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保守主义的现在与未来

斯克鲁顿是在一个比柯克更为糟糕的情况下加入传统保守主义的阵营的。面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困境，柯克既可以向前召唤战前欧洲的积极想象，也可以躲在冷战下自由传统的大帐篷中。已经陷入衰弱的宗教依旧在柯克时代提供相当丰富的基础公共服务。这使得柯克对西方文明保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始终认为美国民众有能力拒斥多元文化主义的诱惑。对美利坚特殊性，或者说英美文化特殊性的赞赏转化为对英美制度的自信。“对自然私人权利的关注；关注代议制政府和联邦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这些政治原则一直是美国为全世界正义、秩序和自由之友树立的榜样。”^[1]斯克鲁顿对英美文化的特殊性同样有所偏爱。不过，比起柯克的论调，他的态度更为谨慎和内敛。斯克鲁顿的赞扬更多趋向于内部，尤其是对美好时代的怀念中。特别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场景的淡化，斯克鲁顿认为有必要重塑对西方文化的信心。

与柯克相比，斯克鲁顿对新事物，或者说变革也持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从伯克开始，传统保守主义始终强调保守不等于一成不变。“正如人体会耗尽旧的组织并产生新的组织一样，政治体也必须不时地抛弃一些旧的方式，并进行某些有益的创新。”^[2]但斯克鲁顿在这方面展现出更为宽容的面貌。即便在现在看来是非常重要乃至毁灭性的变革，时间仍然可以将其融合到传统之中。他以英国铁路为例指出，当时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将铁路视为对环境和乡村生活的巨大破坏而加以抵制。“今天，我们认为铁路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交通方式，它使栖息地和农田基本不受干扰。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它，它在风景中的存在并没有破坏我们对它的依恋，相反却加强了我们对它的依恋。”^[3]斯克鲁顿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态度最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转变。他承认伯克时代的前提已经消失，“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回应是拥抱它，但要在充分认识到人类的成就是难得的、不稳定的情况下，批判地拥抱它”^[4]。(https://www.daowen.com)

斯克鲁顿的转变与过去30年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保守主义不但在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对立中江河日下，甚至在保守主义的内部话语权争夺中也全面败给新保守主义。这一保守派内部的话语更迭甚至导致保守主义被理解为僵化的小政府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环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将保守主义视为自由企业的意识形态，将自由企业视为对地球资源的攻击，除了激发市场活力的短期收益之外，没有其他动机。”^[5]新保守主义强烈的国际干涉倾向进一步激发非西方世界对保守主义的反感。这种流行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斯克鲁顿不得不特别澄清，“保守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它的特点来自当地的问题，以及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滋生的爱和怀疑”^[6]。

令人讽刺的是，传统保守主义重新崛起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内部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动摇普通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信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一个极为精妙且脆弱的系统。这一系统的内部分配模式加剧地区和阶层的不平衡。“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名字，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最新化身。”^[7]更为糟糕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剥夺了地区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这为传统保守主义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推动力。在西方持续不断的现代性危机中，传统保守主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可能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