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累利与政治的平民化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伯克确实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对保守主义进行系统性的建构。这揭示了传统保守主义的应激反应特征。这一特征也体现在伯克对激进革命的强烈反感之中。伯克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抽象理性的狂风怒吼，看到原子化个体对社会的瓦解和分裂。“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知道应该容忍多少罪恶；追求太大程度的纯洁可能只会产生新的腐败。”^[1]抽象理性的纯粹性是对政治实践的严重伤害，对理性的信仰最终转化为理性的狂热。

直到死前，伯克始终展现出萦绕其一生的悲观态度。文明本身可能更为坚韧。全欧洲的反革命者们都从伯克的思想中汲取养料和灵感。死亡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声望，反而将他的影响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正如罗素·柯克所指出的那样，“在公众人物中非常罕见的是，伯克在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声誉和影响力都在稳步上升”^[2]。他甚至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流派的开创者。几乎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会重新回到伯克，确立自己的出发点。

除了伯克之外，小皮特在保守主义的实践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小皮特展现出比伯克更为强烈的灵活性；当伯克将革命法国作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时，小皮特认为其中仍然有策略性停战的可能性。伯克心心念念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也经由小皮特的《爱尔兰和解法案》得以极大程度缓解。如果从政治实践的效用看，小皮特可能比伯克更胜一筹。对小皮特和伯克在政治效用上进行评价可能有失公允。在一个贵族政治依旧强大的时代里，伯克的身份起点决定他更难以获得内阁的高级职位。即便被称为“大平民”（the Great Commoner）的老皮特，其父辈也已经长期担任下议院的议员。伯克可能有意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家系，“理查德的死给伯克把自己当作一个新人的想法画上了句号”^[3]。(https://www.daowen.com)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虽然暂时摧毁了辉格党，让托利党轻松成为长期的执政党。问题的隐忧已经埋下。抽象理性释放出的唯我论将不断转化为对均质化的需求。这最终落实为“平等”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泛滥。伯克所依赖的贵族原则难以避免地陷入某种慢性衰退之中。保守党很快再次面临严重的挑战。幸运抑或不幸，一个新的代表人已然进入保守党之中。

迪斯累利意识到，保守党的未来在于将自己作为全体民众而非特定利益的代表。只要有将保守党转化为“国家党”才是未来的前进方向。政治制度会随着实际态势不断迁移，但国家本身将更为持久地保持下去。“托利主义是一种民族精神，表现为维护国家体制，支持这些体制所形成的民族特性。”^[4]在如何保守上，迪斯累利也建立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反对功利主义，尤其是由辉格党所代表的城市功利主义态度。政治不仅是理性的技巧，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二是进步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改革和议会改革的支持上。通过不断弥合新时代的创伤，为国家共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