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现象
严格而言，反对中央集权并不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当然特征。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克的解释，他反对的是采用单一化的方式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进行管理。“英国的稳定依赖于在议会主权下联合起来的混合政府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持统一的权威。”[38]换言之，伯克反对的不是集权制而是单一制。伯克始终强调英国本土议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大不列颠议会以两种身份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一种是作为这个岛上的地方立法机构，立即为国内的一切事务提供服务，除了行政权力之外没有其他工具。另一种，我认为她更高贵的能力，就是我所说的帝王气质；在那里，她就像在天堂的宝座上一样，监督所有的几个下级立法机构，引导和控制它们，而不消灭任何一个。”[39]
哪些权力需要集中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化的结果。比如，在伯克时代，一方面，由于本土和殖民地距离遥远，通讯时间长；很多时效性的问题只能交由本地自治组织进行决定。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家结构没有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甚至议会是否需要常设化开会和是否建设常备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国家职能完全可以凭借小型的精简机构完成。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外部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依旧拘泥于伯克时代对于小政府的认知，反而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
英国托利党从皮尔时代的放任主义再到迪斯累利时代的加强监管是一种佐证。迪斯累利的做法没有被视为集权主义的冒险。红色托利主义可能过分受到20世纪集权主义争论的影响，以至于它没有以更加公正的眼光看待集权的积极作用。在一个国家事务日益复杂且自治传统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至少在短期内，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只能通过加强集权的方式才能够对抗新自由主义和传统左派的侵蚀。
红色托利主义不成功的尝试再次激发起民众对于新自由主义问题的焦虑。这一方面意味着必须采用更大胆的方案才能改变现有局面，另一方面则暗示传统的知识精英已经无力处理这一问题。这为传统保守主义，乃至左右翼的民粹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学术共同体一遍又一遍地从各个角度在21世纪前后为新自由主义背书，激发民众对学术界的普遍失望；在新自由主义困境出现之后，主流学术共同体又无力提供有效的改善方案。民众被迫在日常生活的痛苦中寻求更边缘的解决方案。
布隆德注意到问题并指出：“精英阶层的政治和大众的不满情绪之间的差距反映了英国文化、美德和信仰的全面崩溃。”[40]问题是，布隆德的红色托利主义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依旧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精辟分析极端个人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影响。“这种个人主义在摧毁所谓的关于人类真正繁荣本质的习俗和传统的专制主义时，产生了一个空洞、空虚的自我，它不相信共同的价值观或继承的信条。但在创造这种纯粹的主观存在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完全可怕的暴政。”[41]但社群保守主义方案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跨国企业，也无法控制中央政府不断膨胀的官僚主义。英格兰东北部的民众依旧处于被抛弃的状态中，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性改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不断衰弱的道路。为了应对挑战，主流舆论将反对意见标识为极左翼或者极右翼的言论。通过取消反对意见的正常性，他们得以维系自己日益缩小的正常范围。但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显然无法掩盖政治势力的变化。比如，在法国，由于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一直作为政治力量存在于政治光谱中。在新自由主义衰弱的同时，它迅速汲取力量，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是最为明显的表现。希腊问题直接引爆了欧盟内部各方面的矛盾。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将问题归咎于欧盟一体化的程度不够高，无法建立起统一的财政政策；但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欧盟是否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
2016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年份。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内战的干涉最终将叙利亚变成大国利益的博弈场。长期化的战争在摧毁叙利亚经济基础的同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这些难民背井离乡寻求生存的机会。虽然相当多数的难民选择停留在周边国家，但近在咫尺的欧盟显然是有诱惑力的选择。欧盟国家的福利水平和它所宣称的价值观最终转化为民众对欧洲，或者说对西方世界的神话性想象。在集体无意识的裹挟中，数以百万的难民开启了向欧洲的朝圣。
在难民危机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待难民。它们尽可能地为难民提供有效的帮助，以此作为欧盟价值观优越性的表现。不过令人讽刺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难民危机很快演变为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最残酷的拷问。
第一，由于欧盟的表演效应，它进一步激起难民对欧洲的向往之情，越来越多的难民试图向欧洲流动。
第二，随着人数的爆发式增加，为难民提供紧急救援的财政支出迅速陷入枯竭，欧洲各国政府无力为如此庞大的难民群体提供人道主义保障。
第三，人道主义保障的缺失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尤其是治安问题的激化。难民被迫选择以非正当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进而导致与本地居民关系的恶化。
第四，中东难民与欧洲本土居民的文化隔阂增加两者的沟通成本，源源不断的难民也激发本地居民的直接恐惧。
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转化为一个严峻且迫切的日常生活问题，即我是否需要为了所谓的价值观承受城市治安水平下降和生活不便的增加。最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场危机本身就来自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随意对外干涉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新自由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声名狼藉。比起虚无缥缈的价值观，大部分民众显然更在意自己身边问题的恶化。无论是巴尔干国家的铁丝网，还是东欧国家坚定的反移民分配态度，欧盟的共同价值观迅速在政治现实面前败退为主权的各行其是。作为附带效应，曾经作为欧盟一体化重要标志的《申根协定》也几乎烟消云散。每个国家都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试图将尽可能多的难民驱赶到其他国家。
对于传统保守主义而言，强烈的恐惧再一次为欧洲身份危机这一古老话题提供新的动力。关于西方文明的身份焦虑一直是传统保守主义乃至所有保守主义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是所有社会保守主义者批判的目标。“自由、困惑和迷失，都被‘平等’的外表所点缀。正如我们的进步主义者一直告诉我们的年轻人的那样，性的确是自然的。但这个等式，自然等于无辜，是现代的幻想。在现实中，性是最不无辜的人类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以文明的方式限制这种关系的规则来指导。”[42]性解放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平等，实际上是为了破坏一切约定俗成的社会机构。20世纪90年代性解放运动激进性的消退为保守派提供暂时的安心。
暂时的安心很快在政治正确的面前迅速消散。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全面进攻，传统保守主义者开始哀叹西方文明的衰弱。家庭的瓦解是典型的标志。“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家庭却没有道德和意识形态支持这一至关重要的资源。它开始越来越不像是神圣的责任，而越来越像是人类的失败选择。”[43]西方国家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大量上升是典型表现。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反过来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大量的单亲家庭无力承担起充分的抚养义务。这进一步导致下一世代家庭观念的淡泊。在法国，新出生的非婚生子女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婚生子女，异常已然成为新的常态。
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多元文化主义恶果开始在社会层面广泛显现。2016年的难民危机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恶果。如果没有试图将西方制度强制推行到叙利亚地区，也不会产生今日如此众多的难民群。更何况，从“9·11”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被视为西方世界的邪恶“他者”。“伊斯兰教背弃了现代性，它无法通过法律和教义来涵盖现代性。”[44]这种流行的误解将穆斯林与野蛮、落后这样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斯克鲁顿指出，这种妖魔化的做法忽视了伊斯兰教的真正诉求。“伊斯兰主义不是来自‘地球上的不幸’的痛苦的呐喊。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战争召唤，由遍布全球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发出。”[45]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眼界了解西方文明的成果。他们所反抗的是西方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现代性模式。问题是，当大量的穆斯林瞬间涌入欧洲时，穆斯林已经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抽象的象征符号。这一事件被视为对欧洲文明的一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是不可能以完全理性的态度对待时间本身。难民管控的关键议题则是对边界权力的控制。这进一步激发对于国家主权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2016年的政治气候确实影响了民众的情绪。相当多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和传统左翼都将2016年的难民事件视为一时的运气或者偶然。这种解释在今日看来，似乎不足以说明所谓的极右翼在全球不断壮大的表现。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事件中，有两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特征。
一是高度的民粹化。民众表现出高度的反建制和反传统精英的倾向。无论专家如何强调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民众已经对现有的状况表示厌烦。再加上难民危机所引发的对英国主权的担忧，激发民众空前的危机意识。在美国，特朗普作为非主流政治素人形象为他口无遮拦地突破政治正确提供强大的支撑，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将被传统精英压制的话语搬到选举的舞台之上。
二是两者广泛受到新自由主义受害者，特别是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支持。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关键就在于反转了所谓铁锈带居民投票。铁锈带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的重心。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也曾经是美国制造能力的自豪表现。工会系统则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工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由于工会普遍的亲民主党倾向，传统工人一直被视为民主党的票仓。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推行，传统制造业开始不断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辉煌的工业中心沦为今日的铁锈带。这种强烈的被剥夺感成为这些摇摆州倒向特朗普的关键原因。英国脱欧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英格兰中北部的传统产业工人陷入普遍的被抛弃状态，以至于他们成为脱欧最坚定的支持者团体。“我们变成了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者，但代价是开放边境政策，这种政策有时看起来是为了破坏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和结果。”[46]2019年的“红墙倒塌”是更为显著的标准。由于工党在脱欧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大量英格兰中北部的传统工党选区倒向了保守党。
上述两个特征说明，传统保守主义已经掌握一种在新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式，即以民粹化的方式激发新自由主义秩序受害者情绪作为有效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为何在2020年特朗普大选失败之后，依旧能够在保守派保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正如上文指出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对传统精英的信任，认为建制派无力解决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但建制派也反过来指责传统保守主义的民粹化做法甚至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为糟糕。一方面，民粹化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民众情绪的反复和民粹化可能带来的反智化倾向无助于树立解决问题的长期计划。另一方面，传统保守主义所代表的也只是固定利益集团的诉求，它无法承担国民整体的需要。“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阳光、更人道、更美好的未来，他也不会像本杰明·迪斯雷利为英国所做的那样，为了国家的伟大和统一而重振保守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特朗普只能分而治之。在制度失调和文化分裂的时代，这是美国最不需要的东西。”[47]
严格而言，批评者所聚焦的两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鲜的指责。针对第一个问题，伯克已经指出民粹化的积极作用。政治家有义务安抚民众的情绪，并且对民众的情绪进行引导。当民众情绪走向盲目或者反智时，自然贵族不应寻求对抗；而是尽可能地凭借自己的品行和能力构建与选民的信赖关系，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在民众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接受民众的选择。用伯克的话说，一旦精英割裂自己与民众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人民的、与人民的意见和感情无关的自生自灭的行政机构。在提升尊严的幌子下，他们破坏了下议院的根基”[48]。换言之，伯克认为民粹化恰恰是政治中的正常现象，是精英和民众脱节后的自然结果。政治不可能在完美的真空状态中运行。更何况政治家对未来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否则建制派就应该提前制止新自由主义的缺陷。“任何政治信条的实际后果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价值。政治问题主要不涉及真理或谬误。它们与善或恶有关。在结果上有可能产生邪恶的东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能产生善的东西是正确的。”[49]
对第二个问题的诘问主要集中在特朗普是不是迪斯累利主义者的问题上。在英国，无论是卡梅伦还是约翰逊都宣称自己是迪斯累利的继承人，试图将保守党打造为新的国民政党。在美国，由于缺乏这一传统，特朗普所引发的争议则更为严重。从表面看，特朗普联合传统工人和农民的做法与迪斯累利非常相似。“他似乎也直觉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我们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而大多数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视为命运。……他直率的民族主义激励了许多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再次伟大’的一部分。”[50]但许多学者认为，特朗普与迪斯累利的区别在于特朗普没有办法塑造统一的国家。在迪斯累利时代，城市中产阶层的数量远小于普通工人和农民；在人口结构上也具有显著的单一化特征。“本杰明·迪斯雷利生活的英国不像我们的美国那样多元化，但他的‘一国保守主义’计划本质上是和解和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51]
这种说法可能没有注意到传统保守主义内部重组的特征。虽然特朗普的支持者依旧以男性白人为主要群体，但越来越多的拉丁族裔正在加入这一联盟。特朗普本人的言论不是关键，他民粹化的语言更多指向政治情绪的公民。作为符号化的特朗普，他代表的是传统保守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反击。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并不等同于排外主义。弗吉尼亚州长扬金和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这样人物正在以更为柔和的方式将各种族的社会保守派联合在一起。两者从家长运动为切入口展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制是传统保守主义的最新表现。特朗普本人可能陷入失败，但特朗普主义所开创的政治道路正在促进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重新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