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时代的保守党困境
对于迪斯累利而言，东方问题是他的巅峰，也是他的坟墓。作为一个年逾七旬的政治家，精力的衰退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对国外问题的关注导致对国内问题的忽视。或者更准确地说，迪斯累利夹在农民和工人之间，被迫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政策之间来回摇动。1880年的大选失败宣告迪斯累利退出政治舞台。选举之后的次年，饱受多种疾病摧残的迪斯累利就撒手人寰。
迪斯累利死后的保守党则在政治博弈中站稳脚跟。在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带领下，一国保守主义逐渐成为保守党内部的主流共识。工人阶级日益成为新的关注点。1883年的《工人阶级住房法案》就是索尔兹伯里推动的项目。他尤其强调，不能因为法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存在外在的相似性，就否认法案本身的重要意义。不过在大多数时候，索尔兹伯里比迪斯累利显得更为传统，也更为谨慎。“对于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来说，城市和工业工人阶级可能不是不为人知的领域，但他们也不被视为坚实的基础。”[6]他不具备迪斯累利充满天赋的想象力，他擅长的是娴熟的外交政策。高超的外交手段帮助英国在减少与其他国家摩擦的同时，维系整个帝国的稳定。
索尔兹伯里的继承者贝尔福是老式或者说传统托利党人的最后代表。作为最后一位上议院首相，他充分代表传统英国贵族对新兴事物的怀疑。这种怀疑促使他在关键的政治改革问题上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伯克对于理想贵族的想象。议员代表民意，但更是为了国家整体进行决策。他坚定的精英主义态度成为上议院抵抗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问题是，“如果仅仅涉及政府政策方面的事，判断上的失误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修正；但是，当它们牵涉到系统性变革时，它们的后果就很容易长期固定下来。在系统性变革的风气已几乎遍布整个体制之际，贝尔福成为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这是他的不幸”[7]。
在某种意义上，约瑟夫·张伯伦可能才是迪斯累利思想的真正继承人。虽然他本人曾经斥责迪斯累利缺乏政治真诚性，但他自身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迪斯累利联合激进党和保守党的想象是具有前瞻性的政治洞察。作为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激进派系自由统一党的代表人物，张伯伦与迪斯累利年轻时代的激进党人分享有高度相似的观念。从男性普选权到工会保护，张伯伦从表面看完全站在传统托利党的反面。然而由于在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上的差异，他选择和自由党分道扬镳。在1892年的大选中，张伯伦通过与索尔兹伯里结盟，成功加入保守党领导的多数联合政府。
张伯伦代表迪斯累利预见到的未来的城市中下阶层。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迪斯累利确实认为保守党的农村基地只会逐渐萎缩。城市将成为未来政治的绝对重心。在1853年，他已经遗憾地写道，“土地被忽视了，它只被记得是为了征税。因此，旧的怨恨仍然存在，而在轻松条件下实现城乡和解的黄金机会被不可逆转地抛弃了”[8]。保守党的希望只能在于城市不断扩大而产生的新分化。出身于城市中等阶层家庭的迪斯累利敏锐地注意到城市上层和下层的隔阂正在不可逆转的加深。两者最终会演化为差异甚大的利益团体。
城市阶层的利益差异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废除以财产为资质的投票制度。由于人数无法避免的劣势，富人显然更为偏爱财产投票，或者至少是财产加权的投票方式。下层民众想要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办法则是尽可能推广普选权，尤其是男性普选权；从而放大自己阶层在议会中的比重。二是面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自由贸易确实为帝国城市提供低廉的农产品；但低廉的工业品同样可以挤压城市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一个强大的帝国才更有可能保护他们免受外国的冲击。这也是为何张伯伦代表的阶层在狂热支持政治改革的同时，又保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由党对自由贸易和权力下放的偏爱都直接损害这一阶层的利益。地方权力下放更是为潜在的分离主义提供可能的借口。
对于保守党的支持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的胜利中达到巅峰。正如丘吉尔写道的那样：“民意普遍是坚决支持帝国主义，大众为世界地图上用猩红色标注出来的庞大的大英帝国倍感自豪，并对皇家海军对七大洋的控制信心满满。”[9]迪斯累利关于“国家党”的设想从未如此接近成功。与自由统一党结盟后，选举权的扩张不再是保守党的噩梦，它反而成为其在议会算术中的优势。柯克评价道，“1895年之后，支持保守党的利益集团是如此强大、如此多元，以至于要是搁在英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保守党的地位都会是不可动摇的”[10]。保守党最大的敌人自由党却因为地方自治问题陷入不可挽回的分裂之中。可能只有伯克脱离福克斯派时的辉格党才会更加糟糕。
英国保守党未来的挑战者也尚处于襁褓之中。1892年的议会中只有一名独立工党的议员；1895年的议会中，工党更是颗粒无收。工人阶层被牢固地掌握在迪斯累利式保守主义的手中；或者更明确地说，张伯伦的手中。张伯伦在1893年给索尔兹伯里的备忘录中就强调要与新兴的社会主义争夺工人阶层的支持。这尤其体现在20世纪初期他对关税同盟的强力支持中。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巅峰往往意味着衰败的开始。在迪斯累利死后20多年，他的保守主义范式正在大获成功，但失败的阴影也已经笼罩在保守党的上空。更为巧合的是，导致保守党未来失败的原因正是塑造它今日成功的关键。一方面，迪斯累利范式以民族精神作为核心，然而民族精神需要强烈的他者形象来激发自身。用施米特的话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11]。民族精神本身蕴含于日常生活的惰性之中，唯有在特定的政治事件之下，才能激起强烈的情感，进而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动力。经常性的战争胜利只能是美味的甜点，长期存在的敌人和竞争对手才是激起民族精神的真正窍门。另一方面，英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也是民族信心削弱的来源。19世纪晚期英国虽然依旧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德美等后发国家的追赶速度极为迅速。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德美在诸如钢产量等关键产业指标上已然开始超越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宛如熟透的果实，开始透露出腐朽的气息。曾经对于帝国的自信正在逐渐转化为焦虑。不列颠皇家海军的两强策略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为了确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强调自己的海军实力应该不低于另外两个竞争强国相加的水平。问题是由于两强策略在具体实践上的模糊性，英国的海上防御能力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陷入长期的海军军备竞赛，客观上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困境。
对帝国的焦虑在世纪之交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对待社会改革。在迪斯累利时代，改革已经是一项流行的事业。绝大多数的保守党人不再将保守作为改革的对立面。社会改革问题在保守党内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如何将它与社会主义区分上。“一种是索尔兹伯里式的方法，它拒绝有系统的干预，但不认为社会改革和国家干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在索尔兹伯里的世界里，个别措施，只要考虑其优点，就可以实现保守党的目标。”[12]这种态度带有强烈的伯克式痕迹，拒绝对社会改革进行任何抽象化的理解。另一种观点的代表则是伦道夫·丘吉尔和约瑟夫·张伯伦。他们更多继承迪斯累利的观念，强调提供系统性社会改革是避免工人阶层被社会主义化的最佳方式。正如迪斯累利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评价一样，这一法案剥夺了工人的投票权，“保守党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这一事实所引起的不满情绪”[13]。临时性的应对方案难以为工人的投票权提供有效支持。(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如何对待权力下放。这主要体现在保守党和辉格党／自由党的对立上。本土与殖民地的关系一直是帝国结构的焦点。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展，加强和更新殖民地管理机制是客观存在的需求。但加强的结果却毁誉参半，北美独立战争是其中最大的败笔。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认为需要通过权力下放来缓和爱尔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某种意义上看，乔治·劳合继承了格拉斯顿的自由党传统，最终承认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保守党人则指出权力下放的潜在威胁。“地方自治的反对者认为它与帝国的安全不相容。当然，1883年，索尔兹伯里将爱尔兰问题与帝国解体的威胁联系在了一起。”[14]爱尔兰权力下放可能缓和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可能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壮大提供更大动力。后来担任殖民大臣的张伯伦就因此强烈反对格拉斯顿的下放政策，最终退出自由党，加入与保守党的联盟之中。正如伯克早已预见的那样，重要的是培养维系共同情感的纽带，避免帝国内部陷入相互的不信任之中。“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爱尔兰可以利用英国的尴尬来谋求本土优势。然而，伯克采取了更广泛的观点，主张帝国内部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认同。”[15]
三是如何对待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与迪斯累利时期的问题在思想内核上具有强烈的相似性，自由贸易者主张生产力要素流动降低了成本与价格；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导致固定利益群体受到了损害。然而城市底层人口的迅速壮大改变了问题的具体内涵。早期保护主义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关税保护农产品的价格；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反而会导致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进入19世纪晚期，随着农村阶层的衰落，对于农产品的保护已经逐渐失去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外国廉价劳动力和工业品冲击本国城市底层民众的问题。
迪斯累利所依赖的良好雇佣关系建立在良好的社群共同体之上。“大众保守主义的基本机制在所有这些地区都是相似的。当地雇主的影响一直是最重要的，但它受到一系列机构、协会和社会实践的调节，这些机构、协会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一种社群主义政治风格。一位知名人士作为‘好’雇主的声誉，一位慷慨（且引人注目）的当地慈善家，以及当地工人俱乐部和休闲活动的赞助人，这些都是工业选区大众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16]问题是，“仁慈的”雇主依旧需要在市场中进行竞争。当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外国工业品涌入国内之后，雇主的仁慈即便不是虚伪的，也是脆弱的。英国与后来竞争者的相对竞争劣势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自由贸易的问题同时出现在保守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保守党内部，虽然皮尔派最终脱离保守党成为自由党的一部分，但保守党内依旧有不少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为了抗衡这股力量，张伯伦不惜以辞职为代价推动建立全国关税同盟。在保守党外部，自由党是自由贸易的坚定信奉者。格拉斯顿始终强调廉价产品对底层民众的价值。关税只会导致价格的全面上涨。
这一问题同样严重影响到帝国内部的贸易特惠制度。廉价产品的挤压不仅来自其他全球帝国，也来自帝国内部的殖民地。殖民地已经逐渐成为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经济团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03年，关税运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英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性质，英国工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中的需求，以及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17]。
20世纪的第一场大选昭示了迪斯累利原则的全面胜利。虽然保守党丧失议会多数支持者，但张伯伦所领导的派系已经成功成为保守党内的新主流。迪斯累利的范式最终在一个由激进派转投保守派的人手中得以完全实现。保守党已经意识到，在一个全面平民化的时代里，贵族原则已经不再能够激起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是为何在贝尔福之后，保守党不再选择上议院贵族作为首相的原因。
保守党一直在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依旧远超出它的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让迪斯累利的民族精神逐渐缺乏吸引力。高度工业化的战争切断对于传统战争的浪漫想象。在痛苦的废墟之中，欧洲民众开始怀疑是否为了国家需要做出如此重大的牺牲。麦克唐纳所领导的工党就受益于这种情绪。作为在战前就高举反战旗帜的麦克唐纳，实现了从卖国贼到预言家的形象转化。以和平和国际主义为论调，工党建立起一整套反对迪斯累利保守范式的主张。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也全面转向政治上的收缩和软化。“由于英国人的思想在这个年代普遍陷入迷茫之态，由于受俄国人启迪产生的美好希望，也由于集体主义思想家无微不至的关怀，本应因利益和传承而认同保守主义信念的许多年轻人却被引诱离弃了它。”[18]
如果说一战只是让保守党陷入迷茫之中；那么二战则彻底摧毁迪斯累利范式所熟悉的世界。绝大多数当时欧洲人没有想到将在有生之年体验到一次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在思想上转化为西方知识界对欧洲乃至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他们不得不假设，西方文明自身的内在性缺陷才是两次战争的原因。对文明的怀疑变成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评估。迪斯累利范式的思想根基受到严重动摇。殖民问题就是典型的表现。在迪斯累利的认知中，全球性的殖民帝国是英国荣耀的体现。他甚至帮助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女皇。但在战后的价值评价系统中，殖民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罪恶之一。
迪斯累利范式在现实政治的处境中更为糟糕。虽然名义上英美是以平等地位进行合作对抗纳粹德国，但在绝大多数委员会上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实力上的不对等导致英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虽然丘吉尔试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但殖民地内部的独立利益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帝国的崩溃几乎难以避免。二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美苏更是不愿意坐视英法传统殖民帝国实力的恢复。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作为迪斯累利范式的客观依据——全球殖民帝国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思想和现实的双重挑战下，迪斯累利范式在二战后十年内陷入完全崩溃之中。保守党再次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中。“保守党的历史，就像该党本身一样，倾向于将其命运与其领导人的成功或失败紧密联系起来。”[19]保守党需要新的领袖带领自己走向下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