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托利党
对迪斯累利本人而言，与皮尔派的决裂至少有一个明显的益处，那就是巩固了他作为下议院领袖的地位。在丧失大量前座议员的情况下，托利党对迪斯累利才能越发依赖。这种依赖很少转化为信任，以至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托利党经常谋划取代迪斯累利的领导地位。这种缺乏信任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迪斯累利带领托利党再度执政。但从事后的角度看，“1846年，保守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命中注定的领袖”[33]。
迪斯累利在议会中的战术投票一定程度上证明他带有投机主义的性质。对于迪斯累利而言，如何获取稳定的执政权比起通过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案更为重要。迪斯累利显然认为，对于政治家而言，只有成为有效的执政力量，才能对国家利益进行真正的保护。他没有伯克那种长期反对派的想法，也无意于成为长期的反对派。这可能与两者的处境相关。伯克时代的罗金汉姆辉格党人缺乏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伯克需要为自己长期在野的政党提供存在的合理性论述。所以伯克强调，“议会是所有政治活动的重要目标，是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是政治活动的工具”[34]。罗金汉姆辉格党人在议会中承担的负责任的反对派姿态是维护英国政治制度的必要保障。
迪斯累利与伯克的不同不能掩盖两者在许多基本观念上的相似性。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迪斯累利承认，英国政治制度是英国历史长期塑造的结果。即便在一个日益民主化的时代，“公民政体的基础是‘惯例’，从‘惯例’产生的一切事物和每个人都必须具有‘惯例’的基本特征”[35]。惯例也绝非抽象理性主义者所理解的负面存在。惯例本身代表先祖的政治智慧。“在这次伟大的民族回顾中，他们恰当而明智地把他们历史的本质特征与纯粹偶然的东西分开，从中发现了某些祖传的行为准则，他们承认这些准则是这些制度兴盛并传给他们的原因。”[36]一系列惯例所构造的政治制度成为英国民众自由的真正来源。
英国政治制度的精髓在于有效的权力平衡系统。在迪斯累利看来，辉格党的改革破坏了这一核心设计。他们试图在英国建立一种以抽象理论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系统。曾经被伯克视为维护英国政治制度的辉格党已经成为新的破坏者。“一个下议院，如果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起来，就可能不顾我所提到的那些大的敌对势力，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一种最可怕、最危险的专制制度。”[37]这不但将严重增加英国民众的负担，更将破坏他们长期习惯的自由。
二是对抽象理性的怀疑。这同时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从反面看，迪斯累利否认抽象理论可以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旧宪法和新立法机关之间没有任何私情，那么新立法机关必然会被废除；一个大规模的国家代表制的自由政府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尤其是筹备机构。”[38]以道德真空作为前提的抽象理性是无法为政治实践提供任何润滑剂的。事实上，卢梭本人也承认这一缺陷。他写道：“我绝不想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不管它有多么好的法律。我怕的是政府的组织不合当时的需要，不适合于新的公民，或者公民不适合于新的政府，而使这个国家难免刚一产生便有发生动摇或被灭亡的危险。”[39]从正面看，迪斯累利与伯克一样强调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政治制度是历史习俗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历史，这最终会影响它们各自的民族风貌。对不同民众的良善统治需要建立不同的统治方案。伯克因此强调正是美洲民众比英国本土民众对自由更为强烈的偏爱，最终导致他们选择独立。迪斯累利在《工业、自由和秩序》中写道：“我们珍惜我们的自由，主要是因为它使我们的追求不受限制；而对法律和所有既定事物的尊重，也是英国民族的显著特点，是由于我们相信，除自由外，秩序是工业最有效的助手。”[40]
三是对结果的重视，或者更准确地说，结果先于理论。伯克早在《崇高与美》中已经明确表示，“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而在实践中正确，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41]。或者用今日更为模因化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迪斯累利继承这一观念，强调不应该以抽象理论作为衡量的标准。“政治机构必须以其结果来评判。近5个世纪以来，现行的世袭贵族制度已成为我国立法机关的一个活跃而有力的部门。5个世纪的进步福利是进步国家高效政体的最好证据。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怀疑，我国立法机关世袭制的特殊性质，主要有助于我国制度的稳定，以及这种稳定所产生的秩序和繁荣安全。”[42]
在1853年的《大臣与腐败》一文中，迪斯累利的态度更为明显。他直接表示，“我们不能把文明与它的所有后果分开——产生邪恶的原因同样能产生美德”[43]。政治实践应该以政治家的哲学而非哲学家的政治作为标准。即便理论本身十分精妙，缺乏实践性的政治理论与纸上谈兵无异。他批评辉格党经常躲到抽象概念之中，而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无能为力。他充满讽刺地写道：“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会在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对于辉格党人来说，他们的哲学在一份报告中结束，他们的爱国主义在一份工作中结束。”[44](https://www.daowen.com)
四是在对改革的支持上。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强调温和改良的重要性。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迪斯累利没有类似的恐惧。他更进一步强调，改革不仅不是托利党的对立面，更是托利党自身的义务。“对于那些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来说，平反冤屈、安抚阶层、削减开支、改革法律、听取公众意见，不仅是他们的权力范围，而且是他们的基本职责。”[45]“他否定了改革应该由自由党垄断的观点，并诉诸18世纪保守党的改革传统，与博林布鲁克和皮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46]这种对历史的重新澄清也成为当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环保议题上发声的典型表现。
迪斯累利与伯克的不同恰恰是19世纪初期托利党自身危机的结果。在一个日益平民化的时代，伯克，包括迪斯累利本人所偏爱的具有德行的贵族制度已经难以适应下一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以保守英国传统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伯克范式，很容易在激烈的情势中转化为对既有制度的顽固支持。过分的谨慎蜕变为对改革的抗拒。这也是保守主义始终无法摆脱的困境。在拒绝标准教科书操作的同时，它将始终在实践中面临过犹不及的问题。
迪斯累利在伯克的基础上，试图将保守提炼为更为抽象的内容。民族精神成为他最终选择的核心。在1835年的《托利主义定义》中，他明确写道：“托利主义是一种民族精神，表现为维护国家制度，支持这些制度所形成的民族特性。”[47]更为抽象化的民族精神赋予迪斯累利在实践上更大的灵活性。英国的政治制度、民众的自由传统、对国教的信仰都可以统摄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之中。这最终帮助迪斯累利在一定程度上摆脱1 9世纪托利党在议会、国教等问题上的分裂。
国教问题的缓和与迪斯累利范式密切相关。一方面，迪斯累利强调英国国教在英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迪斯累利再次强调了英国国教在形成国家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宣称：‘工业、自由、宗教——这就是英国的历史。’”[48]另一方面，他可以凭借民族精神中对宽容的承认在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加入议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迪斯累利的策略在理论上显然是充满矛盾的，但在实践上获得高度的成功。当伯克被他的政敌指责为隐藏的天主教徒时，“迪斯累利也投票赞成让犹太人进入议会，但他却没有受到像本廷克那样的指责：据推测，这种指责来自一个经常被后座保守党人轻蔑地称为‘犹太人’的人”[49]。
在民族精神这一保守核心的指引下，迪斯累利终于明确托利党的任务，也就是作为“国家党”而继续存在下去。“托利党可以指望得到拯救，因为它是‘国家党’，实际上是‘英格兰真正的民主政党’，致力于维护那些古老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的公民权利。”[50]托利党代表的不是特定团体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迪斯累利在具体政策上的反复摇摆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解释。他试图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对待具体政治事件。在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始终奉行不变的政策才是僵化的表现。这种僵化本身只能将保守主义推向复古主义的深渊。
迪斯累利试图在托利党和激进党中建立联盟的想法正是“国家党”想法的典型表现。从表面看，托利党和激进党在很多关键主张上存在严重的差异。如果说辉格党只试图部分扩大选举制度，激进党对选举权的拓展更为激进，甚至主张实行普选制。但与激进党联盟是对抗辉格党寡头政治的有力方式。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看，托利党反而拥有充分的合作空间。在之后的议会投票中，迪斯累利也充分证明和激进党在具体议题上进行战术合作的有效性。
“国家党”这一概念是迪斯累利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反复提及的概念，并且最终转化为我们今日称之为“一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核。但“国家党”这一概念本身也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实际内容的政治口号。迪斯累利需要为自己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保守方式填充更具体的内容。保守主义究竟如何保守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