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地区共同体
在保守主义者眼中，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伤害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一“有毒”的意识形态正在教授西方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上的空虚进一步表现为政治上的裂痕。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普遍理性的狂热信仰正在转化为新的宗教压迫。对于激进分子而言，在这场理性与传统的伟大斗争中，理性所代表的不仅是绝对真理，更是道德上普遍的善。“激进分子更喜欢全球理想，而不是地方忠诚，他们不愿与对手建立桥梁，而是倾向于将他们妖魔化。”[73]这种对抗邪恶的史诗感进一步转化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迷信。理论的正确性被无缝转化为实践的正确性。这为一种新的逆向歧视提供条件。“所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批评都被排除在公众辩论之外，新来的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反对者居住在一个欧洲国家，仍然可以享受作为公民的回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74]
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上文所指出的对强力主权机构的呼唤。多元文化主义对边缘群体的保护建立在对主流群体的打压之下。虽然话语权上的优势有助于维持不平衡的势力格局，但主权机构的权力背书显然能够提供更为稳定的客观性保障。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需要不断扩展主权机构的权力强度和范围，才能尽可能多地覆盖边缘群体。对边缘群体的保护边界拓展反过来导致主权强度的指数上升。这也是为何今日的激进自由主义分子往往是大政府的支持者。二是对跨国机构的偏爱。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具有天然的超国家特征。平等不仅是属于特定国家的事情，更是所有国家理所当然的目标。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视为阻碍性因素需要加以克服。这种全球主义偏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没有人会认为，沙尘暴和台风这样的自然现象可以被赋予国家特殊性这样的概念。“要实现深刻变革，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跨越国界的全球性行动，这可能与当地社区的短期利益相违背。”[75]
欧盟被视为多元文化主义的阶段性产物。在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设想中，欧盟的建立是以让渡主权国家的权力作为代价的。权力让渡本身意味着主权国家向超主权机构这一更高级阶段的转变。超主权机构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争端也将成为完全过时的想法。“他们的论点习惯性地淹没在关于多元文化社会、少数民族权利和新的全球经济的陈词滥调之下。欧盟、联合国和世贸组织强大的官僚机构放大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呼声，并进一步蔑视阻碍他们计划的反动派。”[76]这种对未来或者说进步的乐观主义心态，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积极推动欧盟一体化的原因所在。
斯克鲁顿不否认问题的跨国特征。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所期望的全球主义方案是否能够如其所设想的那边解决问题。斯克鲁顿否认全球主义是跨国问题的必然答案。多元文化主义对全球主义方案的偏爱是理论模型的结果，也是经验直观的结果。激进自由主义者观察到在许多国际问题中，主权国家存在强烈的以邻为壑的倾向。2016年欧洲移民危机各国的表现进一步成为他们将主权国家视为克服对象的愿望。换言之，在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设想中，如果欧盟作为一个有效的主权机构，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资源的有效调配将危机的影响分担到各个地区，从而避免对整体的严重冲突。
这一设想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但在政治实践中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强力的超主权机构是以权力上移作为代价的。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将地方的权力上移至更高的政府层级，通过下级机构的附庸化和工具化克服地区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权力上移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地区自己才更熟悉所处地区的情况；陌生外部势力的干涉无法保证能够得到更为积极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便能够充分掌握情况，陌生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地区政府强烈的行动意愿。在官僚主义的宰制下，系统倾向于优先解决最容易的问题而非最重要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完全忽视了地区共同体的价值。“传统社区应该受到保护，不受突然的和外部策划的变化的影响，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可持续经济，也是因为构成他们社会资本总和的价值观和忠诚。”[77]对社区共同体的破坏将削弱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这意味着牺牲将成为更为困难的事情。“我们”被还原为原子化的个体，这转化为对日常事务普遍的漠不关心。这最终为责任逃逸创造巨大的空间。日常责任被转移为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则被消解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之中。
欧盟的责任逃逸是典型的表现。“它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秩序，通过一套不可避免的规章制度传递到公民社会，由一个官僚机构管理，这个官僚机构不向其之下的任何人负责，而只对其所招募的人负责，而这些人从未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代价。”[78]这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布鲁塞尔官僚阶层。由于官僚层级的复杂性，欧盟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创造更多的问题。激进自由主义者将斯克鲁顿的批判视为欧盟作为过渡性产物的不完美表现。但斯克鲁顿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对官僚主义的偏爱是自身逻辑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治家屈服于官僚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学的兴起和胜利，以及它从工具推理科学向现代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转变。”[79]换言之，多元文化主义始终从外部视角对待一种文化。这种外部视角本身被视为客观和中立的必备条件。问题是，普通民众是从内部视角理解文化；文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强制的视角剥离只会进一步增加责任逃逸。
斯克鲁顿的批判也揭示他解决问题的核心主张——恢复地区共同体。既然今日政治问题来源于地区共同体弱化所带来的责任逃逸，那么恢复地区共同体、重建责任约束是逻辑上的合理答案。斯克鲁顿写道：“保守主义如其名所示：试图保护我们现有的社区——不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方面，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为了保护，我们必须改革’，而且是在确保我们社区长期生存的所有事项上。”[80]
斯克鲁顿的一般原则可能没有逻辑上的明显缺陷，但在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强调的实践中可能没有设想的那么和谐。在斯克鲁顿的理论中，跨国巨型企业这样的外部干涉力量显然扮演更为消极性的因素。大型连锁超市以压倒性的体量优势严重挤压本地的零售超市。这实质上是对本地社区网络的一种破坏。斯克鲁顿写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困扰着我们。经济活动已经脱离了社区建设。我们不认识生产我们产品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相信什么，他们希望什么。”[81]民众再也无法享受到本地商品所带来的熟悉感，或者说认同感。斯克鲁顿将解决方案寄希望于某种形式的本地化生产。“我们需要把小企业带到农村社区的中心地带，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和学徒机会；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当地食品经济的发展，并让城市居民意识到他们所吃食物的本质和来源。”[82]
斯克鲁顿的设想固然美好，但民众可能同样难以舍弃大型连锁超市所带来的便利性。非强制性的鼓励是否真的能够达到目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情况。但斯克鲁顿的一般原则提供了某种辩护的可能性，其方案的核心在于恢复地区共同体的自我决定权。在关于大型连锁企业这样的问题上，地区共同体的参与者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商定的方式做出决定。无论选择保留与否，都是各共同体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责任本身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对社区共同体或者说“我们”的认同感。(https://www.daowen.com)
地区共同体认同感的塑造是通过多种载体加以培育的结果。家庭、社区学校和教会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获得第一人称复数——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和一种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安顿下来。这种‘我们’的需要，不为国际主义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致力于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接受。”[83]这种“我们”恰恰是最真实的存在。“我们”是学校里一起上课的学生，是一起吃饭的家庭成员，是周末一起参加社区教堂礼拜的邻居。斯克鲁顿的想法在侧面上暗示，遏制学校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将儿童虐待问题交由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推卸责任。”[84]各载体之间唯有紧密合作，才能建立起真正强有力的认同。
网络社区是斯克鲁顿特别提及没有展开的一个部分。一方面，他认为网络社区存在典型的无根性表现。网络社区的年轻人对所谓的熟悉感和认同感不屑一顾。“对于网络化的年轻人来说，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无论如何，所有的东西都是凭空提供给他们的。”[85]他们以彻底的实用化态度对待所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斯克鲁顿认为网络社区同样为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新的可能性。“网络社区越来越像一个地方，在这里邻里之间的一些安慰和相互信任正在形成，无视社交媒体本身的‘替代’趋势。”[86]甚至厌恶网络社区本身就是地区共同体缺失的代偿反应。年轻人只是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空缺。这也是为何众多西方年轻人，特别是欧洲年轻人，会试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原因。新自由主义被等同于美国化。美国化意味着欧洲身份的混淆和丧失。这种恐惧错误地转化为对强大中央权力和全面控制的呼唤。
为了对抗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斯克鲁顿选择自下而上的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替代方案。他尤其强调这种方案对英美文化的特殊意义。英美政治体制的构建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国家是具有政治形态的社区。他们倾向于通过将共同的归属感转化为集体决定和自我强加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国籍是领土依附的一种形式。但这也是一种原始的立法安排。”[87]换言之，斯克鲁顿再次召唤伯克的古老观念——英美的自由是英美自身历史习俗塑造的结果而非抽象理论的产物。当代西方世界的问题在于，“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源于人们对社区的寻求，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忠诚已经失去了吸引力”[88]。多元文化主义所提供的等价物无法建立起新的全面忠诚。全面的内部战争是忠诚撕裂的最终结果。
斯克鲁顿确实为西方文明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然而他似乎有意模糊一个问题，即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究竟是普遍有效的方案还是只适用于英美国家的特殊方案。如果作为一种普遍方案，斯克鲁顿没有回答这是否意味人类政治存在普遍的样貌；如果作为一种特殊方案，斯克鲁顿也没有直接表示其他文明是否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他充其量只是在较为宽松的层面上提及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共通性。
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中反复挣扎不是斯克鲁顿一个人的问题。从伯克时代开始，传统保守主义始终无法完全处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这最终为斯克鲁顿处理爱国主义问题留下阴影。激进自由主义之所以反对主权国家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主权国家的自利性。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将其他国家视为潜在的竞争者。相互间的敌视为偏执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借口。排外主义则反过来加剧国家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战争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典型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带来严重的灾难。“欧盟产生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欧洲的战争是由民族情绪引起的，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跨国的政府形式，它能将人们团结在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周围。”[89]斯克鲁顿自下而上的方案不但没有为国家间的战争提供限制，反而强化了两者间的身份冲突。
斯克鲁顿没有系统性地回答这一问题，他试图从两个方面为这一问题提供辩护。
第一，斯克鲁顿强调民族国家是当今政治的地基。“民族国家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忠诚，一种设想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方式，这使得选举和驱逐他们的代表的计划对普通公民来说是容易理解的。”[90]这种底层代码的建构为日常的政治危机提供了缓和的可能性。如承认选举失败是最为有力的表现。在缺乏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地区，每一次选举都是潜在动荡的诱因。败选者往往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从而激发宪政危机。民族国家为这种潜在的分裂提供充分的黏合剂，也是保证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换言之是民族国家造就民主制，而不是民主制造就国家。
激进自由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反对与因噎废食没有本质区别。欧盟失败原因的关键就在于它无法承担民族国家的责任。“欧盟也不太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前政治忠诚。形成欧洲民族忠诚的所有因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习俗、共同的法律体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都不在其中。”[91]更何况，在国际政治中取消战争本身可能是一种永久和平的虚妄想象。战争同样在人类的政治社会中存在积极作用。
第二，爱国主义本身不等于排外主义。地区共同体的特殊规范是该地区长期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这种规范可能不被普遍理性所理解，但为具体生活提供有效的黏合作用。正如客人需要对主人保持尊敬一样，外来的陌生人有必要对特殊规范保持必要的尊重。特别是当陌生人试图成为其中一员时，他更有必要接受社区共同体的特殊规范。排外本身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心态，是民众捍卫熟悉生活方式的正当做法。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排外与排外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排外主义与其说是建立在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上，倒不如说建立在狂热之上。“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对国家的忠诚，而是披着领土外衣的一种宗教忠诚。”[92]
作为一个反面例证，欧盟也没有如其所设想的开放。“欧洲话反映了新话（new word）的这一特点。它避免了重复提及战斗、斗争和冲突。但是，它把它的鼓励集中在政治进程的一种泛动态愿景上，在这种愿景中，所有‘积极’的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而所有消极的变化只是暂时的挫折，是由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小英格兰主义、民族主义等引起的。”[93]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念，欧盟也采用大量进攻性语言进行维护。所谓的开放更多是事态相对缓和的结果。一旦进入到政治的生存博弈，欧盟同样显示出自己的排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