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第一次会面和礼仪之争（1793年8月3～14日）
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一面忙于处理有关礼物的事务，一面又开始为英使及其随从觐见皇帝做准备。英国使团的记载表明，在准备过程中，在各地的礼仪场合中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清廷官员与使团的会面备受关注，朝廷通过官员的报告来了解事情的发展，避免过与不及。
第一桩此类颇受关注的事与8月6日梁肯堂和徵瑞设宴款待使团有关。回忆一下皇帝的指示，他认为使团在浙江和山东已受到热情接待，因此天津不必再专门设宴。然而这道上谕未能及时到达天津，梁和徵瑞在表示了帝国的欢迎之后，就宴请使团。对此，皇帝认为（在没有相反的命令的情况下）省级大员做到了循礼而行（《掌故丛编》，20a）。
然而皇帝显然也对这一点感到关切，即官员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最初的接触是多么重要。弘历提醒官员们要恪守丰俭适中的原则，还谈到官员们与外国贡使之间的相互问候与致意。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段落里，弘历指出，如果贡使行磕头礼，上述高级官员不得拒绝做相应的回拜。如果贡使没有行磕头礼，而是行本国的礼俗，则官员们不必强迫他行中国礼俗。换言之，他们不能给予任何过分优厚的待遇，否则贡使就会瞧不起帝国（《掌故丛编》，20b）。
皇帝的指示是极有意义的。除了再次把官员的行为与外国使者的普遍态度联系起来之外，它也允许差异存在。非常有趣的是，就像乔治三世的信函一样，它亦认为这些差异源自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另外，皇帝的警告亦非寻常，它是在宾礼过程中的微妙时刻，即英国人对帝国朝廷惯例的不熟悉已显而易见之时发出的。这个时候任何过分的行为都可能从一开始就破坏整个礼仪过程。后来，磕头成为有争议的问题，这表明随着礼仪过程的展开有其他的因素进入并影响礼仪过程。
那以后，围绕英国使团会面及致意的问题又增加了新的意义。在8月5日给梁和徵瑞的上谕中，弘历说，当贡使携礼而来时，外国官员（陪臣，其字面意思是“旁边”的仆人）与朝廷高级官员的会面（相见），应照恰当的原则予以安排，意思可能是皇帝的臣下应居于上级地位而外国陪臣居于下属地位。弘历举例说，安南王尽管贵为国王，但在拜访广州官员时，依然表现出高度的尊敬和真诚。然后他谈到事情的关键。既然英国人远道而来，官员们应该既不过分高傲，也不过分谦卑（不卑不亢），且不马马虎虎，否则就会阻碍他们的向化之诚。适当表示出热情是可以的，但如果太过分，就会引起他们的“垂涎”、“傲慢”等等情感，并使他们轻视朝廷。皇帝还指出，徵瑞在朝廷任职多年，完全能掌握礼仪中的分寸，处理此事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掌故丛编》，20b～21a）。
同一天，徵瑞的判断和能力遭到质疑。在一份奏折里，钦差报告说，英国贡使和副使自视甚高，希望在同一水平上与徵瑞见面。徵瑞认为，如果他先去拜访他们，就会给正常的礼仪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他派下属（王和乔）到船上拜访，并询问有关外国国王信函及礼单的情况。
乾隆帝对徵瑞这个行为的评价是“矫枉过正”[32]，是省级官员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过分或不及的又一个例子。英国人长途跋涉而来，因此应对之表示朝廷的仁慈。弘历断言，如果徵瑞拘泥于形式，那他就是误会了朝廷的意图（《掌故丛编》，5.25a～b）。
弘历在进一步询问了下一周的安排之后，又回到官员与英国人见面这个议题上，指示官员们如何准备英使觐见。8月14日，也即在同一天，确认了天象仪要一个月才能装好，皇帝注意到，关于马嘎尔尼在天津宴会上的举止，各方的报告有不一致的地方。梁肯堂和徵瑞的联合奏折中，说马嘎尔尼脱下帽子并叩首。在此之前，梁的一份奏折中，说马嘎尔尼脱下帽子，充满敬畏地站着（竦立）[33]。弘历认为，既然欧洲人的紧身服饰使之不便下跪，且其习俗亦不磕头，则他们的习惯可能是脱帽、鞠躬、点头。也许梁的奏折没弄清楚，贡使的确曾经叩首。
然而，如果事情真如早些的报告所说的那样（贡使脱帽并点头）[34]，那么徵瑞就应该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向贡使解释，外国遣使入华，国王或贡使应行“三跪九叩”之礼。因此，马嘎尔尼也不能例外。另外，朝廷注意到欧洲人服饰的裹腿。既然裹腿使他们在觐见时不便下跪，那么，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觐见时将其取下，觐见后再穿上。徵瑞还应解释，如果马嘎尔尼执意恪守本国礼俗，那么他就有违他的国王的遣使意图。而且，皇帝的生日庆典上将会有其他使节，他们也许会嘲笑马嘎尔尼的固执。徵瑞还应该说，他估计朝廷官员不会允许马嘎尔尼别出心裁，不遵朝规。弘历认为，经此一说，贡使就会遵守中国礼仪，于是事情就妥善解决了（《掌故丛编》，31a～b）。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要徵瑞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向贡使提及这些。显然，这番话所表达的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而是朝廷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而且，针对关于贡使究竟做过什么，皇帝的建议旨在提醒官员们应该怎么做以便使事情清晰明白。因此，这件事并不是一锤定音，而是有对话和商量的余地的。事实上，徵瑞很快就上了奏折，汇报交谈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还有皇帝在介入此事上的时间选择。鉴于帝国官员/贡使的行为，已使会面有可能沿错误方向发展下去，皇帝力图通过谈及礼仪形式来保持钦差与贡使之间的对话，使整个事件沿中线而行。而且，弘历努力想要寻找一种方法，以解决围绕礼物问题所反映出来的贡使行为与他的国王所具有的特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皇帝看来似乎不再担心远人会产生猜忌，而是想方设法让贡使产生诚挚之感，让英王产生敬畏之情。
同一天（8月14日）的另一份上谕里，弘历清楚地说明这些考虑不是没有价值的。皇帝注意到，徵瑞报告说贡使显得极端恭敬，皇帝想知道贡使是不是在做样子（粉饰）？徵瑞必须仔细观察，以确定他是否很诚挚，很恭顺，如果他心存夸耀或傲慢，就会露出蛛丝马迹。徵瑞不应该在报告里为贡使做挡箭牌（回护），而应该更详细更准确地汇报情况以便贡使在热河能得到恰当的接待（《掌故丛编》，32b）。
皇帝在这一点上的观察非常有趣，它再次引起推论式与非推论式、外在形式与真实的意图之间的割裂，表明了以外在迹象来判断内在情感的局限。徵瑞被要求详细汇报情况，并且不能回护贡使，这一点很重要，考虑到他们两人即将开始对话，并在礼仪中构建一种相互关系，徵瑞原本是有可能替贡使说话的。既然贡使已被注意到有夸耀和傲慢的倾向，尤其是既然他不熟悉宾礼之礼仪，那么，帝国钦差就应该对贡使的行为做详细报告，这很重要。回忆一下弘历对船和对供给的关心，可以看出，错误的报告将使朝廷在不知不觉中误导礼仪过程，结果将导致清帝国与外国国王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