郭成康，1993；刘玉文，1993）。尽管没有公开地讲，但这种观点却暗示，使团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曾抓住的机会。如果清廷有足够的远见卓识，就会打开国门，迎进欧洲技术和资本主义。于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就会在19世纪得到巨大的缩小。这些论点似乎与时下中国政府的看法一致，自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倡导类似的开放政策，于是，马嘎尔尼使团就成为有教益的警示，中国一定不能重蹈清廷的覆辙。
这次会议更为困难的问题是对清廷政策做出解释。没有找出任何特别的理由。学者们强调了各种各样的因素，用以分析清廷对英国人建议的反应，包括被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分心，乾隆帝对欧洲人的技术不感兴趣等等。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礼仪（张寄谦，1993和刘凤云，1993）。顺此思路得出的观点是：闭关政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清廷一朝的独特政策（叶凤美，1993）。这些观点中的大多数也强调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误解。
在这些严肃慎重的讨论之中，一些中国学者以国家作为分析角度或最小的分析单位，看来是（有意或无意地）翻版了欧美对中西冲突的阐释。这些阐释并不完全相信帝国主义是中西冲突的主要原因。相反，它们突出强调的是文化差异和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些指出清廷的落后及其盲目的优越感的中国学者，似乎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汉学家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们远离了此前几十年间的反帝式方法，更接近民族主义式中国学者和美国汉学界的观点。确实如此，承德会议表明，在一些中国学者以内在而非外在因素解释中国的“落后”时，帝国主义已退为一种背景了。然而，与此同时，反帝式评论并未完全消失。譬如，1991年郭云静（Guo Yunjing）曾撰文指出，把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转而归为清廷的闭关政策，这样做存在一系列问题。郭说，这样的阐释减轻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责任并转而谴责清廷（186）。她提醒每个人，不要忘了，正是外国人的行为才使清廷下令终止多个港口的贸易，限定只在广东一地贸易，以便更好地监督外国商人和水手，减少冲突。至于马嘎尔尼使团，郭认为，英国的建议不但使清廷觉察到英国人对中国的更大的野心，而且促使清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与这些这些野心做斗争（188）。然而，使团的失败使英国人在中国沿岸侵略性增强，这导致嘉庆时代和道光时代实行更为严厉的对外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对双方接触做出了某些限制，但其目的在于防御，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在维护任何国家都拥有的权利以便保护自己（189）。
郭不失时机地提醒他人注意一些事实，她的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阐释比较一致。无论如何，在解释“现代”中国历史时，帝国主义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解释了一个世纪的屈辱，解释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形成。我认为，她的观点的意义不止于此，它与其他迹象一样还使我意识到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有关国家和国家建设的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观点（参见阿纳格洛斯特Anagnost，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