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托利主义的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只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契机。这场危机所导致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崩塌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思想领域重新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相当一部分切身体会到新自由主义带来痛苦的民众已经无法接受这种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的唯一阶段。他们试图寻找到新的替代解释。因此长期反对新自由主义范式而被边缘化的传统左翼和右翼重新获得了空间。
传统左翼再一次拾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老问题。他们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提供公平的分配结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逻辑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效率提升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基本上被跨国资本企业所吞噬。日益分化的贫富差距是这一分配方式的实然命运。甚至传统保守主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分析的合理性。“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拥有开放和自由市场的流行资本主义，而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资本主义，一个被既得利益和已经很富有的人垄断的市场。”[22]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方式将最终摧毁人类文明。
以传统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传统右翼则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的潜在威胁上。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流行是以破坏传统习俗和规范为代价的。跨国巨型企业对本地社区的宰制不只是一种经济活动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如斯克鲁顿所指出的那样，这导致经济活动从社区中脱离出来。缺乏经济活动的社区也将陷入慢性失血的状态。普遍社区的消亡是政治忠诚瓦解的必要步骤。或者采用更为时髦的说法，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没有考虑到社会成本的增高。“社会资本这个术语试图通过金钱和生活质量来表达我们从相互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价值，这些社会关系包括友谊、联系、家庭、团体、邻里关系、政治成员资格、运动队和教堂。”[23]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将表内的经济成本转化为表外的社会成本完成的。社会成本虽然不会直接体现在会计账簿中，但最终会反过来对社会的整体运行产生影响。
传统左右翼在新自由主义问题上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的身份区别。这也是为何今日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反而会在特定议题上站在统一战线上的原因。但两者依旧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保持不同。视角差异是一个关键的体现。传统左翼奉行的是进步史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暗示人类需要向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变革，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能够进一步修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各种缺陷；传统右翼的视角则是向后回顾，新自由主义被视为传统和政治根基的严重破坏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修复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破坏，而非指向新颖的进步主义。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英国恢复的主要标志是红色托利主义的复兴。这可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更有能力将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当时作为欧洲共同市场一部分的英国显然不具备这种大规模转移的能力。这导致新自由主义在英国产生的消极性后果更为严重。事实上占领英国的跨国企业中美国企业就占据大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走向。
首先，正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民众的自由观念虽然来自英国本土，但美洲大陆的特殊禀赋导致美国民众对个人自由存在更强烈的渴望。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种强烈的自由精神得以成长。它随着你们殖民地民众的成长而增长，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增长”[24]。
其次，19世纪英美两国传统保守主义的不同进程。对于美国人而言，通过击败代表传统保守主义的南方，北方成为美利坚建国神话的新正统叙事。南方保守主义只能以被驳斥的身份进入政治话语中。与美国相反，19世纪的英国保守党依旧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广泛选举基础。特别是迪斯累利范式所塑造的贵族—土地—工人的联盟想法，为英国托利党所谓的“国民政党”神话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最后，这转化为两国保守主义对国家干涉不同的容忍程度。对于英国保守主义者而言，尤其是脱离皮尔派的托利党而言，完全的放任主义在政治选票和政治理念上都缺乏可取性。城市中上阶层所向往的放任主义最终将破坏保守主义最为重视的共同认知。不同阶层的民众需要以某种超阶层的共同情感联系在一起，才能作为有机共同体存在。因此，无论是加强商业监管还是工人社会保障，都是英国保守党的传统任务。
失败后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则受到北方亲商业气氛的影响，更加偏好于自由市场的概念。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张都被视为潜在的集权化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会极度强调权力的制衡和分割。已经属于个人自由的事务绝不能再继续让渡给国家。这种思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布隆德都不得不指出，“‘制衡’的遗产实际上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秘方，是永久停滞的保证，甚至不能为本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25]。威尔森以更挖苦的说法批评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狂热性。“把上帝和美国等同起来，把美国同绝对正确的正义等同起来，这完全是北方佬的作风。正是这种类型的‘宗教’被用来神化林肯，并在1861—1865年为征服南方辩护。在北方佬的历史上，这是他们在早期的超加尔文主义和现在的无神论之间所经历的阶段。”[26]
布隆德对英国红色托利主义的复兴首先从批评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左右翼范式开始。在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光谱中，左翼和右翼被塑造为两组高度对应的政治形象。大政府与小政府、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市场管控和自由放任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几组对立形象。在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划分中，一个支持大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与精神病人享有同等的地位。这种人为强化的区别被戴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帽子相互对抗。布隆德否认这种二分法的有效性，指出这根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的自导自演。冷战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在不断扩充中央政府的权力；行政命令日益取代耗时费力的立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公众不能再在左派令人厌倦的国家主义和右派提出的枯燥的自由市场选择之间做太长时间的选择了，这两种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共同导致社会本身的边缘化。”[27](https://www.daowen.com)
布隆德的判断是否正确是一个需要商讨的问题。这涉及如何理解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两者关系的复杂把握。布隆德更为坚定的反融合论立场导致他倾向于将新保守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分支。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布隆德的分析背后所暗示的基本原则。这种分析得以成立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将国家与社会拆分为两个部分带有典型的黑格尔特征。布隆德则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国家和市场的三分法。与斯克鲁顿一致，布隆德强调社会在整体结构中的奠基作用。“社会和谐不是来自中央强制的团结，社会公正也不是凭空产生于自由主义的冷漠。如果社会的健康是共同的目标，那么社会本身的价值就必须高于国家和市场。”[28]
左派的福利国家和右派的市场国家理念都是对于社会概念的严重损害。官僚主义是左派福利国家的第一个问题。“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从管理福利的一线员工，到管理整个计划的高层专业人士。”[29]这一阶层本身就在制造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个问题来自福利对自治能力的损害。一切问题转化为国家的行政问题，民众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不需要对共同体负责。工人阶级成为被圈养的存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右派的市场国家问题同样严重。英国的现实已经直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集中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中，并且反过来导致其他地区的进一步萎缩。传统的本地社区网络几乎消失殆尽。“这些撒切尔主义者似乎庸俗不堪；除了金钱和权力，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们蔑视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自治和权力，并尽其所能摧毁一切反对派。”[30]或者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撒切尔主义主导的20多年来，英国的贫困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一倍。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恶果已经显现，激进的社群保守主义方案成为布隆德的解决思路。这主要体现在他以地区为核心的实践政策上。布隆德反对福利国家和市场垄断，而是尊重传统价值观和制度、地方主义，中央政府向地方社区、小企业和志愿服务的权力下放。他还赞成赋予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其他元素以解决贫困等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布隆德比斯克鲁顿更为激进的地方。布隆德似乎认为，本地社区的民众有能力摆脱自己对于便利性的偏好，重新恢复经济在社区中的作用。对本地中小企业的大力扶持也有助于缓解过分向伦敦集中所产生的地区发展失衡问题。他兴奋地写道：“人们将不再需要离开北方，前往南方的就业市场。人口可以更平均地分布，因为机会和真正获得财富和市场、事业及美好生活的途径可以在M25边界之外找到。”[31]
布隆德的实践理论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需要进行限制，恢复地区的自治能力。“国家权力的这种急剧增强，并非英国法律体系和宪法某些固有缺陷的必然结果，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严重高估所致。”[32]对平均主义的强烈呼唤导致国家不得不强行扩张自己的权力边界。第二，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不等同于其不作为，国家应当以保障社会作为目标。国家权力应该恢复到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之前的结果。它需要对市场进行监管和控制；也需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对跨国企业兼并本国中小企业的控制更是当代国家反而需要强化的职能。第三，在国家充分保障社会的情况下，经济生活重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从而成为真正与民众需求相贴合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布隆德的模型从根本上与迪斯累利在19世纪所推崇的良好雇佣关系具有一致性。在他的假设中，一个根植于本地社区的企业必然与社区的民众具有密切的生活联系。正如为了开发煤炭所建立的工业城市一样，经济活动就是本地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众与企业也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两者更是共同情感的孕育场所。企业在经营时会更多考虑所在地区的社会责任和潜在影响；社区民众也会在企业苦难时施以援手。用布隆德自己更精炼的话总结，“国家少了，社会就多了；社会多了，经济就多了”[33]。
新自由主义绝非唯一的问题，传统左翼对于今日的局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工人阶级尊重权威与家庭，享有正常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正是那些自认为是左翼的人——20世纪60年代那些追求享乐、改变思想的吸毒者和性先锋，煽动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分裂，并向穷人兜售通过化学和性实验获得解放的有毒观念。”[34]工人阶级的亲子关系陷入普遍的对立之中。嬉皮士文化的崛起更是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年轻一代的家庭观念。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反过来促使了异常情况的正常化。与之相比，传统右翼所造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只能算是皮痒之疾。
斯克鲁顿在相似的意义上承认作为传统工党成员的父亲对他的影响。传统工党对社区共同体的重视，对家庭的理解，是工人阶级曾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父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明白，对他来说，阶级斗争定义了他的政治方式，但对他来说，隐藏在阶级斗争之下的爱更重要。我的父亲深爱着他的祖国——不是官方文件上的‘英国’，而是他行走和思考中的英国。像他那一代的其他人一样，他目睹了英格兰处于危险之中，并被召唤去保卫她。”[35]
布隆德的红色托利主义是否能够拯救传统保守主义同样需要时间的观察。不过与斯克鲁顿范式相比，布隆德对卡梅伦政府的影响显然更为直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英国政治的直接影响就是布朗政府的下台。作为布莱尔政府的继承者，布朗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卡梅伦领导的新政府显然意识到改弦易辙的重要性。他的大社会政策背后就有着布隆德红色托利主义的影响。布隆德也高度赞赏卡梅伦这一旗舰型政策。他写道：“卡梅伦呼吁恢复社会，重塑国家，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建立真正的社区，并建立一个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的新资本主义。”[36]
只不过从今日的政治实践看，大社会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它既没有降低英国的集权化程度，也没有推进英国的地区均衡发展。最关键的是，公共财政投入的整体减少没有培养起红色托利主义所期待的地区自治倾向。卡梅伦在2013年之后几乎也不在公开场合使用“大社会”这一概念。这场失败的实践也暗示红色托利主义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一个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和分化的时代中，地区自治是一件高度脆弱的事情。尤其是在自治精神和传统已经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它本身需要国家提供强有力且长期的财政支撑才能抵抗市场国家的影响。
红色托利主义因此也陷入实践上的两难。一方面，虽然不愿承认，红色托利主义意识到地区自治必须依赖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强力的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地区自治的威胁性因素；特别是当地区已经习惯强力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培育独立精神的难度反而会进一步提高。红色托利主义的困境非常类似于人工饲养大熊猫的野外化适应训练。只有高度精细化的管理和控制才能尽可能提高熊猫的野外生存能力；但这种管理能力本身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皮尔宾深刻地指出：“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的是，在保守主义者对更广泛社会的实际特性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对公民社会领域的关注，似乎暗示了一种固有的反中央集权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国家的更多依赖。”[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