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早期的困惑
18世纪中早期的英国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转折期。从外部看，它正在从欧罗巴大陆的边缘岛国成长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它和其他殖民势力的竞争从北美大陆到西印度群岛再到印度和东南亚，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内部看，产业革命的萌芽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转换。“旧制度的统治者大多往后看，而思想家则多少向前看，这是旧制度后期的特点。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新旧混杂的。”[8]
伯克于1729年出身于都柏林的一个律师家庭中。家庭内部的宗教混杂可以被视为18世纪爱尔兰地区宗教问题的缩影。由于对教宗至上论者的怀疑，英国国教徒，特别是辉格党人，将天主教徒视为潜在的不忠诚势力。按照洛克的理解，“教宗至上论者不能享受宗教宽容的收益，因为在他们拥有权力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去反对其他人”[9]。英国内战以来国王的宗教信仰问题与政治利益高度绑定。系统性压制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成为光荣革命后的主流做法。为了继续成为执业律师，伯克的父亲决定皈依圣公会；他的母亲则依旧保留了传统的天主教信仰。
家庭的双重宗教身份迫使伯克必须以一种矛盾的情感看待自己的周边环境。一方面，作为国教徒出生的伯克天生就是特权受益者，在现实中他享受到了特权秩序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他观察到英国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普遍压迫，认为这在道德上存在缺陷。直到晚年，伯克都没有放弃批判他所谓的新教徒优越地位（Protestant ascendancy）。在给儿子理查德·伯克的信中他写道，“这不外乎是爱尔兰的一部分人决心把自己当作联邦中唯一的公民；并通过把其他人降为绝对的奴隶，在军事力量下保持对其他人的统治”[10]。
另一个在伯克幼年留下深刻印象的主题是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生活差异。在6岁的时候，伯克被送到信奉天主教的舅舅家抚养。科克郡乡村的童年生活是他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1748年给友人的诗中他写道，“宁静的乡村是多么幸福，草地是他的床，天空是他的华盖”[11]。1751年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他面对烦躁的城市生活写道，“野蛮的守夜人在门口吼叫。在这样的折磨下，他渴望乡村的幽静”[12]。伯克略带感伤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爱尔兰文学潮流是合拍的。由于受到普遍的压迫，爱尔兰文学缺乏启蒙主义的乐观态度。它更多呈现出一种软弱和受伤的形象。“在适当的时候，这种不恰当的人类弱点的表现成为浪漫主义的主题，最好的情况是被归为怀旧和遗憾的叙述，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归为沉闷的忧郁症，凯尔特人被认为对这种情况过于敏感。”[13]
这种对乡村生活的浪漫怀念没有进一步转化为对文明社会的绝望。伯克没有许多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的景观想象。他清醒地意识到，乡村和城市生活都不是完美的存在。两种生活都需要安排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部分学者会将伯克对于秩序的信仰解释为神圣天意的结果。“社会是人类创造的。但它是在历史上，在天意的指引下，由人类的实践理性所创造的。”[14]考虑到伯克很少在其作品中谈及自然法的问题，这一点并非没有争议。但伯克的气质既没有转化为一种愤世嫉俗的离群索居，也没有转化为毫无收敛的无政府主义。他热爱乡村，也不否认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他是很少见的，他既理解了两者的优点，又不将两者理想化。”[15]换句话说，伯克总以悲观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却没有对世界本身感到绝望。
这种略带抑郁的气质依旧被今日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所分享。他们倾向于以审慎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变化。乐观主义者的想法即便不是肤浅的，也被认为是对事态的过高估计。乐观主义者所看到的积极变化可能恰恰是对传统习俗的肆意抛弃。斯克鲁顿指出，“在乐观主义者看来是获得自由的东西，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是失去自由的东西”[16]。不过保守主义者的悲观不直接等同于绝望。“它并不支持全面的悲观主义，而只是偶尔的悲观主义，以缓和可能毁灭我们的希望。”[17]
伯克的成长经历和兴趣爱好最终塑造了他早期困惑的表现形式，即如何处理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在第一期《改革者》中，伯克就鲜明地表示审美必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品味的堕落和道德的堕落是一样严重的，尽管纠正后者似乎是一种更值得称赞的设计，也更符合公众精神；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强烈的联系，一个国家的道德对他们的品味和著作有如此大的依赖性，以至于加固后者，似乎是建立前者首要的和最可靠的方法。”[18]戏剧是当时都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娱乐节目。针对当时戏剧表演中很多不道德的情节，《改革者》有必要通过文学批判的方式，促进爱尔兰人审美品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改革者》的声明至少暗示以下三个重要前提：
一是存在客观或者说通用的审美评价标准。伯克写道：“我们并不是要假装垄断品味，而是要让它变得普遍。”[19]后来伯克在《美与崇高》中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原则。他开篇就强调，“表面看来，我们可能彼此之间在理智和感觉方面差异很大：但尽管有这种差异存在——在我看来，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非真实——，还是可能有某种人类理性与趣味的共通标准”[20]。换言之，伯克否认审美品味是纯粹个体化的事务，它存在某种公共性的讨论空间，至少是一种公共性的效益。
二是审美的标准受到道德原则的限制。伯克在这里首次表达了对道德原则的强烈偏好。与今日的许多保守派类似，伯克认为戏剧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往往借托艺术之名进行一些令人在道德上感到不快的表演。他们必须依赖于这种刺激才能吸引观众。“因为诗人既要依靠自己的声誉，又要依靠人民的生活，常常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判断力为代价来取悦人民。”[21]这种情况反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审美匮乏。伯克通过对比爱尔兰和法国的处理，称赞法国在戏剧表演上对于接吻情节的限制。“法国人虽然在天赋方面不如我们，但在礼仪和规矩方面却一定超过我们。”[22]一个有教养的民族需要显示出这种审美品味的优越性。当然，伯克绝对想不到当时年仅7岁的萨德侯爵以后会给法国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三是可以教化审美品味。伯克在强调作家和演员应该引导审美品味的同时，承认审美品味本质上受到公众偏好的限制。“人们之所以赞成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不如说是出于习惯；我敢说，如果他们过去习惯于更好的戏剧和更好的风俗习惯，他们一定会像现在赞成这些东西一样鄙视它们。”[23]这句话的意思直截了当，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伯克早晚期分裂的证据之一。尤其是考虑到伯克晚期对于习俗和偏见更为积极的态度，《改革者》中的习俗是一种需要进行革新的东西。又比如，伯克早期对于习俗的道德教化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分子所奉行的道德教化之间又存在何种区别。这最终演变成为伯克研究中一个争论不已的主题，伯克的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对于当时的伯克而言，上述的部分问题过于遥远。他从自己的现实地位出发，试图以审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英国本土与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一点看，伯克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审美品味与道德教化成为塑造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由其贵族的华丽外表或奢华生活来估计的；而是在一个民族中散布的统一的丰富资源，最贫穷的人和最伟大的人都有份，这使他们幸福，使国家强大。”[24]改变都柏林爱尔兰人的品味是爱国者的责任。
《为自然社会辩护》（简称《辩护》）揭示了伯克对于抽象理性的潜在恐惧。《辩护》的写作动力直接来自博林布鲁克遗作的出版。博林布鲁克子爵是当时非常著名且毁誉参半的政治人物；他继承了洛克以来辉格党的经典论述，进一步扩大了洛克理论的适用范围。当洛克在《政府论》中试图调和信仰和理性的紧张关系时，博林布鲁克直接表示理性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途径。一切的制度化宗教从本质上说都受到了腐蚀。它们被自己的教义、礼拜仪式所限制，陷入对于神秘的迷信之中。英国国教也存在这一问题。唯有通过理性，我们才能去除这些多余的特质，还原出宗教的原本样貌，回归对于自然宗教的信仰。
伯克敏锐地意识到，博林布鲁克虽然将他的问题限制在自然宗教上，但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如果自然宗教比我们通过启示、正确的理性和数千年的宗教社区经验而获得的宗教理解更好，那么自然社会必须比我们通过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得的公正、有序和自由社会的利益更可取。”[25]尤其是考虑到博林布鲁克对于开明专制的偏好，伯克更加难以忽视这种逻辑的荒谬性。
伯克以典型的沉思录风格模仿了博林布鲁克的论证方式。首先，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抽象还原。“一想到政治社会，它们的起源，它们的构成，它们的作用，我有时甚至怀疑，造物主是否真想让人类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26]整个政治社会每天都在增加各种不合理的人为规则，限制了人的自然本性。既然政治社会的人为规则是逐渐增加的结果，那么逻辑上必然有一个原初的社会作为底本。
其次，由于人为规则的介入，政治社会非但没有改善人类的不完美状态，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灾难。“这些邪恶不是偶然的。任何愿意花心思考虑社会性质的人，都会发现它们是由社会结构直接造成的。”[27]无论是出于统治欲还是对稳定的需求，即便违背正义，政治社会需要维系自身的存在。这种维系本身充斥着强迫与暴力。“这个不道德之谜的全部内容被称为国家的理由。”[28](https://www.daowen.com)
最后，通过揭示各种人造政体的问题，《辩护》得出结论：“不幸的是，我们越偏离自然规律，越违背理性，就越增加了人类的愚蠢和苦难。”[29]在政治社会中民众不但不能行使天然的正义，反而会被政治社会所压迫。当政治家宣称社会是为了保护弱者时，政治社会却在维护强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归自然社会，回归我们的理性。
伯克的论证方式非常容易令人想起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从这一点看，“伯克在《辩护》中的目标不仅是博林布鲁克，也有可能是卢梭”[30]。伯克将博林布鲁克的逻辑从自然宗教推导至自然社会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伯克意识到即便是博林布鲁克自己也不敢将这种逻辑运用于政治领域，害怕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呈现这种逻辑在政治上的荒谬性，伯克意图进一步破坏这种思考方式本身的说服力。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伯克的反讽过于成功，以至于他被迫在之后公开解释自己作品的真实意图。他在第二版序言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不需要动用任何相当大的力量，就可以用破坏宗教的同样手段来颠覆政府，而且还可以用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反对那些他们对其他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绝不允许受到质疑的。”[31]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之后的英国政治传统中，博林布鲁克更多被视为保守派人物。迪斯累利就高度赞扬博林布鲁克的成就，“从博林布鲁克子爵成为托利党党员，投身国家事业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他的党：他千变万化的思想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为党服务上”[32]。博林布鲁克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迪斯累利对后来被称为进步保守主义的建构。
学术界对伯克的自白并非没有争议。罗斯巴德就认为，伯克没有真的在进行讽刺，伯克之所以在9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这样表态，是因为伯克即将进入下议院。《辩护》中表达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在政治上是极度有毒的。“事实上，《辩护》的全部基调是这样的：一个人害怕发表自己的观点所带来的个人后果，他甚至试图阻止这些后果，但他被一种新的、伟大的真理已经被发现的信念的力量推动着前进。”[33]
大多数学者意识到，伯克的写作具有明确的反讽特征。在伯克的时代，“精神上的自负，或理性的骄傲，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然神论的敌人攻击的目标”[34]。伯克在作品中有意放大抽象理性的这种狂妄特征。《辩护》的沉思录气质建立在一种个体对自己生活的反思之上。伯克否认纯粹个体的自省可以产生一种健全的道德直觉。道德不是个体抽象思考的结果，它必须与现实共存。这可以视为对卢梭的“良心”彻底的否定。进一步，整个自然社会都是建立在这种抽象的道德推理之下。《辩护》意图讽刺性地指出，这种缺乏现实的拟造想象根本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真正样貌。
伯克早期困惑最终体现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简称《崇高与美》）这一最为著名的作品中。与《辩护》不同，伯克在《崇高与美》中以一种更为学术性的语言对问题进行讨论。他试图将对美学的理解变为一种更接近科学的东西。“令伯克感兴趣的是自然界的特定力量在人类中刺激特定倾向的统一性。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确定这些统一反应的最终和有效原因，从而为人类学或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做出贡献。”[35]更精确地说，伯克想要为审美提供某种普遍的标准。
作为痛苦与愉悦这一对标准的替代品，伯克提出以崇高与美作为审美的两个基本部分。前者来源于人的自保本能，后者来源于人的社会本能。这两种范畴都系统性拒绝计算理性的介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崇高与美在本质上都与计算理性无关。当霍布斯将自保的激情作为从自然状态跨向文明状态的重要条件之一时，伯克强调这种想象力对人类巨大的刺激效果。崇高的原初动力之一就是这种理性来不及介入的冲动，“它不但不是通过理性分析产生的，恰恰相反，它通过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们席卷而去，根本来不及进行理性分析”[36]。人面对巨大事物所产生的无限感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美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美同样来源于人的感官和想象力，而非比例这样的数学概念。“比例与适合性，仅仅是出于对作品本身的思考，因此只能产生认可，也就是理性的默认，但却无法产生爱，也不会产生其他类似的激情。”[37]传统理论之所以会将比例之类的概念作为美的表现，是因为将某种目的论渗入审美之中。伯克讽刺性地指出人体的内脏非常符合其目的，但似乎没有所谓的美感。
第二，计算理性的介入反而削弱了审美的感受性。由于计算理性对于同质性的痴迷，它试图将一切事物还原为单纯的算术。这迫使计算理性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晰性与明确性。问题是，崇高与美不但不以清晰性作为自己的目标，甚至反对这种清晰性。“我们的本性也使得我们在不知道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时，会想象那最恐怖的事物；因此，不确定本身就是如此地骇人。”[38]任何计算理性的介入都可能削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恐惧。“崇高的本质是作为一种理念被体验，而这种理念是永远无法被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下的。”[39]伯克不否认崇高与计算理性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共存，但南辕北辙的目标恰恰使得计算理性削弱了诸如无限和永恒这样超越计算理性界限的概念。
伯克美学思想的开创性已经被许多学者加以论述，并对康德等后世的美学研究者产生了许多影响。本书想要强调的是，《崇高与美》不能单纯作为一部美学作品对待，它以伯克对道德和现实的思考作为基础。伯克有意将计算理性从审美中驱逐出去的做法，客观上为美学提供了独立性。这种做法本身是伯克早期思想一致性的表现，即对计算理性极度的不信任。这种计算理性充斥着自以为是和傲慢自大，忽视道德和现实的复杂性。它反复使用自己推断出的确定性强化自身的偏执。“确定性会激发不顾后果的创新，谦逊会让位于谨慎的改革。”[40]
在避免一个问题的同时，伯克的审美理论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如果审美具有独立的价值，那么道德和现实在审美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了美而美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了某种审美，需要在道德和现实问题上付出代价，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推进这种审美。伯克在《崇高与美》中为力量的辩护就引发这种潜在的担忧。“只要我们感觉到大力，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力量，我们总能发现带着恐怖的崇高。”[41]换言之，即便是最残暴的权力也可以激起某种崇高的冲动。审美的独立性又赋予了一种潜在的放纵借口，它暗示我们拥有一种追求审美的单独权利。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一样，伯克在《改革者》中反复强调审美品味与习俗之间的潜在联系。审美品味在受到地区习俗影响的同时，也必须受到道德原则的支配。反过来，审美品味不可能是真空环境的产物，它受到具体时空下现实性因素的影响。问题是，在《崇高与美》中，伯克似乎将习俗所激发的习惯视为一种更为消极性的力量，认为习惯削弱了激情的变化。“就像长久地使用会消减许多东西的痛苦效果一样，它也会以同一种方式减少愉悦感，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对使用的对象见怪不怪、毫无感觉。”[42]
在伯克理论的内部并非没有辩论空间。伯克早已指出，《崇高与美》“仅限于考察这两种观念的起源”[43]，这种起源与道德现实的影响不属于讨论的范围。“这项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我们的职责解决在品味的帝国中。”[44]但这种辩护充其量只是弱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在道德和现实中左右摇摆的伯克始终在为保守何者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