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 论
对于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全面评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书更多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对其生成的历史进行梳理，描述其如何从历史中自我产生的过程。换言之，比起传统保守主义是什么，传统保守主义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样态才是描述的重点。需要承认的是，传统保守主义者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他们承认权谋在政治中的必要性。为了维持政治优势和执政地位，战术性的转换立场是必要的行为。这也成为其他意识形态指责传统保守主义缺乏原则或者投机主义的现实原因。
传统保守主义的投机倾向不能直接等同于其缺乏内在一致性。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恰恰与其内在一致性密切相关。正如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将传统作为保守的根基。这必然涉及什么是传统这一问题。传统在历史中的具体形式本身是多样化的。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习俗偏好、法律制度和政治框架。这也是为何传统保守主义会具有强烈国别特征的原因。这种具体内容上的历史性和偶然性是传统保守主义始终无法将自己固定在具体政策目标上的原因。它的主张只能适配于自己的历史特殊性。甚至这种主张将随着传统的重大迁移发生根本性颠倒。法国保守派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化是非常有趣的例子。与19世纪的法国传统保守主义者不同，今日被称为极右派的国民联盟也高呼要捍卫共和国的世俗价值观。共和国已经取代法兰西王国成为新的共识坐标。
具体政策转换背后是对于传统的一致性理解。“真正的传统不是发明；它是发明的意外副产品，也使发明成为可能。”[1]传统是作为一种前置的社会结构内嵌于人类社会之中。从实践过程看，它是族群集体智慧的结果；从实践作用看，它为人类社会提供理解自己历史的锚点，保证了文明的延续性。在这一基础上，传统保守主义者进一步赋予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传统从根本上是人类体验神圣性和超越性的方式。对作为意识主体的人类而言，神圣性和超越性是不可或缺的概念。人类一定会从概念上寻找自己认识能力的边界。
传统的优势在于使得人类能够天然地从属于共同体之中，认识到个体的局限性。在共同体的伦理规范约束下，其成员可以较为自然地意识到他不只是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而存在。从狭隘的原子化个体中超脱出来，人类才可能真正意识到超越性或者神圣性的价值。它本身暗示人类，特别是个人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宗教、家庭、政治结构都是人类局限性的自我需要。这些结构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存在，而是为了填补人类对神圣性和超越性的结构性需要而存在。正如柯克所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能令人满意地提供政治和经济计划……但宗教教条确实为终极问题提供了答案”[2]。
超越性和神圣性反过来强化传统的规范性作用。这种规范性不只是对大多数成员的约束，而是所有成员进行社会交流和活动的基础。即便是试图打破规范性的成员，也必须在承认现有规范性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这也是为何传统保守主义者天然地对社群主义抱有好感的原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保守主义者比起他们的社群主义同行，往往持有更为坚固的观念。社群主义者可能为了维系共同体做出过多的让步。“他们过于相对主义：虽然现代社群主义者可能愿意反对一些反社会的做法，但他们仍然容忍许多‘恶习’。”[3]这成为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领域缺乏“宽容”精神的可能诱因。
传统保守主义者缺乏“宽容”的表现被激进分子解释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证据。在一种中性的表述下，传统保守主义者对共同体伦理规范提出更高的一致性要求。在缺乏外力刺激的情况下，传统倾向于维持既定的目标，并且以循环的方式不断加强自身。创新在传统之中只是作为偶然的边缘事件出现。边缘群体处于实质性的失声状态，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事物的阻碍性要素。在社会正义之类的理论指导下，激进分子将传统视为阻碍公平的重要因素。解决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彻底消灭传统。
激进分子的冲动行为可能至少触犯以下三个错误。
第一，传统倾向于维护自身，但它是变动性的。一成不变本身意味社会已经失去自我演化的能力，也不符合英美历史的自我展开过程。斯克鲁顿就表示：“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一个缓慢、稳定地从古老的君主制度、基督教和习惯法馈赠中提取制度和自由的过程。”[4]如同上一章指出的那样，家庭这一核心概念内容的变化是典型的表现。LGBT家庭也正在被纳入正常家庭的范围。伯克也早就指出，今日英国的制度是撒克逊传统、罗马法和教会法多重影响之后的结果。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显然也无意恢复11世纪的诺曼法律。
第二，传统在带来封闭性的同时，也是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协调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一个社会可能无法自我再生产。”[5]或者用布隆德的话说，“传统是一种隐性知识，它允许不确定性不崩溃为完全的未知”[6]。正如原始人类对新狩猎区域的未知探索一样，小心谨慎可能才是保障文明延续下去的实际策略。废除传统让人类丧失历史传承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优势，或者至少否定了传统内在的积极价值。
第三，以“宽容”之名剥夺传统，实际上是剥夺民众的风险偏好自由。传统保守主义在心理上表现出更强的消极倾向，也更倾向于将外界的消极信号视为威胁。这本身是人类性格的一种正常倾向。激进分子在实践宽容的同时，也剥夺传统保守主义者对低风险的偏好。激进分子的宽容实际上要求所有人接受同样的风险偏好。“在所有的紧急情况下，在所有废除旧惯例的变化中，乐观主义者都希望事情能变得对他们有利。”[7]他们不允许有人认为变化可能带来灾难。这才是比传统保守主义封闭性更可怕的均一化表现。以保护多样性为名，他们反而剥夺了人类多元化的生存样貌。
不过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解释相反，它的核心理念从19世纪开始呈现出不断收缩的结果。在伯克和迪斯累利的时代，传统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东西。高度单一化的民族构成和强大的乡土社会为传统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支撑。在那个时代，原子化的个体几乎无处立足。或者用福柯的说法，异常者被打上精神病人的标签。他们要么选择强制接受矫正，让自己“正常化”；要么就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让自己显得“正常化”。否则社会性死亡是他唯一的命运。这也是今日反传统的激进分子对传统原始的意象构造。传统被描述为一种压抑性的存在，遏制人类的天性。
但激进分子可能没有注意到，对大多数人而言，传统不是作为压迫者而是守护者出现的。主流群体的感受同样十分重要。共同的认知在带来偏见的同时，也成为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共同体本质上不会对所有人敞开。它必须通过趋同的规范性认同维持自己的凝聚力。一个能够承认所有人诉求的共同体与空集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共同体只能通过不断的还原和抽象，掏空一切实质性的规定。
建制教会是首先受到冲击的对象。从伯克时代，对其他宗教进行宽容已经获得政治上越来越多的支持。伯克在爱尔兰天主教问题上就强烈支持天主教徒获得更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实质上权利的平衡确实影响了建制教会的扩张。教义的传播不只有柔性的影响，有时也必须以强力推行下去。圣公会本身就是由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只不过在漫长的过程中，圣公会被驯化为英国历史延续性的一部分。更为关键的是，宗教宽容的限度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如果天主教徒可以被宽容，无神论者最终也会被纳入宽容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宗教信仰将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日益世俗化的进程进一步将建制教会从政治结构中排挤出去。建制教会对政治实践的影响程度也不断降低。虽然传统保守主义者一直试图强调教会应当集中在属灵的方面，实存意义的弱化迫使共同的宗教信仰趋于瓦解。
朴素的科学实证主义则给予宗教信仰最后一击。以至于曾经无可置疑的宗教信仰沦为必须加以解释的东西。斯克鲁顿就被迫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人文教育的学者依旧相信《圣经》中奇迹的问题。他以非常理性化的阐释，“通过‘恐惧’，我理解了敬畏、谦卑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我接受康德关于人类理性局限性的证明，并承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概念扩展到为自己提供对世界的解释或对造物主的具体认识的程度”[8]。
建制教会的衰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真正意义上的快速衰退是二战之后的结果。所谓的宗教复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共同宗教意识。它更接近于个人对宗教信仰的不断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共同体的规范性意义被严重削弱。柯克试图进行最后的尝试，以基督教文明的名义维持统一的信仰。一方面，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理性时代建制教会的衰弱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教会也不是第一次陷入衰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宗教假设在正式的崇拜衰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滋养着一个民族，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动机”[9]。基督教的具体形式可以消失，基督教精神依旧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在适合的时机下，基督教将重新焕发自己的生命力。
柯克的范式依旧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教会可能是属灵的，但教会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由人员所构成的宗教机构。它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信徒的任何影响都可以转化为政治动员能力。在现实世界中建制教会不可能作为纯粹属灵的机构存在下去。教会政治影响力的衰弱也反过来削弱信仰的传播。从现在的效果看，可能保守的教会学校是传统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唯一比较成功的尝试。虽然教会学校没有改变高等教育日益左倾的问题，它们至少保证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组织度，避免淹没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潮中。
家庭是今日传统保守主义更大的危机。一战后的性浪潮和女性工作参与程度的提高是危机最初的表现。传统的家庭分工方式不再被认为理所当然；配偶之间的忠诚和责任被让位于自由恋爱的随意性。在充分尊重个体意志的潮流下，男人和女人逐渐转化为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个体。传统保守主义者因而对家庭观念做出修正；家庭分工从传统家庭观念的核心中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婚姻神圣性的强调。这突出表现为对爱和性欲的区分。家庭被否认是纯粹契约化的产物，而是具备神圣性的永恒契约。
20世纪60年代，家庭观念再次遭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次无关乎经济分工，它直接指向对家庭概念本身的意识形态挑战。“‘传统’的家庭和性道德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改变，与此同时谨慎的婚姻体系最终崩溃。”[10]性解放运动的关键在于解构了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性欲和家庭之爱中所构建的区别。一切都被还原为原始的性冲动。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基督教文明压制了人类原本正常的性冲动。性解放运动是为了回归人类的正常状态。
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思考模式下，人不仅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也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换言之，原子化的个体可以容易使用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感官享受。身体理论进一步为此提供支撑。传统保守主义“陈旧”的哲学观念导致它忽视身体的重要性。“对于萨特来说，所有与他人的关系都被身体——禁锢我们自由的内在时空——所毒害。所有的爱，最终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既努力成为现在的自己，也努力不成为现在的自己。萨特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进行论证。他认为这是先验的，欲望必须是，在自我意识主体的经验中。”[11]
女权主义和平权主义运动为瓦解传统保守主义的家庭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能。单纯的思想理论不足以导致家庭概念的迅速瓦解，政治上的推动力则将思想变为现实。对蠢蠢欲动的边缘群体而言，他们终于有机会为自己反主流和反传统的做法找到正当性解释。他们的“异常”行为不再是异常，反常的是人类社会的现有结构。在天赋自由概念的推动下，他们寻求对自己行为在表面上的绝对控制权。大学则为离经叛道的学生提供了虚假的共同感。“因此，在人文学科的新课程的核心，你会发现生而自由的谬论，永远新鲜，永远有创造力，鼓励破坏任何等级制度、纪律和秩序的做法，不断承诺‘解放’内心的‘真实自我’。”[12]这最终演变为对西方一切制度的普遍破坏和背离。传统家庭的责任所带来的负罪感即便没有烟消云散，也变得无足轻重。
避孕技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最终降低了性解放的负外部性。性解放代价的不断减小，最终为思想上的普遍放纵打开大门。反传统群体不再用担心各种性病的困扰，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的问题。“节育方面的巨大改进的结果是，男女之间的性接触不再必然带有怀孕所带来的无法控制和无法估量的风险及重大经济后果。”[13]生育率也呈现出滑坡下降的趋势。科学技术已经为人类对身体的自由支配打开方便之门。这开启了家庭概念在冷战后崩溃的狂潮。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节育；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越发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将进一步将家庭与个人割裂开来。甚至随着人造子宫的出现，家庭本身是否在实然意义上存在都将成为问题。
传统保守主义完全意识到了问题，也反复强调要制止多元文化主义在大学中的泛滥。传统的调门也越发高涨，甚至已经盖过了过去数十年对自由市场的争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社会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传统保守主义新的战场焦点。问题是，虽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过去几十年，传统保守主义非但没有成功阻止，反而让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泛滥到社会之中，成为一股越发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没有设法让时钟倒退一分钟：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明显在咆哮，但他们也没有做到。”[14]
更为关键的是，曾经被传统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期待的地区自治方案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斯克鲁顿还是布隆德，他们的政治实践都难以用成功加以形容。传统保守主义的弱势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现阶段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是以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扩大自己的基础。其中最主要的群体就是传统产业工人。通过将这一在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纳入左翼的群体转入自己的麾下，传统保守主义得以在选票结构上维持自己的相对人数。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总体呈现萎缩的趋势。强制性的产业迁回即便能够扭转这一人口颓势，也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成这一点。在这种扭转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对传统保守主义的支持。
跨种族的家长阶层为新的文化战争提供推动力。但这种联盟不是出于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忠诚，而是出于对多元文化主义过分激进的反感。传统保守主义如果不能找到将机会性的联盟转化为忠诚支持者的方式，家长运动的潮流很有可能会随着风向的转变再次发生变化。
从根本上看，今日传统保守主义与迪斯累利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相似性。问题是，迪斯累利时代相对单一化的民族和较少的城市人口现状也很难在当代西方国家完全复制。传统保守主义者也更难依靠统一的宗教信仰和家庭观念。这严重削弱了地区共同体自我平衡的能力。换言之，今日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可能需要更强力的手段恢复地区共同体的规范性。“即使保守派在重振公民社会等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仍会出现冲突。一些保守派越来越愿意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进一步扩大了现有的差距。”[15]他们不得不在对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主义恐惧和日益衰败的地区共同体中做出选择。
比起理论家的担忧，政治实践中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正在以更为迅速的方式接近强力的国家概念。布坎南指出：“胜利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保守主义精神，以捍卫美国和西方的正确之处，而且是一种反革命精神，以收复失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开国元勋们不得不成为叛徒。”[16]传统保守主义必须以像敌人一样的方式来反抗敌人。以民粹方式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也无意扭转行政权不断扩张的态势。经常性的行政命令已经代替了两院的立法。(https://www.daowen.com)
传统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中的转化可被视为一条未来的可能出路，即放弃对于国民的统一想象，承认自己只能代表特定的利益团体。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传统保守主义可以将具体的政策目标具体化、清晰化。它也不必为了保持所谓的整体利益进行谦让。作为代价，传统保守主义可能需要根本性背离迪斯累利“国民政党”的理念，承认今日的西方世界已经不具有共同的理念。换言之，传统保守主义者需要意识到在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压倒其他竞争者。更加封闭、排外和反智是可能需要容忍的缺点。
另一条道路更加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即将保守主义转化为一种元政治形态。二战后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转化。他们强调无论持有何种政治主张，即便是自由主义的主张，也必须在传统保守主义所提供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运行。“左派需要接受一种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建立在美好生活的概念上，而美好生活是由善良的人所争夺的。”[17]左派同样趋向于这一目的，只不过在具体的策略和核心概念的选择存在不同的偏好。斯克鲁顿更露骨地指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自由主义只有在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社会背景下才有意义。”[18]
上述做法的优势在于维持传统保守主义作为概念存在下去，也有助于为传统的不断变迁提供形而上学的支撑。建制教会的萎缩则暗示这种理论上的新结构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实践问题。霍布斯在理性化上帝的同时，将上帝的属性搁置；进而导致我们只能以理性的方式普遍言说上帝。上帝在结构中的至高地位反而导致上帝自身的虚化。作为元政治形态的传统保守主义完全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最终会询问，这样一种传统保守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变化能够被视为传统变化的标准。
还有一条道路是寻找新的核心支撑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庭很有可能会像建制教会一样逐渐从政治活动中收缩。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体观念转化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改变家庭的内容延续政治生命力，但传统保守主义者更多能做的是避免家庭影响力的完全消退。在一个乡土性越发被压制的时代，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提出新的核心支撑点。在民族、国家、教会、家庭等一系列概念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它似乎难以想象出什么样的新核心可以作为传统的载体。“在美国保守主义较为激进的分子中，有些人似乎愿意质疑他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立场——尽管是边缘的——表明了保守派对当前道德状况的深度不安。”[19]
以文化论而非血统论主动的民族主义或者伯克意义上自然贵族背后的等级秩序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候选人。失去家庭身份不代表失去民族或者国家身份。传统保守主义可以再次返回到曾经被放弃的地方构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核心范式。但这些潜在的替代范式也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比如，在平等风尚如此流行的情况下，等级秩序显然是难以受到欢迎的概念，并且这也可能加剧传统保守主义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偏见。但如果将等级秩序描述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则可以很大程度地削弱多元文化主义所造成的话语偏见。
或许斯克鲁顿对左翼“新话”的阐释才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突破口。左翼的“新话”天然没有传统保守主义的位置。“左翼新话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不仅因为它抹掉了我们社会世界的面孔，还因为它描述了一种假想的现实，这种假想是亲切的外表下的基础，也解释了外表是一种欺骗。”[20]传统保守主义必须学会重新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世界，否则它最终被自己的敌人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注释】
[1]Roger Scruton，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1，p.31.
[2]Russell Kirk，The Politics of Prudence，Wilmington：ISI Books，2004，p.210.
[3]Bruce Pilbeam，Conservatism in Crisi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3，p.80.
[4]Roger Scruton，Where we are，London&Oxfod&New Delhi&New York&Sydney：Bloomsbury，2017，p.14.
[5]Roger Scruton，How to be a Conservative，London&Oxford&New Delhi&New York&Sydney：Bloomsbury Continuum，2019，p.21.
[6]Phillip Blond，Red Tory，London：Faber&Faber，2010，p.124.
[7]Roger Scruton，The Uses of Pessim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8.
[8]Roger Scruton，Our Church，London：Atlantic Books，2013，p.176.
[9]Russell Kirk，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Washington DC：Cluny Media，2016，p.278.
[10]Phillip Blond，Red Tory，London：Faber&Faber，2010，p.86.
[11]Roger Scruton，Fools Frauds and Firebrands，London&Oxfod&New Delhi&New York&Sydney：Bloomsbury，2015，p.81.
[12]Roger Scruton，The Uses of Pessim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8.
[13]Phillip Blond，Red Tory，London：Faber&Faber，2010，p.87.
[14]Bruce Pilbeam，Conservatism in Crisi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3，p.204.
[15]Bruce Pilbeam，Conservatism in Crisi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3，p.201.
[16]Patrick J.Buchanan，The Death of The West，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2002，p.230.
[17]Phillip Blond，Red Tory，London：Faber&Faber，2010，p.288.
[18]Roger Scruton，Conservatism An Invitation to the Great Tradition，New York：All Points Books，2017，p.55.
[19]Bruce Pilbeam，Conservatism in Crisi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3，p.199.
[20]Roger Scruton，Fools Frauds and Firebrands，London&Oxfod&New Delhi&New York&Sydney：Bloomsbury，2015，p.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