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柯克与二战后世界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迪斯累利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托利党都没有挣脱迪斯累利的基本范式。迪斯累利不但找到了托利党在民主时代的生存法则，也找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生存法则。通过坚定强调英国的民族特性，托利党得以建立广泛的跨阶层同盟并随着帝国的不断壮大汲取政治上的支持。在19世纪末，托利党再次展现对放任主义的偏爱。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的影响下，它重新回到了一国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保守主义的进展也是令人失望的。以至于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乎找不到真正在思想上具有深度的保守主义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继承了辉格党的自由党终于走向了衰败，但工党的崛起抵消了托利党的喜悦。现在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党将和它们争夺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力。
思想上的匮乏可能是政治现实的结果。对于当时的保守主义而言，它没有强烈的愿望改变迪斯累利所塑造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在这一结构依旧可以保持运行的情况下，保守主义一再表现出自己的惰性，或者审慎的本能。可能只有艾略特的诗歌能为保守主义提供浪漫化的想象力。柯克评价道：“也许主要是由于那个‘控制着混乱的老迈的犹太绅士’的想象力，他们作为一个强势且有见识的政党延续到20世纪中叶。”[75]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托利党依旧强调社会福利的重要性，试图提出比工党更具吸引力的社会支出计划。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保守主义的面貌。撒切尔和里根塑造了今日保守主义的刻板印象。但随着新保守主义的衰弱，一国保守主义正在重新焕发生命力。无论是卡梅伦还是约翰逊，都将迪斯累利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2016年保守党的大胜也和它成功争取到大量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密切相关。
同时期的美国保守主义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随着北方在内战中，扬基人彻底取代迪克西人成为美国的正统。从这一点看，南北战争堪称美国第二次建国神话。威尔逊站在南方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写道：“北方佬是由北方腹地产生的一类人，他们的贪婪、虚伪、狂热，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我们美国人颐指气使的欲望，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是如此。”[76]柯克甚至用“镀金时代”形容从内战后直到一战之间的保守主义。这一时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实际上是指非常类似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原则，稀里糊涂的诚实人正试图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保守主义的事业之中”[77]。随着美国的高度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减少，约翰逊和亚当斯所设想的美国正在消失。在杜威的实用主义之下，一切灵性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演变进一步削弱迪斯累利范式的客观性基础。首先，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是以不同于19世纪殖民帝国相互斗争的方式展开的；其次，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也逆转了农业和工业人口的比例；再次，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保守主义的主要竞争对象；最后，信仰在人类社会的力量逐渐衰弱。“美国现在正遭受世俗化之苦。它充满了相对主义者，他们停止对传统上被视为不道德的社会行为做出判断，无论是同性恋、性别角色的模糊，还是通奸。”[78]随着英国从全球帝国衰弱为区域国家，英美力量格局发生彻底倒转。美国逐渐成为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主阵地。保守主义已然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柯克是第一个以学者身份实现保守主义范式进一步转化的人物。与他的保守主义前辈相比，虽然柯克通过诸如《国家评论》这样的保守派杂志对政策和舆论产生影响，但他本人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保守主义终于迎来自己在智识上的强大支持者，但这也激发了保守主义的巨大隐忧——一个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人是否又会将保守主义带向“哲学家的政治”呢？
柯克对保守主义的处理方式同样带有浓厚的学术倾向。与伯克或者迪斯累利关注于具体的政治事态不同，他首先将目光投入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历史中。法国大革命业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传承一个半世纪的保守主义有必要进行历史性的回溯。这也是柯克最重要的作品《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容。通过不断的修订和添加，柯克建立起从伯克到艾略特的英美保守主义演化历史。斯克鲁顿评价道：“柯克为二战后一代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他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共同遗产，作为一种可信赖的政治信条，并启发了最高的艺术努力，就像艾略特的诗歌一样。”[79]
在澄清保守主义历史的同时，柯克试图对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进行一些定性上的描述。“保守派不相信伯克所说的‘抽象主义’，即脱离实际经验和特殊情况的绝对政治教条。然而，他们确实相信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真理，支配着人类社会的行为。”[80]柯克将其归纳为10条主要表现。其中有一些是伯克以来保守主义一直强调的特征，比如对过去传统的重视、财产与自由的密不可分、权力需要制约平衡、完美政治的不可行。但柯克特别注意基督教在保守主义中的重要性。“任何政治制度都是在道德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种道德秩序都源于宗教信仰。”[81]保守基督教成为柯克保守主义的核心。
从正面看，基督教是整个英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首先是英美历史发展的结果。除了罗马征服以前的英格兰，或者从罗马崩溃到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这几段时间，英美两国的历史与基督教深度绑定。“所有人都宣称自己信仰基督教，所有人都读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所有人都宣扬信仰、希望和仁爱的神学美德。所有人都说英语、读英语，所有人都生活在英国法律之下，所有人都遵守许多古老的英语规定和习惯。他们是英国形式的基督教。”[82]换言之，不可能在脱离基督教的情况下，讨论英美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用柯克的话说，“没有宗教基础就不可能有保守主义”[83]。
伯克和迪斯累利不否认基督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在精神上相当于伯克的世俗的欧洲共同体概念。在它存在的18个世纪里，通过历史的延续和法律的规定，它为欧洲文明的丰富和稳定增添了不可估量的力量。”[84]迪斯累利相对较为谨慎。在承认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的同时，他将基督教潜在的世界主义倾向视为对帝国的可能威胁。在柯克的范式下，无论是伯克的英国政治制度还是迪斯累利的民族特性，最终都是基督教与具体环境结合下的结果。保存政治制度和民族特性必须以基督教作为真正的基础。
从反面看，柯克注意到日益世俗化时代所带来的风险。人们越发倾向于用一种机械唯物论色彩看待世界。国家被理解为纯粹的契约，富含感性的历史被肢解为社会学。人类精神正处于普遍贫乏之中。这种神圣性的缺失是现代人倒向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关键。他们不再真诚相信任何有价值的事物。在这种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社会和政府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传统带来的惯性。换言之，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主流社会的忍让和迟钝之上。“耗尽道德和社会资本是可能的；一个完全依赖遗产的社会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破产。就文明而言，就像人类的身体一样，只有在每一代都发生健康的变化和恢复活力时，保护和更新才有可能。”[85]如果不及时恢复基督教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人类社会最终将因为抽象化的原子个体陷入无尽的分裂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在确立保守基督教这一核心原则之后，柯克也需要为如何保守提供必要的指南。在这一问题上，由于柯克的学者属性，他提出的指南相对更为抽象。
第一，反对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计算理性思考方式。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主义迅速宰制了人类的心灵。人类被迫接受现代社会的无聊，丧失对永恒事物的追求和向往。“旨在提升大众心智的公共图书馆逐渐减少，变成了公费开支的休闲娱乐工具；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充斥着嘈杂的噪声，甚至把不愿意的人也变成了被动听众的一部分。”[86]恢复基督教的神圣性是保守派在逻辑上的自然选择。
强调基督教的神圣性与基督教内部的宽容本身不矛盾。美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了这一情况。第一修正案对宗教宽容的支持绝非反对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与帝国结构、封建制度、国家单一政体、贵族制度、共和国制度和民主制度共存。他们认为，宗教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管理制度；相反，它是一种将人的灵魂与神的力量和爱联系起来的尝试。”[87]宗教宽容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实践真诚的基督教信仰。
在具体实践上，为了扭转精神普遍衰弱的局面，家庭、社会、学校都是需要从对立思想中夺回的阵地。从某种程度看，今日美国大学内的“文化战争”就是柯克思想的典型表现。柯克指出，大学不只是纯粹传授知识的场所，“它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它是一个向新兴一代传授健全的知识和道德纪律的机构”[88]。但在激进派的影响下，学校，特别是大学，业已成为煽动盲目行动的中心。学生被激进派的乌托邦所蛊惑，沉迷于意识形态不可自拔。保守派需要恢复学校的本来面貌，恢复学校的纪律性。柯克将矛头直接指向杜威的教育理论。“杜威的理论中融合了健全的感觉和谬误，但在我国，谬误几乎成了正式的教育教条，而健全的感觉却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遗忘或失去了意义。”[89]
第二，反对集体主义。一方面，个人自由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一直以来的特征。从思想上看，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维护殖民者从英国本土继承的个人自由。用伯克的话说，“他们不仅献身于自由，而且根据英国思想和英国原则献身于自由”[90]。甚至与英国本土相比，美国人对个人自由拥有更强烈的渴望。这也是为何英国本土接受印花税而美洲殖民地不接受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美苏冷战的格局激发了柯克对集体主义的应激想象。尤其是在对苏联的想象中，集体主义被理解为某种程度上消灭个性的存在。民众被教育忽视自身的价值，甘愿成为庞大机器中的一部分。“集体主义意味着真正的共同体的终结，用统一取代多样性，用武力取代自愿合作。”[91]
对集体主义的反对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中央集权的反感。随着二战后国家职能的不断发展，政府不得不处理越来越多的事物。这在客观上促使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这也符合19世纪以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柯克认为国家的集权化将最终影响到英美传统保守主义所珍视的个体自由。保守派需要从社区层面开始抵御政府权力的侵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多数美国保守派支持小政府的原因之一。
对集体主义的反对不等同于支持个人主义。“作为对当今威胁我们的冷酷无情的集体主义的反抗，这种向个人主义的逃避是可以理解的；但尽管如此，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对保守派事业来说，它甚至比无原则的削减政策更具灾难性。”[92]支持个人主义原则等同于取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柯克追寻伯克的脚步强调，个人自由是英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的结果。英美的个人自由只能在英美的历史语境下谈论。其他文明完全可能会演化出不同的路径。将个人自由作为所有文明的普遍原则与集体主义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柯克与新保守主义者关键差别所在。
新保守主义是二战后美国一支逐渐壮大的力量。虽然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但早期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是由支持托派的前社会主义者构成。其中相当数量的成员来源于东海岸的美国犹太人。保守主义不排斥犹太人，迪斯累利本人就是英国犹太人。新保守主义的原初血统是一个令传统保守派感到困惑的部分。但作为新的盟友，传统保守派对新保守主义者展现出温和的友好态度。柯克在运动的早期赞扬新保守主义者，“我确实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欢迎，因为我意识到他们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活跃在严肃的新闻事业和某些大学里，并预示着保守派或准保守派的观点将在纽约的犹太知识界兴起——这一阶层以前属于激进主义或解体的自由主义”[93]。
两种保守主义在当时的主张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支持小政府，也都支持与苏联进行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公平贸易的理念。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过分融合，导致他们往往忽视与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一个自由党人不可能完全是一个自由党人，而必须常常是一个比保守党人本身更好的保守党人。”[94]在冷战的背景下，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者是通过与自由主义者结盟的方式共同对抗社会主义者。结盟本身是一种策略性行为，而非内在的一致性。对于传统保守主义者而言，与苏联对抗是为了维护英美所特有的个人自由。苏联式的集体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不甘心将自身限制于国境之内。与苏联的对抗是被迫的和不得已的。新保守主义的理由则更接近自由主义同行。它吸收了关于个人自由作为普遍权利的原则，将与苏联的竞争视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抽象原则的对立决定两者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接下来半个世纪中，两种保守主义的争斗和合作是复杂的问题。但柯克确实为长达百年的保守主义范式提供了新的内容。在柯克的改造下，虽然依旧不及它的竞争对手，保守主义增强在智识上的构建能力。柯克指出了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但缺乏直接的政治参与导致柯克在如何保守的问题上缺乏更有力的意见。在理论上发展的同时，传统保守主义似乎迎来了实践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