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含义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保守主义无疑是成功的。它广泛生存于各国的政治光谱之中，成为其国内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全世界中，我们几乎难以找到一个不存在保守主义政党的国家。这一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派别，在200多年的历史中依旧洋溢着澎湃的生命力。柯克略带自豪地描述道：“在说英语的这两个大国中，保守主义在将近165年的时间里显示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鄙视传统的各激进派政党相继分崩离析，除敌视一切既成建制外，从运动的角度看，各激进派政党没能坚持共同的原则。”[8]
柯克的评价是否符合历史值得商榷。自由党的衰弱和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最终解体符合柯克的直觉判断。英国保守党的对手虽然在不停变化，保守党本身却始终成为英国政治力量中的一极。不过，考虑到19世纪保守主义和今日保守主义在形式上的许多差异，许多人也会指责保守党早已背弃自己的历史道路，它的生存能力完全建立在它的机会主义之上。这不得不令我们回想起马克思对于伯克的尖刻评价：“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9]
构建关于保守主义的同一性标准是回答这一指责的先决条件。令人讽刺的是，这恰恰是保守主义一直以来的最大困境。保守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软弱与它的竞争对手形成了鲜明对比。19世纪的保守党与20世纪的保守党显然不能一概而论。至少迪斯累利和撒切尔在贸易问题上的观念即便不是南辕北辙，但也相差甚远。他们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也具有鲜明的对立特征。林肯时代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很难想到在100多年后会开启“战术换家”，以至于今日南方民主党人和洛克菲勒共和党人都濒临灭绝。莱西这样的学者甚至认为今日的保守派可能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源头。“今天的保守主义依靠抽象的推理来得出不妥协的绝对主义原则，而伯克采用了一种务实的方法，即从具体的经验中得出临时的原则。”[10]
对于保守主义究竟是什么的混乱认知不止体现在历史之中；它亦体现同一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在传统的刻板印象中，保守派经常性与宗教联系起来，被视为支持宗教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更加依赖神权政治的国家中，保守派与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存在暧昧不明的关系。例如，伊朗的保守派将政教合一视为自己的核心主张。他们忠诚于维拉亚特法奇赫原则（Wilāyat al-Faqīh），强调伊玛目在国家政治中的监护作用。
在法国，即便是勒庞这样的“极右翼”派系也宣称自己忠于法国的共和传统。早在2017年的大选中，勒庞就批评同为保守派的共和党竞选人菲永试图破坏法国的世俗主义原则。“勒庞可能会对法国身份的‘基督教遗产’提出一般性的主张，但她的实际主张是宗教本身并不是特别重要。”[11]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勒庞的国民阵线并没有继承1789年以来的保王党传统，并非法国历史上真正的保守派。但我们同样不得不指出，在法国共和党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阵线已经成为法国保守派的新代表。
更为棘手的是，即便在同一个国家，自称保守派的群体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主张。以美国共和党为例，虽然大多数成员奉行一种鹰派的意识形态战略，认为需要通过强硬手段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但共和党内部同时存在被称为孤立主义的强大派系。这一派系人数较少，反对美国对国际问题的过分关注。他们主张美国需要实现全面的战略收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全球性帝国正在成为美国的负担而非利益。“上个世纪的每一个大帝国都因同样的原因而灭亡。由于扩张过度，每一个国家都卷入了远远超出其自身重要和国家利益范围的战争。”[12]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暗示了他与孤立主义派系的紧密联系。
保守主义的竞争对手不是不存在类似的缺陷。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显然与今日美国民主党中的激进自由主义派系对大政府的需求截然相反。依旧奉行19世纪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更多地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在政策实践上的偏好甚至会被某些人误以为是保守主义者。对诺奇克的错误标签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从空间上看，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者大多对国际主义保有强烈的好感，以至于爱国主义成为自由主义语境下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宪政爱国主义是对这一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不太成功的尝试。外高加索的自由主义者却往往将自身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合并为一种对抗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民族主义也广泛分布在中西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
但与保守主义相比，其他的主流政治理论至少更容易找到一些共通性。无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今日的激进自由主义，从根本上都不否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他们的分歧更多表现为如何更好地维护个人权利。激进自由主义从边缘群体的弱势地位中意识到强势政府的重要性，唯有大政府才能为边缘群体提供更有利的客观制度保障；自由意志主义者更信赖人类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对社会的深度参与只会导致结构的进一步失衡。换言之，罗尔斯与诺奇克的对立只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议，而非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对未来图景的规划中也都存在较为明确的构想。两者至少都提出了趋向于人类社会完美形态的方式。对完美形态的怀疑则导致保守主义没有提出这一愿景。斯克鲁顿将保守主义者分为形上学和经验两种类型，大部分的保守主义者具有强烈的经验传统。“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所有成熟的人都能轻易分享的情感：好东西容易被破坏，但不容易被创造。”[13]现实的优先级远高于在理论上的自洽性。用伯克自己的话说：“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而在实践中正确，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14]在这种价值倾向的引导下，大部分保守主义者缺乏将主张意识形态化或者高度理论化的兴趣。
保守主义在政策主张上特别明显的差异构成对其内在统一性的强烈挑战。一个几乎连自己的核心主张都找不到的政治流派显然会被质疑作为意识形态的实在性。这不得不令相当多的人怀疑保守主义是否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可能也是保守主义在学术上缺乏支持的原因。“政治极化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几乎全都站在政治领域的同一阵营里。民意调查或者竞选献金流向的数据是无可争议的：美国的学者远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加信奉自由主义。”[15]或者用互联网模因式的表达，“白左横行”的西方大学是“政治正确”的重灾区。
在进步史观的主导下，保守主义被理解为阻碍历史发展的落后因素，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激进派直接否定保守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主张直接消灭这一对象。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解放宽容意味着对右翼运动的不宽容，对左翼运动的宽容。”[16]相对温和的派系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必要的调和，调和激进变革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其本身缺乏真正的主体性。它的内容是由它所反对的对象所决定的。换言之，一旦完成缝合，保守主义就完成自己的任务，应该寻求体面退场。(https://www.daowen.com)
保守派内部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调和论的部分想法。柯克承认现代保守主义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对现代革命冲动的妄想和过度行为的抗议。斯克鲁顿承认：“从经验的表现来看，保守主义是一种更具体的现代现象，是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巨大变化的一种反应。”[17]甚至伯克本人也强调：“宗教改革，这一人类发展最伟大的时期之一，亦是一个充满麻烦和混乱的时期。”[18]保守派不反对变革，保守派反对的是在没有审慎考虑下对原有结构的肆意破坏。人类社会绝非某种新奇的意识形态的试验场。
通过强调保守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存在以下明显的益处。
一是将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做出区分。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对于传统社会的某种向往是许多人混淆两者的原因。保守主义拒绝一种静态的历史观。传统本身被视作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已经设立成文法规，人们也不应当总是一成不变的”[19]。复古主义则不同，它企图将人类历史实现逆转，将过去复刻到现在之中。伊斯兰国重建哈里发的尝试是这种极端想法的产物。
二是破除对保守主义身为既得利益维护者的指责。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的结盟纯粹出于历史的偶然。这有助于维护秩序的稳定传承和传统的延续。一旦既得利益者不再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保守派不吝啬与其他的政治派系结盟，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保守思想最重要的投入是渴望维持一个社区赖以生存的熟悉和信任网络。”[20]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而非破坏传统。伯克本人在议会中经常以改革派的面貌示人，尤其是在他主导的1780年经济改革中，伯克强调需要通过改革控制政府支出的滥用，维护英国政治制度的稳定。
三是指出自由主义主导下现代性模式的缺陷。“对于劳工、新闻界、学术界和知识界，甚至越来越多的工商界来说，正是这种深深扎根于霍布斯、卢梭和边沁的学说的知识分子，在当前最具有权威性。”[21]但原子化的个体是无法构建起能在社会中有效运行的个体权利。抽象理性对个体的不断还原只会催生出更为极端的唯我论。激进派对传统的解构就像是要改变牛顿的肤色或者性别一样，“这就像努力废除万有引力定律，或废除所有人类历史”[22]。解构没有带来平等，反而滑向虚无的深渊。
保守派的目标不止于此。调和论只是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应激反应提供了存在的证明。保守主义同样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实践中它的首要目标就是恢复政治的本来样貌。哲学家对政治的讨论如同教人游泳却没有下过水一样，不足以窥探政治的真实情况。“政治家与大学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关于社会的普遍观点。”[23]对政治的把握需要从哲学家的政治中迁移出来，转化为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家的政治在实践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即结果论和可操作性。从结果论上看，政治必须以结果而非理论作为自己的评价标准。看似完善的理论只是人类理性能力推理的结果，理论需经由现实的检验才能获得自己的正确性。这也是为何保守主义往往从支持特定意识形态理论的国家实践中寻找具备说服力的证据。从可操作性上看，政治理论必须是一种能够转化为具体执行的政策。作为空中楼阁的理论即便再完满，也无法对现实产生真正有益的影响。夸夸其谈的理论反而可能是对无能的一种遮掩。迪斯累利最为直接地表明这种态度：“在所有的辩论中都可以看到，墨尔本勋爵是多么刻意地回避细节，一旦他被一个尴尬的论点或一个不方便的事实所逼迫，他是多么迅速地在一些关于时代精神、哲学进步和人民权利的模糊的概括中得到庇护。”[24]
保守主义在实践中的需求直接产生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它必须提供一种应然的价值进行评价。否则它无法对结果的好坏进行任何价值上的判断。保守主义最终选择了历史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这一历史应当是历史的“真实样貌”，而非特定意识形态所形塑的修正历史。在这一“真实历史”中，实然与应然达成了自身的统一。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迟早会追问所谓的“真实历史”具体指向何种对象。或者至少保守主义需要回答，“真实历史”通过何种方式向我们展现。
保守主义找到的答案就是传统。传统不纯粹是一种落后的偏见，它同样包含先祖的集体智慧。审慎就是这种智慧的最高体现，它代表人对一切陌生事物的温和怀疑。与近代政治自由主义对理性的推崇不同，保守主义将审慎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将其作为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关键要素。理性给予人类的只是片面的自由。“它在一瞬间给予改变的自由，但是却甚至没有留给你保存的自由。”[25]审慎却赋予人超越理性的能力，应对更多不可知的情况。
施密特将保守主义对历史的偏爱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历史是保守的神祇，它把革命之神所革命化了的东西恢复原貌。它把普遍的人类共同体确定为历史中具体的人民，这个人民因这种限定性而成为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实在，并具备创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语言以表达其独特民族精神的能力。”[26]保守主义的国别性特征反而是其内在一致性的表现。
保守主义在“真实历史”的护佑下，开始走向自己内部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即保守什么和如何保守。一方面，保守主义的词源本意已经暗示必须保存什么作为基础。它的答案是保存传统。但传统显然具有强烈的人为痕迹。在历史悠久和幅员辽阔的国家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传统。保守主义必须回答自己要保存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传统本身是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动的过程。“进步，尽管在历史上太罕见了，但它是真实的；但它是人为的工作，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审慎的工作；它不是自动的。”[27]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中，在不断变动的传统中保存传统就成为更为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保守主义真正缺乏政策上相似性的原因。
保守主义的全部希望和它的困境皆在于上述两个问题中。它否定政治理性主义能够真正理解历史，甚至否定政治可以成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数学提供了清晰的、可验证的答案，仅仅因为它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为询问者提供问题和答案的人造系统，而这些问题仅以其自己的术语来表述。”[28]政治永远不会提供如同教科书般精确的答案。保守主义的含义只能体现在它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