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保守主义的诞生
对保守主义进行历史回溯必然会涉及起源问题。所幸的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标志性时刻的存在为保守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锚点。柯克在一开始就指出：“现代保守主义大约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初，当时英国和美国有远见的人认识到，如果人类要保存文明中使生命有价值的元素，就必须有某种连贯的思想体系来抵抗狂热革命者的压制和破坏冲动。”[29]柯克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具有强烈的国别性特征，他没有将英美保守主义以外的谱系纳入讨论中。
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同样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巨大震动。迈斯特直接将矛头指向当时的法国思想家。他略带夸张地写道：“这个世界只有暴行。当哀鸿遍野，确实一切糟透了、一切乱了套的时候，现代哲学却说一切都好，这真把我们搞糊涂了。”[30]对革命的强烈厌恶直接转化为早期法国保守主义对基督教和王权的强烈支持。直到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保守派才逐渐转向对共和国基本原则的支持。
法国大革命与保守主义的诞生具有密切关系几乎是所有学派承认的共识。作为现代性主张的保守主义十分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历史时刻。问题是，如果只从这点出发，保守主义极易被理解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纯粹应激反应，它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为了揭示它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必须进行进一步回溯，挖掘保守主义的史前史，即什么是保守。
塞西尔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视角。他认为保守思想是一种人类天性的表达。“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日益被接受和容忍。”[31]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怀疑转化为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保守的思想由此得出，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危机，那么保有熟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理智的做法。
用更为精炼的总结，保守的思想就是风险厌恶。乐观主义往往忽视了改变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当被要求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选择时，它会想象出最好的结果，并假设不需要考虑其他的结果。它献身于一个结果，要么忘记计算失败的代价，要么——这是它最有害的方面——设法把代价留给别人。”[32]这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所描写的一样，对事态的乐观估计最终给一切带来毁灭。保守的悲观态度则能够最大限度避免这种盲目。对人类的悲观论调使得保守的思想往往以最糟糕的情况作为预案。对现状，特别是对稳定现状的偏爱是这种论调的自然倾向。“不确定本身就是如此地骇人，以至于我们常常激励避免它的出现，即便冒着可以确定的危险，我们也要如此选择。”[33]
保守的思想并非尽善尽美，过分的审慎可能转化为闭关自守。“这样的怀疑却可能存在于妨碍一切进步事业的非常极端的形势之中。”[34]塞西尔认为，旧时中国人对现代科技的恐惧可以被视为典型的表现。站在严肃的历史角度看，这种评价缺乏公正性。刘锡鸿在《罢议铁路折》中指出在制海权弱势的情况下，修建铁路是国防上的严重隐患；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大规模的铁路修建也将成为中饱私囊的手段。事实证明，刘锡鸿的担忧有一定的前瞻性。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类似的问题。
保守主义史前史为我们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第一，保守思想内在于人类本性之中。它不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主张，亦具有自身独立生存的价值。柯克认为，“反思的保守主义和反思的自由主义，无论哪一个都意识到自己的首要原则，都可以分别用来阻止我们文明的衰落”[35]。保守主义不需要依赖自由主义，也不必作为纯粹的应激反应，就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效的支持。
第二，保守思想暗示了保守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人类理解能力的有效性。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保守思想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历史或者未来能够被理性完全解构，并且成为可以准确预测的科学，那么保守思想将显得多余和累赘。人类完全可以依照实验室标准操作守则，按部就班地实现历史。保守思想否认人类的能力能够达到这一点。“人不是天使，一个人间天堂是不可能被形而上学的狂热者设计出来的。”[36]这代表人类需要接受政治中的偶然性，接受习俗、惯例等一系列充满特殊性的成分。
在历史的不确定性中，保守主义的全部神话已经跃然纸上。保存过去就是保存现在和未来。没有过去的抽象文明只会如无根浮萍般迅速飘散。传统不再只是过去的产物，它同样维系人类整个社会在历史中的稳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保守的思想第一次看到了它在历史上作为重大的挑战，也就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在伯克看来，这场革命似乎充斥着偶然性的要素。由于七年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法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依旧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这也成为伯克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基本论点。他写道：“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持续在改善，就不会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37]撇开伯克的滤镜，法国当时的财政状况没有想象中乐观。频繁的成员变动是缺乏解决财政危机的侧面表现。不过伯克的想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法国大革命是否已经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
大多数当时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对法国大革命保有高度好感，将这场革命视为人类迈向自由的新希望。“许多强有力的史学传统都将1789年的事件视为现代进步的门户。”[38]潘恩充满期盼地写道：“在现存旧政府的野蛮状态消逝后，国与国之间的道德标准就会改变。人将不会受到把自己的同类视为仇敌那种野蛮思想的培育。”[39]革命被认为是趋向于完美政治的第一个步骤。在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鼓舞下，当时的思想家更多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理想中的乌托邦。
法国大革命的迅速演化击碎了早期的乐观主义态度。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引发了众多的不安。高度的不稳定性严重破坏了少数依旧能够运作的政治秩序。革命的极端派不满足于此。在1793年《宪法》的第二十一条，雅各宾派明确宣布，人口是国民代表的唯一基础。为了追求原则的自洽性，他们彻底无视了一切现实的历史的地理的自然划分。事实上这份宪法也因为过于激进，从而没有在现实中实行。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甚至罗伯斯庇尔自己也最终倒在断头台上。迈斯特评价道：“这些极度平庸的人，在一个有过错的国家，实行了历史上最可怕的专制。……然而，当这帮坏透了的暴君罪行累累，令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一阵微风就把他们吹倒了。”[40](https://www.daowen.com)
对法国大革命激进性的把握，需要回到它的指导思想中去。它与法国思想界的联系，特别是卢梭思想的联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公民宗教本身可以被视为对卢梭思想的拙劣政治实践。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更是被封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泉，成为论证革命派合法性的重要保障。用伯克的话说：“如果卢梭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他是会对他的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他们在他们的悖论中乃是奴性十足的效颦者。”[41]
客观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狂热不能完全归咎于卢梭；但卢梭的理论确实需要为问题承担一部分责任。卢梭意识到封闭理论与具体历史无法调和的矛盾。他认为“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这些事实是与我所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的”[42]。暂且不论卢梭彻底的分割是否可行，但这种做法只是回避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他被迫进一步依赖于抽象理性的推论，以至于不得不将彻底原子化的个体作为自己的理论保证。他直接假设自然人的平等状态。“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正如各种不同的生理上的原因，使某些种类动物产生我们现在还能观察到的种种变形之前，凡属同一种类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样。”[43]在这一抽象平等的基础上，卢梭最终推导出他所谓的人民主权理论。
均质化是否能够和平等完全等同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从整个近代社会契约论的结构看，卢梭对抽象理性的依赖最终取消了时间的厚度。追求普遍有效的完美状态显然不会接受它无法存在于具体的世界之中。过去、现在、未来不会再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伴随着历史的扁平化，传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既然人类社会的完美形态已经被理论所阐述清楚，实现乌托邦是剩下唯一可做之事。正是在这种前所未闻的情况中，保守思想陷入自己的生存危机之中。
毫无疑问，当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沙龙里为革命欢欣鼓舞时，伯克已经察觉到这场革命的危机。他最开始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当他的激进派朋友鼓动他支持这场革命时，他以审慎的态度保持了距离。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很快跨越海峡，进入英国的政治辩论之中。以普莱斯博士为代表的英国激进派分子，正在大声呼吁在英国实行同样的制度。伯克在议会中的长期密友和辉格党领导人福克斯也对革命公开赞赏。伯克却在这场革命中发现完全不同的意象。“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对英国宪政的攻击，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事件让人想起了1648年，而不是40年后的光荣革命。”[44]
对英国政治的忧虑，最终成为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初始动机。至少在写作的开始，伯克没有有意创造一种被称为保守主义的东西。他更多是对英国乃至法国命运的担忧。他写道：“我现在能够庆祝同一个法国享有着自由吗？是不是因为抽象的自由可以列为人类的扶持，我就可以认真地对一个疯子逃出了他那监禁室的防护性的约束和保护性的黑暗，而祝贺他恢复了享受光明和自由呢？”[45]在这种担忧中，保守思想脱离了实然状态，第一次以保守主义的面貌进入应然的争议之中。
伯克的保守主义的构建首先是通过反面论证的方式展开的，这也是保守主义应激反应的结果。他认为，革命从根本上破坏了法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将法国人为抛入前所未有的暴政之中。在这种结构中，主权者掌握比以前更为极端和没有限制的权力。以保护民众为名，民众却陷入更深的分裂之中。具有强烈平均主义特征的选举制度不能消除派系之见。它为派系力量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军队是这种平均主义下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军队也是由具有投票权的民众构成，它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利益集团不同，它掌握国家最大的暴力机器。“事物的本性就要求，军队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行动。一旦它使自己成为一个决策机构，它就会根据它自己的决定而行动，而政府，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政府，就马上会蜕变为一种军事民主制。”[46]军事组织对权威性的呼唤最终转化为军事独裁。拿破仑在未来的登场就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革命的军事化最终会导致革命的灭亡。迟早，政府会失去控制和约束军队的能力。”[47]法国大革命的结局与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一样不可避免。
在与法国大革命的对抗中，伯克也逐渐发掘出对于保守主义的正面构建。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法国大革命中，时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要素。在哲学家的疯狂想象中，理念上的完美才是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这也是革命者可以轻易摧毁作为法国传统的天主教和王权。既然过去是他们实现乌托邦的最大敌人，那么取消过去是合乎逻辑的方式。“法国革命者抨击继承和规定的原则。他们轻视经验，认为经验是文盲的智慧。他们企图剥夺人们的集体智慧，为的是使他们盲目地服从他们自己的特殊假设。”[48]或者用革命派自己的说法，这就是解放。
在形而上学对抗革命的方式就是恢复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就是恢复历史的延续性。现在是过去所塑造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先辈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国家不是近代社会契约论下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生者和死者的契约。它是先祖的遗产，通过一种薪火相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个时代。伯克写道：“我对自己的能力完全不信任；我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一切猜测；对我们祖先的智慧有着深厚的崇敬，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如此幸福的宪法，如此繁荣的一个帝国。”[49]英国政治制度就是这种传统智慧的最高体现。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它保持非常微妙的动态平衡。
在明确保守的对象后，伯克对如何保守英国政治制度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他拒绝在没有重大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激进变革。“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种良好的平衡之上的，被峭壁陡峭环绕，四周皆为深不可测的水面。如果我们把它从危险倾向的一边移开，那么在另一边亦可能会有颠覆它的危险。”[50]政治制度变动对民众的影响之大，需要经过极为慎重的考察。革命派不负责任的乐观态度将社会变为自己意识形态的试验场。第二，革命的意义在于保存而非毁灭传统。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恢复英国政治制度的平衡，而后者则是彻底摧毁了法国政治秩序。
考虑到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狂热，传统秩序与革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伯克在之后的一生中以近乎意识形态十字军的态度反对这场革命。他指出，如果法国大革命能够单纯限制在本国内，那么英国人可能不需要忧虑。问题是，这场革命一定会席卷欧洲大陆，追求自己的普遍性。与革命妥协和慢性自杀没有区别。“革命者是不会遵守休战的。唯一的安全在于团结和不懈的斗争。”[51]伯克的这种态度在数百年后，也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对外干涉的借口。
问题是，伯克在对保守主义进行积极构建的同时，是否同样踏入了哲学家的政治这一陷阱之中。作为保守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代表，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展现出更为灵活的态度。与法国达成战术性和平一直是他的备选项之一。小皮特和伯克的区别似乎也暗示保守主义的核心困境。成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在获取政治力量的同时，被迫接受应然的限制。它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历史实践中反复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