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形而上学的解构在学术上的作用更为明显。斯克鲁顿的深层个体性究竟是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概念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深层个体性能否对抗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同样值得探讨。不过，对于传统保守主义而言，现实实践永远比理论争议占据优先性的地位。考虑到传统保守主义已经深陷弱势的情况下，具体的实践纲领是时间紧迫性的表现。斯克鲁顿自己也承认，“这种务实的政治方式是要付出代价的。英国保守党因其哲学上的单薄、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以及在思想世界中一再失败而臭名昭著”[57]。
斯克鲁顿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作为出发点，认为传统保守主义需要重新构建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鉴于多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宰制地位，破除这一话语霸权是完成重构的第一步。对多元主义的反抗不是斯克鲁顿的独创；柯克同样将多元主义作为重要目标。比如，两者都强调多元文化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柯克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忘记了他们父亲的骨灰和他们的神的庙宇，其后果将很快体现在法律和国际事务中。由于缺乏文化的连续性，对一个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已筋疲力尽的社会团体进行政治修补仍然是没有意义的。”[58]斯克鲁顿在相似的意义上承认多元主义对西方政治连续性的威胁。他更为直白地表示：“温和的包容主张掩盖了排斥旧的排他者的强烈愿望；换句话说，就是否定定义我们的文化遗产。”[59]
斯克鲁顿和柯克在反对多元主义的很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比如，两者都反对欧美大学的现状，认为高等教育需要普遍的改革。但两者在多元主义的破坏性影响究竟多大这一问题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柯克将多元主义问题集中在大学教育这一领域。虽然他承认多元主义的泛滥可能会对未来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大学对多元主义的过分热衷。这一热衷来源于少数族裔对历史正义或者社会正义的需求。用柯克的话说，“20世纪英美文化的捍卫者必须拒绝像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愚蠢行为，这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满足了小小的种族虚荣心”[60]。新保守主义者也同样承认这一点。“尽管教育机构宁死也不承认，但多元文化主义是应对年轻黑人教育缺陷和相关社会病态的绝望策略，而且肯定会弄死自己。”[61]
总体而言，柯克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将多元主义视为某种短暂的流行或者风尚。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柯克展现出一种更为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这种以妒忌和怨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将激发英美传统文化的自我应激反应。“但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根植于英国的老牌美国文化或许仍能有力地予以回应——一种重振生机的回应。对一种传承下来的文化的热爱有一种力量，可以赶走该文化对手的嫉妒和仇恨。”[62]
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无以为继的力量。它会在漫长的时间中揭示自己的自限性。它在高校的泛滥是因为当代大学错误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德行或者伦理上的善。但在当代的激进主义者眼中，“学校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它是一种向年轻人灌输激进分子所认为的良好社会概念的手段”[63]。这种强制的灌输会在强大的现实惯性和伦理规范的压力下趋于瓦解。柯克等人甚至乐观地将激进分子的黑话视为无法与大众建立真正联系的典型表现。
与柯克时代保守主义者设想的相反，大学不但没有回归保守主义者所看重的“德行教育”，反而向着激进主义的道路狂飙突进。多元文化主义更是从大学走向社会，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实践力量。政治正确是整个多元文化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典型烙印。斯克鲁顿不无讽刺地写道：“任何在美国大学寻求职业生涯的人都会发现女权主义信仰是有用的，就像纳粹德国时期种族主义信仰对大学官员有用一样。”[64]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僵化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主张。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影响力。这一悲观性事实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不再被视为简单的流行风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者似乎再次犯了1789年保守派前辈同样的毛病，即再一次小觑了思想变动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正如伯克对法国沙龙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屑一样，保守主义者有意贬低时髦理论的长远影响。
斯克鲁顿承认保守主义者对多元文化主义自限性的基本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底层逻辑是以自我毁灭作为代价。它的主张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简单命题：任何文化和想法在逻辑上都是相互平等的；主流看法与边缘看法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换言之，任何将主流想法置于更高地位的做法都是明显的歧视行为。多元文化主义逻辑在实践上转化为对各种边缘看法的包容。这一逻辑在表面上被理解为人类社会越发趋于理性和进步的表现。上文所说的宽容是这一逻辑的集中表现。(https://www.daowen.com)
“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一项针对多数人价值观的政策，它故意试图扰乱本地居民的生活，并给他们一个教训。”[65]这种宽容的背后是以人为破坏主流和边缘看法的正当差异作为基础的。主流和边缘看法的差异本质上是人类具体生活方式的结果。强行取消两者区别的做法破坏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表面上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只会转向为某种形式的均质主义。更为关键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形式平等的追求无法被限制在某种边界之中。这几乎体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影响的所有领域。比如，在性少数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必须不断将越发边缘的群体纳入性平等的范畴中。问题是恋童癖乃至恋物癖是否可以享有同等权利。又比如，在动物保护问题上，素食主义者究竟应该实现何种程度的素食将自己区分为蛋奶素食主义和绝对素食主义。生态伦理学家纳斯甚至提出微生物也应该属于深层生态伦理学的保护范围。
在对于边缘群体保护的不断拓展中，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被迫向国家权力寻求支持。只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才能够迫使主流群体最大限度符合激进分子的伦理要求。这种对强制权力的高度呼唤以至于当代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彻底走向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反面。洛克在《政府论》中将主权机构解释为消极自由的保护者。主权机构只需要承担最低限度的对内和对外责任。但当代的激进自由主义者所呼唤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国家宰制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强行破坏主流和边缘的正常结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让斯克鲁顿写道，“任何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人都可能被视为保守派”[66]。
多元文化主义的目标在两个方面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利维坦能力的有限性。在逻辑假设中，利维坦可以完美掌控政治权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国家权力的展开更多表现为复杂的动态平衡系统。权力不可能在现实政治中无限扩张。多元文化主义对无限权力的渴望与现实中的有限性将处于永恒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紧张关系的最终结果将表现为多元文化主义和主权机构的双重崩溃。另一方面，共同体以活生生的人为基础，它必然受限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方式。主流和边缘的区别是维系共同生活方式的正当表现。“自我并不先于社会而存在，而是通过冲突的解决、习俗、道德和民间交往在社会中创造出来的。”[67]民众不是生活在道德真空中的存在，他受到自己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和制约。这可能表现在邻居的评价中，也表现在工作的公司中。处于具体场景的民众必然会带有前置性的假设和立场。主流意见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偏颇，但同时是地区共同体确立自我认同的方式。政治的运作以共同体的存在作为前提。“没有民众，没有由共同的归属感团结起来的‘我们’，就不可能有民主。”[68]否则，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困境将始终徘徊在民众面前。原子化的个体始终会询问为国牺牲的价值和意义。
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自我毁灭不直接等同于它可以被视为暂时性的风尚。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远比表面上更为密切。斯克鲁顿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自我演化的一种结果。这种倾向来源于启蒙时代对普遍善的需求，也来源于基督教时代普遍伦理规范的印象。在这两者中，启蒙运动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启蒙运动以理性化的真理代替传统的神学作为追求的目标。真理的绝对性与它的普遍性密切相关。特殊性的成分被贬低为非理性的习俗。正如笛卡儿无意识所做的还原一样，必须清空一切，才能重构一切。这使得启蒙所推崇的理性天然带有强烈的否定性倾向。“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是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我们整个学习传统都受到了质疑，作为拒绝理性的先决条件。”[69]
纯粹的否定性可以摧毁旧的认同，但难以建立起新的认同。斯克鲁顿指出，真正的悲观性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确实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启蒙逻辑自我发展的负面结果。“我们是启蒙的产物，经历了启蒙所依赖的成员形式的衰落，并成为正统观念瓦解后出现的迷信的牺牲品。”[70]这正是多元文化主义非但没有从流行中消退，反而从大学溢出到社会实践的关键原因。更为糟糕的是，与西方文明的共生关系本身意味着西方文明难以彻底去除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
在斯克鲁顿的框架下，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文明难以阻挡的噩梦。这一悲观性的现实意味着保守主义必须以更大的魄力和代价对抗多元文化主义。这场全方位的对抗不仅体现在现实实践中，也需要建立在思想的反驳中。与柯克将实用主义作为根源批判不同，二战后新左派的思想泛滥成为斯克鲁顿反对的重点。斯克鲁顿认为，今日多元文化主义的泛滥固然是西方文明自身逻辑走向反面的结果，但新左派的激进理论是促使情况迅速恶化的原因。萨特的存在主义先验地验证了欲望在自我意识主体的经验。新左派所设想的完美状态与康德的目的王国一致，只存在先验的自由。这种先验的自由为乌托邦提供了理性上的强力支持。例如，如同广告一样，新左派创造性地建立起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虚假联系。这种联系暗示，一旦工人接触到真正的理论，他们将不得不进行革命。工人成为抽象化的主体和符号，服从于伟大理论的革命能动性。
斯克鲁顿暗示，新左派的方法将人降格为纯粹的应激反应。看似慷慨激昂的革命人群是革命理论的附庸和奴隶。理论的背后是知识分子新型的权力垄断模式。“但从这种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因为在这种关系中，知识分子可以独自支配这些条款。”[71]新左派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神话与传统神学没有实质区别。这些新时代的祭祀意识到启蒙时代以来抽象理性所导致的神圣性空缺。但他们以一种更为否定性的方式去填补神圣性的空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发现这所大学被另一种神学所统治——毫无疑问，是一种无神论的神学，但同样坚持无条件地服从教义，同样热情地追求异教徒、怀疑论者和揭发者。”[72]多元文化主义得以毫无阻碍地泛滥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中。被大学所教育的“狂信徒”将政治正确视为新的圣典。斯克鲁顿的结论呼之欲出——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新时代的宗教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