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诞生

第二章 伯克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诞生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法国革命论》,伯克可能只能以二流政治家的身份被书写于历史之中。作为长期的议会反对派,伯克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在内阁担任初级部长的职务。与当时下议院大部分贵族议员相比,作为平民的伯克很难占据重要的职务。在议会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伯克的出身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这种争议急剧增加。相当多的人否认伯克的独立性。“伯克是在附和罗金汉姆的观点,而不是鼓励他们。从真正意义上说,埃德蒙·伯克是他的主人的声音。”[1]

伯克与辉格党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确实是辉格党在下议院最为著名的喉舌之一,他也直接强调党派政治的重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坏人结合在一起时,好人必须交往;否则,他们将一个接一个地沦为可鄙斗争中无情的牺牲品”[2]。事态的发展是更有可能的反驳方式。伯克缺乏实际的政治资源是客观事实,但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伯克长期作为罗金汉姆辉格党人的大脑所带来的影响力。否则这很难解释1791年当伯克越过下议院地板与小皮特坐在一起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伯克成为反对革命的辉格党少数派的非正式领导,而福克斯和谢里丹——他一生的政治朋友——则领导着辉格党多数派。”[3]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日益激烈,包括波特兰公爵的大批辉格党人纷纷投入伯克的阵营。福克斯派直接从90人的规模萎缩为一个只有20多人的小团体。在伯克带头的分裂中,辉格党几乎直接断送了接下来30年执政的可能性。

国际政治,或者说帝国问题是伯克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伯克可能是天生的帝国支持者。与当时绝大多数的不列颠思想家不同,他既不来自英格兰,也不来自苏格兰。作为一个在爱尔兰长大的圣公会教徒,伯克对帝国的政治结构始终保持相当的敏感性。“伯克在其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为文明帝国的权威辩护。英国对美洲的控制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理想的;爱尔兰的分离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未来都是一种灾难;对孟加拉的征服是一种合法的战争行为。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伯克对没有帝国的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4]大英帝国的政治制度就是英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正是英国宪政的精神,通过广大的群众,渗透、滋养、团结、振奋、活跃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是最细小的成员。”[5](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在帝国政治的实践中和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伯克选择将英国政治制度作为保守的核心。英国政治制度成为一种区别于法国大革命所构建的抽象制度的对立面。“黑斯廷斯的暴政,或者说他的统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的行政实验和对多变的政治环境的临时调整,而且相对来说是无理论的;事实上,缺乏改造社会的意识形态热情或理性主义计划是印度的压迫者与法国的革命者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6]法国大革命彻底破坏了与历史传统的联系,他们所设计的国家只能在纯粹的抽象理念中运行。

对法国大革命的把握直接转化为伯克对如何保守的两个判断上:一是对内方面,或者说在帝国政治方面,伯克倡导温和改良,拒绝对政治制度进行激进的变革。二是对外方面,反对一切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英国政治制度与此类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调和的可能性。“它们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直接违背人类的常识和共同感情。”[7]与抽象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一场道德战争,而非常规的地缘政治冲突。唯有一方的毁灭才能换得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