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柯克对基督教的重新提炼
英美实力的逆转带来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中心的迁移。在20世纪之前，英国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绝对重心。但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带来的影响，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主导权落到美国的手中。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最早体现在国父们对联邦问题的不同理解上。在不同的理解视角下，美洲革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伯克式保守主义范式下，美洲革命本质上是为了延续英国一直以来的自由传统。在激进主义者看来，美洲革命是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在现实中的成功实践。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原始思想理念带有强烈的英国血统。汉密尔顿在讨论常备军问题的时候指出，“虽然在善于推测的人们看来，这种思想可能来自对这种制度的性质和趋向的仔细考虑，而且又为历史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然而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情感来说，就必须追溯到合众国一般居民起源的那个国家所给予我们的思想习惯”[20]。
美国南方保守主义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正式继承人。拉塞尔·柯克指出南方保守主义“根源于这四种情结：半是处于怠惰的对变革的憎恶；维护一个农业社会的决心；对地方性权力的爱护；以及对黑人问题的敏感”[21]。约翰·伦道夫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伦道夫继承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对于自由的理解，强调自由必须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被塑造的产物。“自由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人权；但这是一种特权，授予那些服从上帝旨意的人，通过约束意志和欲望。”[22]南方保守主义者试图维护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他们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从本土继承下来的自由表现。尼尔森指出，在内战之前的美国，迪克西人是美国的正统，扬基人代表的新兴城市工商业阶层才是异类。从更为客观的角度看，迪克西人与扬基人的矛盾是英国农村阶层和城市阶层的放大版。由于美国广阔的地理条件，传统的分散化生产方式比本土更为强势。
北美相对强势的农村阶层也无法改变与英国本土类似的命运。南北战争之后，扬基人的叙述成为新的美利坚正统神话。在种族解放的正义旗帜面前，美国的传统保守主义比它的英国表兄更为孱弱。柯克甚至不无遗憾地承认，美国对进步的偏爱导致它常常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为保守主义进行某种代言。“今天，美国几乎是在一阵心不在焉的状态下，成了文明遗产的主要保护者：伟大的保守力量。”[23]
内部历史的凌乱成为传统保守主义进行历史追溯的内因。它必须澄清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如何澄清保守主义内部派系之间的联系。比如，迪斯累利的“托利党民主”与伦道夫·丘吉尔对平等托利主义的理解存在何种联系。贝尔福对于迪斯累利保守主义的谨慎反动是保守主义内部的争议，还是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在澄清什么是保守主义的同时，传统保守主义也必须回答它与其他竞争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它对社会改革的支持如何与社会主义相区分；它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又与自由主义存在何种不同。
不过从今日的历史看，传统保守主义的这一任务没有得到很好完成。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区分保守主义和其他主张是一件高度困难的事情，这可能与伯克时代对保守主义的基本理解密切相关。保守主义是一种无法从具体主张中识别意识形态的主义，也不会为问题提供标准化的操作手册。英国脱欧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与工党主流高度支持留欧不同，保守党内部的留欧派和脱欧派展开激烈的斗争。正是同样宣称自己是迪斯累利继承人的卡梅伦和约翰逊在脱欧问题上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
上文提及的对西方文明的彻底怀疑是传统保守主义追溯历史的外部动因。如果西方文明本身不值得信任，那么传统保守主义本身就丧失存在的价值。正如塞西尔指出的那样，保存是一种心态和习惯，是对于熟悉事物的信任和偏爱。“一个国家的惯常制度之所以有极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即使共和政体根据其他的理由可以被接受，大多数的英国人也不会乐意接受这种政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君主政体了。”[24]传统保守主义必须通过历史回溯证明，或者至少提供传统积极意义的证据。
柯克成为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下一个范式的创造者不是纯粹的偶然。作为政治家的伯克和迪斯累利没有时间完成繁复的思想史反思；在传统保守主义的初创时代，思想史本身也缺乏客观上的写作价值。二战后完成中心迁移的英美传统保守主义正陷入自己的历史认知混乱之中，它需要更为智识性的人物为其提供理论上的吸引力。柯克满足了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诉求，成为第一个以学者身份开创传统保守主义范式的人物。
柯克的学者特征帮助传统保守主义在智识上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伯克时代的忧虑。伯克之所以拒绝学者主导保守主义的原因就在于学者在具体政治实践能力上的缺乏。伯克批评学者尤其不考虑自己抽象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如果卢梭还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他是会对他的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他们在他们的悖论中乃是奴性十足的效颦者，并且即使是在他们的毫无信心之中也会发现有一种隐然的信仰。”[25]抽象理论是人类智力水平的体现，但对于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人而言，它与毒药无异。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没有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学者型保守主义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具体政策实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议会法案施加影响力，成为一个难以弥补的短板。
柯克对传统保守主义历史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一书中。这本书的标题最初并非到艾略特，而是到桑塔亚纳。这是在柯克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的结果。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柯克对保守主义历史的阐释，但他确实为英美传统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从伯克到当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连续谱系。这尤其体现在他对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构建中。英国传统保守主义具有相对清晰的脉络。伯克和迪斯累利为其提供高强度的历史定位。柯克自己也承认，“伯克的灵感将其观念塑造成一种社会防护体系，我们的时代似乎也在寻找其中的某些观念”[26]。
柯克对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阐述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他试图强调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与英国表兄之间存在血缘的密切联系，不是简单的无根之物。柯克从四个方面强调英国传统对美国的影响。一是英语和英语作品本身；二是普通法和实证法体系；三是代议制政府；四是英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本来不大适合结合成为文明的美国人才具有真正的文明形态。“如果这种文化遗产被长期而广泛地忽视，美国民族就会在私人生活中走向野蛮、无政府状态，或在公共生活中走向铁拳。”[27]
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依旧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虽然在一个偏好进步的国度中，保守主义难以占据优势；从国父到南方保守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同样不容小觑。即便在内战后如此灾难性的时刻，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没有断绝。北方的新英格兰思想家塑造了一种自由和保守的混合气质。在无情的工业化面前，这些自由分子也陷入恐惧之中。对抽象理论的偏爱和保守主义的本能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缝合在一起。“他们几乎不再记得去哪里寻找保守秩序的根；因此，当我们提及存在于镀金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想时，我们实际上是指非常类似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原则，稀里糊涂的诚实人正试图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保守主义的事业。”[28]更重要的是，美国保守主义在如此困难的时光都生存下去，今日的情况绝不会比内战后的情况更糟糕。随着激进主义的退潮，保守主义可以重新焕发生命力。
柯克对保守主义谱系的构建更加体现它的内部效果。他试图在一个普遍绝望的时代给予保守主义最为珍贵的信心。但这种解释远不能完成重建保守主义的任务。正如上文所言，在西方文明本身都被严重质疑的情况下，对文明优越性的强调只能是一种自吹自擂。柯克需要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新的核心范式，他首先必须阐明，在冷战格局下，保守主义究竟应该以保守什么作为核心。(https://www.daowen.com)
在民族精神已经难以唤起民众想象力的时代，柯克最终选择进一步的抽象还原，试图寻找到新的最大公约数。基督教是他最终确定的保守核心。柯克指出，对人类的原始社会而言，普遍存在的宗教是人类对超越性需求的表现。无论是希伯来人还是希腊人，都是从宗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人类需要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与神圣性本身加以沟通。或者用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解释，宗教告诉人类世界本身是可变动或者可取悦的对象。
在西方文明中，基督教最终承担人与神圣性之间的沟通桥梁。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制度将基督教传播到欧洲的各个角落。这也是伯克在《英国史散论》中暗示的基本立场。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关键性要素。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之深刻，以至于在今日的任何角度都能找到它的影子。新大陆的美国非但没有摆脱基督教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将基督教置于政治结构之中。“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仅有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29]
基督教对美国最深刻的影响恰恰潜藏于“上帝保佑美国”之中。宗教自由为信仰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不同教会之间也不会争夺对于国家的控制权。它们以相当温和的方式对待彼此间的差异。柯克甚至认为，“这种完全宽容的意见与国家对宗教原则的一致结合，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大多数国家要么正式或含蓄地承认一种过时的宗教，要么全盘否定宗教真理”[30]。柯克的视角存在美化的嫌疑。毕竟在美国建立的时代，宗教斗争已经逐渐退出舞台，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在几百年的反复实践中，西方文明暂时为国家和教会寻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选择基督教作为保守主义的新核心带来策略上的明显益处。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民族情感或者说共同的民族神话暂时丧失自己唤起普遍审美的能力。在普遍的创伤记忆中，民族情感反而会被视为战争的帮凶。基督教则以更加温和的面貌出现在战后世界之中。基督教不是独属于特定西方国家的遗产，而是所有西方世界共同拥有的遗产。柯克实际上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力量的衰退才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族主义恰恰是普世基督教的对立面。“当一个国家忽视神圣的权威时，它很快就会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中，陶醉于自己不受控制的权力，这使20世纪变得可怕。”[31]
柯克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指出宗教的衰退就是文明的衰败。纯粹的世俗缺乏真正的超越性；人类只会短视地服从于眼前的利益，导致文明的自灭。柯克在这里提供一种与伯克高度相似的人性论基础，即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严重怀疑。唯有承认世界超出人类的理解范围，才能为真正的敬畏和谦卑提供空间。“肤浅的”世俗主义自以为理解真理，就如同希腊人一样自大。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困境是一个更好的解释。为了保证主权者的至高无上性，霍布斯试图尽可能去除对主权者的挑战。但这种矛盾在君主的不正当行为中变得极为棘手。在大卫杀死乌利亚的例子中，霍布斯不得不强调，虽然在人法的范围内主权者不可被挑战，但他违反自然法的行为可以在最终审判中由上帝所裁决。用霍布斯自己的话说，“任意做他愿做的事情的权利已经由乌利亚本人交付给大卫了，所以乌利亚不能构成侵害”[32]。
在缺乏神圣性保证的情况下，道德放纵和败坏只能依赖于世俗的权力进行惩罚。问题是，这种惩罚本身是可以被预估和明确的。这是现代刑罚相一致的要求，是为民众的功利计较提供可能性。违背规则的标准从伦理性变成了经济性。维吉尔对所处的罗马社会的描述就是典型的表现。在这一高度世俗化的古典时代中，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论的盛行为纵欲和罪恶提供了充足的借口。“那个由堕落皇帝、罗马斗兽场中的残杀、受迫害的无辜人以及亚细亚毁灭性战争构成的罗马”[33]充分表明在一个缺乏神圣性的时代人类普遍的道德败坏程度。
柯克对于宗教和文明同步衰弱的表示实际上回应了战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解构。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部分，它在为人的尊严提供价值的同时，也限制人类的狂妄自大。“无论是人类的完美，还是社会的完美，在人间永远无法达到，只有在更高的境界才能找到。”[34]纳粹德国对于完美状态的想象最终造成最残酷的极权主义暴政。西方世界今日的问题不是传统本身出现问题，而是传统衰退的结果。在世俗主义的挤压下，基督教的衰败破坏民众对伦理共同体的信仰，为极端的唯我论和个人意志保驾护航。
柯克的解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反思的重点。问题是，柯克对基督教神话的塑造将直接受到历史事实的挑战。柯克的反对者完全可以指出，基督教在为西方带来文明的同时，也是西方苦难的制造者。即便不讨论中世纪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冲突，残酷的宗教战争已经说明基督教本身可能不如柯克所描述的那么美好。
潜在回应策略在于指出基督教的精神实质与它在历史中复杂表现的区别。“任何宗教都有腐化的危险；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人努力说服我们，基督教赞同某种感性的集体主义，一种人类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上帝眼中的基督教平等观念被转变为由国家强制实行的沉闷的社会和经济平等。”[35]历史中基督教的表现恰恰是人类自身不完美的写照。对于基督教的错误理解导致教派冲突和信仰的狂热。宗教的实质在于将人与超越性的神圣存在通过信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为人类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行动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柯克得以强调宗教宽容，或者说宗教自由，与基督教的精神实质相一致。
在确立保存基督教这一核心之后，柯克进一步提出当代保守主义需要回答的10个问题。其中既包括心灵的贫瘠和工业化的无聊世界这样精神领域的问题，也包括共同体和秩序缺失这样的政治问题，更包括正义、忠诚这样的德行问题。有些问题是过去时代已经出现的，有些则是新时代的特有产物。柯克写道：“我希望保守派能以他们祖先的智慧来面对这些麻烦；然而，仅凭先例还不足以将美国社会从目前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现代保守主义者必须即兴创作，也必须服从偏见和规则。”[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