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累利的崛起
从各种意义上看，迪斯累利都不符合典型的托利党人形象。年轻时候的迪斯累利以浮夸的风格闻名于社交圈之中；对地位和财富的大胆冒险也与保守的性情相差甚远，失败的财富投机更是让他背上了相当沉重的债务；从宗教上看，他也是在13岁时才从犹太教皈依国教，这显然令人难以相信其国教信仰的坚定性；最为关键的是，迪斯累利出身于典型的城市中产阶层，一个在当时被视为辉格党基本盘的阶层。从后排议员再到下议院领袖，再到首相，迪斯累利与托利党传统形象的巨大差距始终是他缺乏党员信任的原因之一。“事实很简单，迪斯雷利不受党内许多人的欢迎，他们不信任他。”[19]
迪斯累利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始于1832年的下议院选举。作为激进党人，他强烈支持议会改革，其中包括三年一次的议会、无记名投票等一系列主张。通过将自己塑造为反对辉格党寡头政治的代言人，迪斯累利成功扮演支持扩展平民权利的积极分子角色。1832年的选举是失败的，迪斯累利没有在任何一个选区当选。1835年，当迪斯累利再次作为激进党人竞选失败时，他在同年夏天的补选中却成为托利党人竞选。“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他曾秘密接受伦敦托利党总部的补贴，鼓励他挑战辉格党”[20]，但迪斯累利如此迅速改换门庭的做法却成为指责他不一致的“关键罪证”。尤其是考虑当时的托利党和激进党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南辕北辙的态度，迪斯累利的行为很难逃脱投机主义的阴影。
这种批评有失公允。早在1832年的失败中，迪斯累利就已经写下《他是什么》（What is He）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一个强大的政府，没有它就没有安全。”[21]当时的保守党已经无法承担这一责任，这也是为何需要第三党派加以填补的原因。在曾经的贵族制度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托利党和激进党有必要进行新的联合。“如果托利党确实对恢复贵族原则感到绝望，并且真心实意地宣称不能用现有的机器来治理国家，那么他们就有责任与激进派联合起来，允许这两个政治绰号在普通的、可理解的和有尊严的方面融合在一起。”[22]在迪斯累利看来，从激进党到托利党的立场转换不能被视为前后不一的表现。不过在整篇文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只指出融合的必要性，没有提供融合的具体方案。在两党基本政策差距甚远的情况下，当时绝大部分人将迪斯累利的想法视为天方夜谭，或者是某种想象力过分旺盛的产物。即便辉格党与激进党的结盟也是在19世纪漫长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完成的。“在辉格党和激进党设法形成一个类似‘自由党’的连贯政党之前，必须经历一个缓慢而痛苦的政治同化过程。”[23]托利党和激进党之间的差异只会增加两者融合的难度。
1837年，迪斯累利终于如愿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在整个议会生涯早期，他一直表现出对皮尔的忠诚。除了他对宪章派略带古怪的同情外，他大体上保持对皮尔政策的支持。即便当1841年皮尔再次执政却没有授予他内阁职位的情况下，他依旧在诸如征收所得税等一系列财政和贸易政策上支持皮尔政府。与此同时，迪斯累利也开始组建自己在托利党内部的同好会，即后来被称为“青年英格兰”的运动。该派系最初是由托利党中相对年轻和具有理想主义的贵族成员组成。他们尤其反感工业城镇中人的不断异化。
迪斯累利最著名的两部小说就体现“青年英格兰”的基本想法。“《康宁斯比》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贵族，在权宜的时代，通过恢复保守党的真正原则来寻找政治的意义（这显然是对皮尔领导阶层的打击），而《西比尔》则以试图提供工业城镇穷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闻名，大量利用官方报告中公布的证据。”[24]《康宁斯比》更是寄托迪斯累利的全部政治隐喻。政治性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征。“它的构想是为了证明保守党是全国受欢迎的政治联盟的正义主张。”[25]
皮尔政府的长期冷落最终激发迪斯累利的反叛精神。或者反过来看，皮尔正是担忧迪斯累利潜在的激进态度，将他排除于内阁之外。“到1842年春，他已成为保守党持不同政见者的磁石，他们担心皮尔越来越偏离保守党的正统。”[26]1846年关于废除《玉米法案》的辩论终于给他提供了机会。从当时的托利党内部结构看，包括几乎所有的上议员在内，大部分的高层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废除农产品关税。这使得托利党内部的保护主义派系缺乏强有力的代言人。迪斯累利迅速抓住机会，将自己描绘为乡村托利党人的代言人，积极攻击皮尔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土地被忽视是为了救济，它只被记住是为了征税”[27]。皮尔政府的自由贸易是以实质性损害包括地主和农民在内的乡村阶层利益为代价，从而降低城市内部的消费成本。20世纪的工农业剪刀差可以被视为一个更激进的版本。(https://www.daowen.com)
迪斯累利在贸易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同样成为他被指责为机会主义或者投机主义的重要原因。虽然成为保护主义派系的代言人，当选首相之后的迪斯累利依旧没有恢复关税。他以一个非常狡猾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上次大选中所讨论的议题并不局限于废除《玉米法》的法案是否应当修改的问题。即使在郡里，农民的呼声也不是要放弃自由贸易，而是要不偏不倚地实行自由贸易。”[28]换言之，乡村阶层自己也赞同自由贸易，问题是现有的贸易政策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迪斯累利的这种说法与100多年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公平的自由贸易政策没有本质区别。通过灵活对自由贸易的概念进行定义，从而为具体实践中的各种保护主义策略提供充分的正当性。
迪斯累利的做法可能与他所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关。恢复农产品关税固然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也会导致城市阶层负担的增加，尤其是城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成本将大幅提高。这是迪斯累利所不愿见到的情况。重视工人阶层是他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西比尔》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迪斯雷利对北方工业城镇、那里的贫困和工人的剥削的高度描写震惊了他的读者”[29]。虽然工人阶层在迪斯累利的时代并没有大规模倒向托利党，贸然恢复农业关税反而可能导致他的不一致进一步扩大。
迪斯累利与乡村托利党人的结盟，在成功摧毁皮尔政府的同时，也摧毁托利党在短期内执政的可能性。与皮尔派决裂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托利党几乎丧失自己所有的前排议员。以至于在第一届德比伯爵的政府中，托利党难以找到曾经担任过内阁重量级职务的议员。“斯坦利、本廷克和迪斯雷利，通过激发保守党对皮尔的反抗，实际上已经煽动他们的政党按下了政治自毁的按钮，而且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修复这一损害。”[30]
成为下议院领袖的迪斯累利一直试图为托利党多数执政建立新的联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本人恰恰是和解的最大障碍。这最终导致皮尔派与托利党决裂，加入自由党之中。在保护主义派系内部，迪斯累利与乡村托利党人格格不入的性情也让大多数后排议员缺乏真正的信任。“毫无疑问，下议院中的保守派对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他们对他神秘的举止感到困惑和震惊，因为他的举止有很多外国人的影子，他们无法理解和欣赏他的伟大能力，而这些能力肯定是在他的面具之下的，而且是被他的面具所掩盖的。”[31]党需要迪斯累利的才华，却始终无法充分信任迪斯累利。
迪斯累利在下议院的表现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他往往在投票中表现出精明的战术家素养，以限制政府而非法案本身作为投票重点。“迪斯雷利与激进派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他很愿意突然与他们一起进行‘快速’分裂，有时还成功地使政府陷入尴尬。”[32]同时代的人往往以狡诈的蛇形容迪斯累利在议会中的表现。这导致迪斯累利的一致性问题远比伯克更为严重。如果伯克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关键转折，那么迪斯累利似乎在每一个议题上都可能反复横跳。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关于机会主义的指责，更重要的是，一个如此精明的议会战术家是否真的怀有对保守主义的忠诚信仰。对于迪斯累利而言，保守主义究竟应该保守什么，又该如何保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