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功利主义
在整个19世纪，除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功利主义也是广泛流传的观点。甚至有不少19世纪的学者将伯克也视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以今日的标准看，这是明显的误解。“尽管霍布斯和洛克都没有得出快乐—痛苦计算的道德后果，但伯克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含意。”[51]如果接受快乐就是痛苦的减少，人类很难抵御将这种审美原则运用在道德和现实领域的诱惑。虽然可以通过诸如整体利益最大化之类的限制达成某种理论上的自洽，但只要还依赖于个体感觉，这种计算始终需要面对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这一问题。
需要承认的是伯克美学的反功利主义特征不代表他完全拒绝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和原则之间也存在偶尔的一致。“美洲问题是功利主义的权宜之计和原则不谋而合的一个例子。”[52]与美洲和解既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也能减轻英国在财政上的负担。伯克对功利主义的宽容以及他在自由贸易上的态度可能是后人错认他为功利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边沁开创了今日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流派，但这一流派与情感主义密切相关。作为洛克的学生，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人存在所谓的“道德感”。哈奇森和休谟接受了沙夫茨伯里的观点，试图建立关于美德和恶习的评价系统。休谟就认为美与恶可以转化为痛苦和快乐这一评价系统。或者至少我们可以承认，“痛苦和快乐即使不是恶和德的原因，至少也是与两者分不开的”[53]。斯密更直接将效用与德行联系在一起。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各种品质似乎从它们的益处或不便之处得到的美和丑，往往以某种方式来打动那些用抽象的和哲学的眼光来考虑人类行动和行为的人。”[54]
情感主义的做法为潜在的功利主义打开了道路。边沁充分接受霍布斯的心理利己主义原则，试图将痛苦和快乐作为普遍的衡量准则。“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55]功利主义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得人类的快乐大于痛苦。边沁的解释虽然在细节上存在明显的缺陷，甚至被批评为“猪的道德”，但他的学说却为两个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吸引力。
自由贸易是其中一个主张。边沁以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和距离作为四个评价要素。对于群体而言，则需要增加广度这一维度。“把所有的快乐之值加在一起，同时把所有的痛苦之值加在一起。如果快乐的总值较大，则差额表示行动之有关个人利益的、好的总倾向；如果痛苦的总值较大，则差额表示其坏的总倾向。”[56]在这种思考逻辑背后，效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功利主义的支持者一定会询问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实现快乐总量的最大化。自由贸易可以更好地提升效率是支持这一政策的关键原因。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实现市场的优化配置。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已经暗示两者的联系。“由于每一个个人都尽可能地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并且努力经营，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因此，他就必然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57]自由贸易和功利主义对效用的共同偏好赋予两者天然的亲近关系，最终塑造出共同的群体偏好性。
享乐主义是另一个主张。由于边沁将快乐和痛苦作为唯一的评价方式，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进一步打击。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将自己身体上的痛苦解释为道德上的反感。这为享乐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虽然边沁提供一系列的评价标准，但由于道德的工具化，民众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断定行动是否道德。功利主义显然对更为自由宽松的城市阶层具有吸引力。传统且保守的乡村生活依旧生活在过去的伦理共同体规范中，城市的新兴阶层则试图摆脱这种束缚。功利主义尤其为城市中上层的放纵提供了合适的掩护。穷奢极欲的享受被认为是提升快乐总量的方式。
严格而言，粗糙的享乐主义实践与边沁细致的享乐主义之间存在度上的差异。但边沁的理论也造成了功利主义之后的核心困境，即何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边沁自己最终也只能诉诸经验。一如看不见的手一样，他似乎暗示经验本身已经实现效率的自我优化。“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限制一个人去采取某些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带有坏名声以及由于什么其他原因，是他惯常厌恶的。”[58]
功利主义的特性最终形成了功利主义—自由贸易—城市中上层的联想系统。这一整套象征恰好与19世纪初期辉格党的基本盘和基本主张高度重合。这很难被视为一种偶然。其背后与辉格党更多代表城市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情况密切相关。对这一阶层而言，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享乐主义都符合扩大财富积累的需要。迪斯累利因而得出近乎直觉的结论，即辉格党就是功利主义的代言人。甚至皮尔所领导的托利党也沾染类似的习气。“青年英格兰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它拒绝与政治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激进派有关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似乎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感染了两党政府的思想。”[59](https://www.daowen.com)
更为糟糕的是，功利主义需要为自己在政治实践中的负面效应负责。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和“道德败坏”的城市生活是迪斯累利主要的攻击工具。一方面，城市中上阶层的繁荣发展是以损害农村和城市中下阶层的生活作为代价。自由贸易破坏了农产品的关税保护，直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导致农民收入的迅速减少。自由贸易制度同时为辉格党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借口，以提高国内市场的流通效率。迪斯累利指出，“这是辉格党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繁荣和地方独立是致命的——这是他们如此喜欢的高卢模仿之一，但我希望，英国人的意识、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将永远抵制这种模仿”[60]。另一方面，享乐主义为放松道德标准提供借口。功利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不能被简单视为错误，但它的人性观具有强烈的片面性。“如果功利主义者不承认所有的动机，而只承认部分的动机，那么他们的政府科学就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而只是建立在人性的一部分上，因此必然是不完美的。”[61]这种人性论上的偏颇导致功利主义者没有注意到理性能力的局限，也没有注意到人性的不可同约性。“我们必须接受现有的文明和自由，对它们所提供的诱惑和它们所带来的过度行为感到悲哀，看到文明和自由越是在城镇中紧紧挤在一起的群众中产生影响，你的证据就越是表明，个人的腐败与赋予国家生命的积极原则相一致。”[62]辉格党不但没有遏制道德败坏，反而通过扩大城市选区的力量加剧道德败坏的程度。城市底层工人是这种败坏最大的受害者。
严格而言，迪斯累利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没有超出当时流行的内容。但他的批判在两个角度上为托利党提供了强有力的立场。一是功利主义和辉格党的联系。通过建立象征系统上的联系，迪斯累利成功灌输给托利党一种理念，即功利主义实质上是为辉格党的大贵族寡头政治服务的。辉格党的贵族寡头制度是对英国政治平衡的严重伤害。“但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这片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建立寡头政治。我不希望这个国家由一小撮大家族统治，因此我反对辉格党。”[63]二是对乡村生活的浪漫想象。通过将乡村描述为无情城市工业化的牺牲品，迪斯累利成功激起托利党内部对乡村的怀旧之情。乡村被描绘为一个道德和谐、民众保有传统自由，又足以自给自足的美好社会。城市的生活截然相反。中上阶层物欲横流毫无道德的穷奢极欲与底层民众悲惨的生活条件所催生的罪恶，进一步加剧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这也成为19世纪托利党和激进党在环境议题合作的重要原因。迪斯累利在这里所采用的手法与伯克对自然贵族的构建完全一致。现实的乡村生活显然也存在各种缺陷。但美化的滤镜可以最大限度激起乡村托利党人的道德热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利倾向，为整体利益的牺牲提供道德上的可能性。
浪漫想象也揭示迪斯累利对抗抽象理性的关键所在，即想象力。“信仰和想象力，而不是理性，才是一个自我自在的社会的重要属性。”[64]在信仰的作用上，迪斯累利追寻托利党一贯的论调，将信仰与英国国教制度绑定在一起；在同意扩展其他宗教信仰权利的同时，拒绝一切试图动摇国教根本地位的提议。想象力则更具有迪斯累利的个人特色，这主要体现以下在三个方面：
首先，想象力是抵御冷酷无情的计算理性的最佳方式。在迪斯累利初入政坛的年代，辉格党占据明显的统治地位。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加入辉格党才是获取权力的最快方式。“迪斯累利被激进党而非辉格党所吸引，这一事实似乎仍然相当令人惊讶，最好的解释可能是迪斯累利的浪漫气质，因为他是受对伟大激进派诗人拜伦勋爵的怀念所激发。”[65]换言之，迪斯累利拒绝以纯粹的效用角度理解政治。政治的本质与决心和意志相关。
其次，想象力可以激发道德热诚。这种道德热诚可以转化为强烈的行动力。强烈的道德热诚还有助于抵抗功利主义的自利倾向，为纯粹的利他行动提供价值观念上的支撑。只有在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中，爱国主义才能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
最后，想象力为塑造共同的民族神话提供可能的路径。想象力的典型特点在于其能一定程度超脱自身阶层的限制，以浪漫化的方式构建整体想象。迪斯累利自身就是这种超阶层想象力的表现。“想象力提供了一种手段，让一个社会局外人，一个有着中产阶级文学背景，犹太血统和外国外表的人，能够融入由贵族和地主精英主导的政治文化。”[66]共同的民族精神需要具体的载体将自身象征化。想象力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弥补阶层分化带来的隔阂。“迪斯累利最看重的是君主政体的复兴，因为只有君主政体才能提供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联合纽带。”[67]延绵不断的君主世袭为民族神话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圣女贞德的例子可能是这种民族神话塑造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对法国天主教会而言，贞德是在上帝的启示下拯救法兰西的命运；对保王党人而言，贞德维护法国国王的统治是君权神授的重要证据；对19世纪的法国左派而言，贞德是底层民众捍卫法兰西民族的优秀代表。几乎所有法国的政治派别都能从民族神话的象征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侧面。但对于圣女贞德的共同认可，成为法国人之所以是法国人的关键标志之一，从而维系和加强内部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