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与改革
伯克与汉密尔顿的关系可以用曲折来形容。在他成为汉密尔顿私人秘书的头两年，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1761年，当汉密尔顿被任命为爱尔兰首席秘书时，伯克也作为私人秘书回到了都柏林。汉密尔顿对伯克的日益倚重却令伯克感到窒息。这意味着对伯克时间越来越多的占用。在没有获得期望的回报之后，伯克将这种占用视为压榨。“他觉得，一个人通过庇护的方式压迫另一个人，就像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一样。”[67]这促使两者的关系在1765年走向决裂。随后不久，伯克遇到了自己在政治上最重要的领路人，也就是当时辉格党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罗金汉姆侯爵。
罗金汉姆十分赏识伯克的才华。他帮助伯克在口袋选区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这对伯克个人政治生涯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提升。他第一次有机会踏入英国政治的决策之中。“他作为一个独特个人表现的文学生涯，似乎已经结束了。相反，他将作为一个党派的代言人崭露头角。”[68]
罗金汉姆时代的辉格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是光荣革命的直接继承者，是维护英国秩序的关键集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光荣革命也早已化为一种历史记忆，难以对现实的政治利益产生刺激。“革命中延续下来的家族，或早或晚都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寡头政治集团，詹姆斯党早已分崩离析，无法构成威胁。”[69]乔治三世的登基进一步恶化了辉格党的处境。虽然将自己定位为英国宪政的维护者，不过作为一名试图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在客观上加强了王室的权力。
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和罗金汉姆辉格党发言人双重身份的伯克必须处理一个问题，即今日的辉格党应该如何将自身的定位与政治现实相融合。伯克的办法是强调罗金汉姆辉格党人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制度的自然继承者，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继续维护在国王、议会和民众三者间的权力平衡。用伯克晚期的话说，“一个政党很少有机会在像革命这样的重大宪政事件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进行明确、真实、有记录的声明。辉格党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更恰当地说，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70]。议会享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是遏制君主专制和民众任性的最佳堡垒。“议会是所有政治活动的重要目标，是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是政治活动的工具。”[71]
伯克没有明确表示，他的做法却实际上将罗金汉姆辉格党人定性为英国政治制度的维护者。在这一基础上，伯克进一步建立起关于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党派政治至少具有两个相对的优势。从消极方面看，议会可以通过弹劾等方式限制党派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积极方面看，党派精神可以孕育政治友谊。党派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同盟。“当人们被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可以轻松而迅速地传达任何邪恶计划的警报。他们能够通过共同的意见来了解它，并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它。”[72]在共同信念和长期的相互协作之下，党派成员可以诞生出一种基于信念而非单纯利益的友谊。
在伯克的理解中，党派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信念共同体，分享有相似的价值观念。由于党派成员以共同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当少数议员与党派的意志不一致时，他们需要为了共同的理念克服或者忍受这种不一致。“如果一个人在选择他的政治伙伴时，十次中至少有九次不同意这些原则，那他一定是特别不幸的。如果他不同意这些建立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在应用时必然会引起一致，他就应该从一开始就选择其他更符合他的意见的原则。”[73]
伯克的政党理论不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在一个没有政党政治的时代中构想政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与写作《英国史散论》时的伯克相比，进入议会中的伯克对英国政治制度有更为切实的了解；但他依旧没有明确英国政治制度就是保存的核心。对于他而言，保存什么似乎是某种不言自明无需归纳的常识。共同的情感纽带和对伦理共同体规范的模糊理解足以保证民众接受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反而在如何保存这一问题上，伯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即如何改革。
从表面看，伯克的改革观是矛盾的。1780年对经济改革与1785年对议会改革的态度差异可以视为例证。在经济改革中，他展现出典型锐意进取的形象。他以一种讽刺性的方式指出政府滥用支出的程度。“在我们的机构里，我们经常看到一间办公室，每年有100镑的开支，还有另一间办公室，同样的开支，用来反对那间办公室，而整个办公室压根不值20先令。”[74]政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裁撤自己的部门。“当旧制度存在的理由消失时，只保留它们的负担是荒谬的。”[75]
伯克在议会改革中的立场却十分保守。伯克承认口袋选区存在问题，但这不意味必须改变议会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范围的概念，一个个体瞬间的集合，而是一个连续性的概念，它在时间、数量和空间上都延伸。这不是某一天的选择，也不是某一群人的选择，不是多种多样、眼花缭乱的选择；这是各年龄段、各代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举。”[76]因为一时的不便改变政治结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言行不一或者自我矛盾不一定是什么严重问题。但伯克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巨大转变使得他的一致性问题成为政治上反复攻击的重点。伯克的反对者试图指出，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投机主义者，伯克在改革问题上的变化是他日益背叛自身思想的表现。他对口袋选区的反对也与自己出身口袋选区密切相关。经过数十年的议会浸润，伯克从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变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
面对众多不一致的指责，伯克不得不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从而在客观上促使如何保存的原则清晰化。
第一，伯克承认人存在偶尔的不一致，但这不等于放弃原则。完全一致的人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即便不讨论人在漫长生命中可能产生的思想变化，具体语境亦会对语句的理解产生误差。要求人在一生中保持一致，尤其是一种数学上的一致，是一种典型抽象理性的讨论方式。“这种从你已经按照某条路线做了任何事情，到做每一件事情的必要性的论证方式，除了逻辑上的谬误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后果。”[77]
第二，伯克质疑福克斯派指责的动机。在1770年讨论缩短议会任期的问题中，他就强调，“重要的不是制度的形式，而是制度的道德和效率方面”[78]。随意缩短任期是一种抽象理论的逻辑结果。它缺乏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就前者而言，也许它更可能起到反作用，而不是促进它所提出的目标。”[79]
伯克强调他对议会改革的慎重态度早已有之，也为福克斯派所知晓。“然而，这些朋友在他的好日子里，当他们对他的服务有更多的希望，对他的损失有更多的担心时，从来没有选择在他支持自由的行为和表达与他对这些问题的投票之间找到任何不一致的地方。”[80]如果福克斯派认为伯克在议会改革问题上背叛了辉格党，为何他们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对这一点进行谴责。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攻击是更多出于党派动机，而非对原则的坚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具体改革上的不同，恰恰是因为伯克始终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坚持。伯克采用一个巧妙的比喻说明他的立场。“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处于圆心的人与从圆周的任何部分看他们的人应该是直接对立的。然而，他仍然会留在那个中间点，尽管他可能会听到那些自己跑到奥罗拉和恒河之外的人喊道，他是在西方的极端。”[81]那些认为伯克背叛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伯克始终忠诚于他所塑造的罗金汉姆辉格党理念，是福克斯派受到抽象理性的诱惑背叛了原有的理念。
伯克的改革观与他在《英国史散论》中的态度非常相似。《大宪章》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权利，而是恢复过去的权利，保证贵族和国王的平衡。这种核心认知上的区别才是伯克和洛克本质上的差异。两者都尊重自由，也承认议会权力的重要性，强调光荣革命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洛克而言，国家被认为是“人所建立的一种为了固化、保存和增强他们公民兴趣（civil Interests）的社会”[82]。改革是为了实现抽象理性所构建的理论目标。这种改革必然会损害伯克试图维护的英国政治体制，最终危及现实和道德的平衡。福克斯派的很多改革就是建立在对抽象理性的狂热信任之上。他们早已忘记，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它是国家的一种极端药物，是对事物稳定秩序的暂时取代”[83]。肆意的变革将对政治制度的脆弱平衡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伯克也将维护英国政治制度这一标准运用到他对国外问题的处理上。在美洲的税制改革上，他指出殖民地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对美洲强加税负的行为不符合建立殖民地时的目标。“这类税收违反了殖民地赖以建立的基本商业原则；与所有的政治公平观念相反；我们受平等的约束，尽可能地将英国宪法的精神和利益扩展到英国领土的每一个部分。”[84]在印度改革的问题上，伯克认为黑斯廷斯的权力集中举动让东印度公司成为政治和经济的双头蛇，这种情况导致黑斯廷斯成为印度事实上的独裁者。他在《福克斯的印度法案》中分析道：“《大宪章》是一部限制权力、摧毁垄断的宪章。东印度的宪章是建立垄断、创造权力的宪章。”[85]对于任何海外领土权益的变动，也不是为了创新，而是维护英国政治制度的运作。
正是在对自己改革立场的维护中，伯克最终提炼出保守英国政治制度这一核心主张。议会时期的伯克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态度高度继承《英国史散论》的基本观点。“在那里，政府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想象中的人的权利上（充其量是把司法原则和民事原则混淆了），而是建立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人性上。”[86]一方面，政治不是抽象理性规划的结果，“人不是天使，一个人间天堂是不可能被形而上学的狂热者设计出来的”[87]。抽象理性的狂妄自大超出了它的合适界限。另一方面，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代表我们需要接受政治中的偶然性，接受习俗、惯例等一系列充满特殊性的成分。这塑造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三个特点。(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最重要的是混合性。《英国史散论》已经指出，《大宪章》本质上是贵族与国王妥协博弈的结果。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在不同利益团体反复的博弈和妥协中形成的。今日的英国政治制度特别受到光荣革命的影响。它突出表现在贵族、民众和国王三者利益的动态平衡之上。“英国宪政应该由三名成员组成，这三名成员的性质各不相同，而英国宪政也确实是由这三名成员组成的，而且英国宪政认为有责任保护每一名成员在其适当的位置上，并以其适当的权力比例，必须（因为每一名成员可能会受到攻击）根据属于他们特有的几项原则来维护这三部分。”[88]
其次，变动性。伯克再次重申《英国史散论》中的观点，即英国政治制度绝非一成不变的复古之物。英国政治制度深深根植于英国人的经验之中。“伯克采用了一种实用性的方法，即从具体经验中派生出临时原则。”[89]临时原则有利于寻找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权宜之计是对社会和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益的。”[90]反过来说，当社会和利益群体发生变化时，政治制度也有必要随之进行一定的修正。它不应该使自己陷入某种僵化的框架之中，成为动态平衡的威胁因素。“对政府的角色和形式做出任何绝对的断言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断言是基于抽象的理论，可能与经验现实不符。”[91]
最后，易碎性。由于缺乏抽象理性的清晰性，英国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依赖于不同团体的妥协和自我克制。这极度依赖于不同团体的共识和耐受性。轻易损害共识，特别是核心共识，将引发英国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动，甚至解体。伯克再次通过自己的修辞技巧描绘出英国政治制度的这种特点。他写道：“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种良好的平衡之上的，被峭壁陡峭环绕，四周皆为深不可测的水面。如果我们把它从危险倾向的一边移开，那么在另一边亦可能会有颠覆它的危险。”[92]
英国政治制度的三个特点构成伯克改革观真正的一致性。无论是早期对议会权力的支持，还是晚期对王权的维护，伯克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制度的动态平衡。1770年的问题和1790年的问题截然不同。18世纪70年代，乔治三世权力的扩张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最大威胁。王权的肆意扩张，将重新导入一种君主暴政的可能性。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共和派的激进革命则成为更严重的威胁。这场革命已经不再是扭曲平衡，而是彻底摧毁平衡本身。“这个虚构的多数派编造了一部宪法”[93]，意图完全摧毁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在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下，强行寻求同一个答案反而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成为伯克渐进式改革观的基础。作为一种相对温和的力量，改革自身也存在破坏性。“宗教改革，这一人类发展最伟大的时期之一，亦是一个充满麻烦和混乱的时期。”[94]任何今日的变动都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政治改革是一件比起实验室实验更加需要考虑后果的事情。在所有实验中，以人作为对象的医学实验是最为严格的实验之一。这种实验可能对个体生命健康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政治改革将整个社会作为试验对象，它针对的远不是几个人，是一整个庞大的群体。“它面临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实际的选择，一个在现实世界产生结果的选择。”[95]这需要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推进改革。
伯克渐进式改革观的谨慎特质主要体现在这两个环节。其一，追求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核心的部分，亦存在相对边缘的部分。后者的改革，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影响较为轻微。因此，它可以相对做出更为大胆和迅速的变动。核心部分的改革与其相反。针对越涉及核心的部分，改革也需要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伯克反对取消神职人员会议（The Convocation of the Clergy）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一机构已经沦为纯粹仪式性的部分，但它在政治制度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无论如何，它是宪政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情况之下，它就会重新唤起活力并且充满能量。……允许其合法存在是明智的；更明智的做法是只将其作为一种合法存在继续下去。”[96]其二，聚焦具体事件。改革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处置。“伯克不喜欢抽象讨论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抽象概念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现实的建议，而不是理论的想法或法律的概念。”[97]“伯克的调查不仅总是出于紧迫的政治原因；它们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98]在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改革议题也需要分别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尤其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差异。在不同历史习俗的塑造中，民众的性情、禀赋和为人处世的态度皆存在差异。伯克经常将英国与法国民众进行对比。他判断前者的性质是民众性的，而后者是亲附性的。这种禀性上的差异要求，“人们必须以一种与他们的脾气和性情相处的方式来管理”[99]。换言之，英国改革的成功不代表法国可以复制这一方案。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模板只是抽象理性的幻想。
渐进式改革的最大优势也满足了伯克早期平衡现实和道德关系的兴趣。通过最大限度地维持共识，民众在忍受现实中不完美的同时，也不会陷入过分的冷漠之中，忽视道德改善的意义。伯克的平衡也会被反对者视为折中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新证据。其中有两个问题需特别澄清。
第一个问题体现在伯克对共识的偏爱。他也承认改革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当他们对自己的任何旧偏见，或他们所珍视的任何利益受到触动时，他们会变得谨慎，变得挑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例外”[100]。对共识的强调将赋予现状更强大的力量和更高的优先级。维持共识可能会蜕变为维护既定秩序的借口，导致改革变得更为困难。
第二个问题直接质疑伯克理论的实践性。即便怀有维护英国政治制度这一共同愿景，每个人对事态的判断和把握不尽相同。他们完全可能在同一改革问题上做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选择。面对这种分歧，伯克的理论也无法给出如同一般抽象理论一样较为明确的评价标准。换言之，民众为何要相信伯克而不是别的政治家对于具体方案的把握？
第一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但伯克可以反驳，政治家在尽最大努力的情况下，民众依旧无法凝聚共识。这暗示改革的条件本身尚未成熟。至少，大部分民众不激烈反对现有的共识。“一个国家的宪政一旦达成某种契约、默契或明示，在不违反契约或得到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现存的武力力量可以改变它。这就是合同的性质。”[101]强行依赖脆弱多数推进改革，是潜在的多数人暴政。这种撕裂共识的做法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改革的积极结果无法被吸收，民众却陷入高度分裂之中，最终演变为内战的导火索。
在第二个问题上，伯克试图以自然贵族这一理想形象作为可能的标准。自然贵族不是一种人为塑造的结果。“文明社会，必然产生这种贵族，是一种自然状态，比一种野蛮和不连贯的生活方式更真实。”[102]“一个自然的贵族产生，不是来自某个创始人的思想，也不是来自大自然之手，而是来自习惯化。”[103]他们诞生于英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具有处理政治事务的优秀才能。
自然贵族的具体优势是建立在弥补两类现实的人物的缺陷上。一类人是利用民主选举的野心家。这类人往往雄心勃勃，行动力旺盛。他们会不择手段地为了自身的利益煽动民众的情绪。伯克承认野心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是旺盛行动力的来源。他也注意到这种野心的危险性。在强烈获取个人利益的野心促使下，人一旦沾染上权力之后，就再也难以放弃权力。这极有可能导致专制的出现。“将行政的体制委于一人意志，无论个人人品如何，都是有缺陷的。”[104]自然贵族往往能够将个人野心与国家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自我利益不一定是至高无上的。这是自我牺牲的前提。这种牺牲是建立在维护英国政治制度这一基本原则之下，是一种真正忠诚的表现。
另一类人，世袭贵族往往是既定秩序的受益者，他们的利益高度与国家现实利益绑定在一起。他们对现实秩序的满足也往往让他们陷入一种冷漠和无动于衷的地位。与野心一样，这种冷漠和慵懒也有其积极价值。它帮助贵族以一种谨慎和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变化。问题是，这种冷漠也导致他们疏于捍卫英国政治制度。“罗金汉姆辉格党人的普遍错误，来自古代贵族阶层的惰性：他们的特征中有太多先前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可能认为，通过现在的努力，他们什么也得不到。”[105]自然贵族在更为敏锐地意识到对英国政治制度潜在攻击的同时，也比世袭贵族具备更多处理政治事务的才能。
自然贵族这一概念暗示，不平等才是人类自然的情况。一切政治讨论必须符合基本的现实和人性。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才能上，也表现在道德素养上。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也是历史演化生成的结果。霍布斯意义上能力总量的相等，是一种抽象的讨论。在具体的情况下，身体和头脑的能力往往不能进行互换。一个身体素质再优秀的人，不代表他能够推导出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头脑也不能让他成为百米冠军。“显然，在自然界中，人类是不平等的：在思想上、身体上、能量上，在各种物质环境中都是不平等的。”[106]
这种不平等最终转化为对贵族制，或者贤人政治的支持。如同他在《改革者》中所做的那样，他将民众视为一种未成熟的状态；可以通过引导提升民众的道德素养。下议院议员与民众的关系类似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他们需要为民众负责。许多议员迫于民众和党派领袖的压力，并没有真正履行这一职责。“他们对那些从未征求过他们意见的措施，往往漫不经心地、被动地予以赞同。”[107]对民意的表面服从掩盖了它放纵的本质。
在大众政治的时代，伯克的观点不那么受到民众的欢迎。自然贵族本身也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但伯克可能意识到，正是这种浪漫化的审美反过来对现实的政治家产生道德规训，促使他们反过头来符合自然贵族的审美。这种自我牺牲是一种人性的升华，也是极度难以完成的方式。这种精神浪漫化，有助于唤起对崇高的向往，唤起对共同体的认可，从而突破抽象理性对于原子化个体的崇拜。“他相信，绅士的精神传递是一种不自私的自尊，这是一种更大的为公众利益着想的感情的萌芽。”[108]
伯克不否认自然贵族会对同一事态出现不同判断，进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公众也可能会被野心家一时蛊惑。但这正是自然贵族坚持自身的意义。“政治家的职责并不属于众人所选择的那些人，而应该由那些有德行和智慧，实际的或假定的，有资格完成政府任务的人履行。”[109]自然贵族是民众的代表，也是国家和历史的代表。他们始终是英国历史的维护者，是不断演变的英国政治制度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