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制进步主义
通过将辉格党与功利主义绑定在一起，迪斯累利在客观上增强了托利党的内部凝聚力。对于一个始终遭受严重内部信任危机的领袖而言，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党员对自己的挑战。在对外效果上，迪斯累利的做法成效不大。大部分人倾向于将迪斯累利的联想看作为政治攻击手段。城市中上阶层依旧是辉格党的稳固票仓；城市底层民众则对托利党抱有高度的怀疑。考虑到城市生产方式日益强势的情况下，强烈依赖乡村基础的托利党只会呈现不断衰弱的情况。
面对这一困境，托利党在逻辑上有两个方案：一是撤销议会改革，重新恢复贵族统治的原则；二是为托利党找到更多的支持来源，扩大自己的选举基础。迪斯累利否认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从表面看，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以牺牲托利党为代价，增强辉格党拥有的选区优势；这是辉格党完全执政之后为了维系自己执政地位的自然策略。但对托利党而言，这一法案的问题在于，它彻底摧毁了英国议会中曾经举足轻重的贵族原则。“如果他们还没有发现，现在是他们应该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的时候了——贵族原则在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了，不是被改革法案，而是被通过改革法案的手段所摧毁。”[68]托利党如果想要作为一个严肃的政党存在下去，就需要接受一个日益民主化的时代。这也是迪斯累利“国家党”思路的底层逻辑。
1832年改革是迪斯累利找到的切入点。从反面看，以财产为资格的选举权方案将工人排除在扩大选举权的范围之外。这一群体自然会对辉格党的改革措施不满。如果托利党能够将这一日益扩展的群体拉入自己的支持者中，它将为下个时代的托利党提供稳固的选票基础。从正面看，工人阶层的朴素情感使得他们依旧持有较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或者用伯克的说法，“没有受到法国哲学家头脑的侵害”。迪斯累利强调，“工人阶级是‘英国人的核心’，坚持‘民族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族的感情与托利党一致’”[69]。迪斯累利的思路最终转化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上层贵族与农民以及新兴工人阶层之间的联盟。
在政治实践中，这种联盟思路表现为对扩大工人选举权以及加强底层民众生活保障的强力支持。这尤其体现在他在首相任期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他对社会改善的承诺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开始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大量的措施成功地在议会通过。这些法律包括《工匠住所法》《友好社团法》《雇主和工人法》《农业控股法》《公共卫生法》《工厂法修正案》《河流污染法》和《商船法》。”[70]
迪斯累利的政策转向改变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改革立场。辉格党为了捍卫城市中上层的利益，更为强烈地拒绝对市场的干涉，也缺乏意愿进一步降低财产选举的门槛。迪斯累利则以自己的政治实践证明，托利党与激进党反而在议会改革的问题上享有可能的共同立场。他的立场也最终被转化为今日的“进步保守主义”，成为当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重要历史遗产。无论是卡梅伦还是约翰逊，都曾借助迪斯累利的意象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约翰逊更是凭借这一转向，在2019年为托利党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支持者。(https://www.daowen.com)
“国家党”这一理念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一方面，任何政策的变动都可能会对不同利益团体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如何抉择是政治家必须处理的事态。如果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标准，那么迪斯累利就必须明确国家整体利益的标准。问题是，对政治进行清晰化的标准衡量恰恰违背政治的本性。“数学提供了清晰的、可验证的答案，仅仅因为它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为询问者提供问题和答案的人造系统，而这些问题仅以其自己的术语来表述。”[71]政治实践既没有数学答案所要求的前提，也无法按照数学答案在具体问题中做出有效回应。另一方面，即便承认存在相对明确的国家整体利益，不同利益团体是否会接受由此产生的损失是更复杂的情况。迪斯累利的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缓和剂的作用。以共同民族精神作为纽带，妥协和共识才能得以进入公共空间之中。共同情感确实孕育了共识和妥协。问题是，在迪斯累利的时代，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两者力量格局的大幅变化下，妥协缺乏客观力量的保障。甚至乡村托利党人内部也对“国家党”持有一些不安。“‘联合阶级’不仅受到雇主的怀疑，而且受到地主阶级的怀疑。”[72]他们担心迪斯累利可能过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忽视地主阶层的权利。城市阶层的不安更为明显。“来自工人阶级的新支持者仍然怀疑保守党领袖实际上可能是‘资本阶级的敌人’。”[73]
更为关键的是，将迪斯累利支持议会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行为视为进步主义是建立在纯粹外在的相似性上。迪斯累利否认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对立观念，认为阶层之间可以相互共融。地主和农民是共融的传统意象。在迪斯累利的构想中，地主以自己的仁慈照看贫困的农民，农民以自己忠诚的品格尊重领主。这种“和谐”的等级秩序是过去几百年英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迪斯累利写道：“作为一个希望研究国家永续性的政治家，我绝不认为政治继承的原则中有任何荒谬或令人反感的东西，这正是我应该极力利用并坚持的原则。”[74]如果所有人都如同功利主义者般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社会将迅速陷入瓦解之中。
迪斯累利的态度揭示了他与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巨大差别。国家不是由抽象契约构成的产物，而是由共同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结果。统治阶层有义务为被统治阶层提供保护和照顾，而被统治阶层则需要以忠诚和尊重加以回应。这种观念直接受到微观家庭结构的影响。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往往处于宰制的地位。父母对子女的控制不是以剥削为目的，而是为子女的长远利益着想，尽可能为子女提供恰当的保护。子女需要对自己的父母表示足够的尊重，遵循父母的指引，而非为了彰显叛逆的个性顶撞父母。民族内部的阶层关系是这种家庭关系的放大版。共同的民族精神替代发挥一种拟造的“血缘关系”，为不同阶层的共融提供情感支撑。
迪斯累利的“进步主义”是这种家长制心态的直接表现。无论是贫困的农民还是城市中生活困顿的工人，都是托利党的民族同胞。作为民族精神的真正支持者和捍卫者，党有责任对抗“邪恶”的城市商业阶层，为这些同胞提供更好的照顾。兰开夏郡的政治实践为迪斯累利的主张增加了现实上的说服力。“也有一些家长式的保守党雇主，比如布莱克本的霍恩比一家，他们可以指望自己的员工，当然在投票前的日子里，支持他们。在兰开夏郡，保守党工人似乎成了现实。”[75]迪斯累利范式的基本态度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的“开明专制”观念。18、19世纪的专制君主往往更乐于推动改革政策，尤其是当这些政策能够推动君主权力的强化。
家长制与进步主义的核心差异也就在于对平等的理解上。在进步主义的语境中，普选权是逐步获取平等地位的必要环节。进步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罗尔斯对进步主义做出进一步修正，强调实质性平等的重要性。“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76]形式性的平等确实去除部分不正义的要素，但形式性平等也可能成为掩盖实质性不平等的借口。这也是为何在已经实现普选权之后，进步主义会进一步对选举制度提出要求的原因。
家长制以彻底的等级制度作为依据。正如上文指出，保护和尊重是等级制度下的自然义务。家长制显然认为不平等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样貌。享受权力的同时等同于背负更大的责任。平等更多表现在权力和责任的相对比较上。换言之，家长制是与理想的贵族制度绑定在一起的。迪斯累利将这种美化的家长制想象上升为英国政治制度的定海神针。“这种传统的政治领导权既是对人民不论大小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也是英国在世界各国中伟大的基础。”[77]所有阶层被统合在和谐的伦理共同体中，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在真正的进步主义眼中，迪斯累利的“进步主义”即便不是“反动的”，也是缺乏真正支撑的。这种进步过分依赖于统治者的德行或者说善意。被统治者始终处于被施舍的地位。在一个自我意识越发强盛的时代，个人将越发难以忍受其他个体的优越地位；即便这种不平等充满善意，也无助于减少形而上学所灌输给他们的抽象恐惧。潘恩的态度是非常有力的总结。他写道：“如果古就是权威，那就可以找出无数这样的权威，它们是一贯彼此矛盾的；如果再往深里挖，我们将最后走上正路；我们将回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