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保守主义的失声
毫不夸张地说，冷战后的英美传统保守主义正处于自己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生死存亡时刻。斯克鲁顿的思考虽然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了更多形而上学的支撑，他的观点却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几乎难以对主流的政治实践产生任何影响。这并非斯克鲁顿的特别体验。晚年的柯克也发现他逐渐被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所压制，以至于保守主义越发不是他所理解的样貌。对待海湾战争的态度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表现。柯克悲哀地发现他的观点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新保守主义者似乎搞错了扩充武力进行威慑和将武力散布到全球的区别。新保守主义者反过来指责柯克态度虚伪。海湾战争与里根时期在格林纳达、贝鲁特的做法没有本质区别。对海湾战争的干涉是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行动。美国不可能忍受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掌握石油这一关键资源。
理论的边缘化对传统保守主义并不致命。但传统保守主义在失去话语权的同时也失去了与政治实践的密切联系。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法体现传统保守主义者的意志和态度。这种缺失才是伯克一直以来强调实践或者说结果的原因。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派系与尸体没有任何区别。反倒是被柯克所批评的善于公关的新保守主义者成功主导了保守主义的内部话语。正如克里斯托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媒体的世界，在传播的力量面前，习惯和风俗是脆弱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思想及其表达对于有效的保守派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思想才能为保守派选民提供定义和一致性。”[8]克里斯托进一步强调，即便这种结合的方式是危险的，在大众媒体的时代，唯有积极争取影响力，才能转化为对政策的实际话语权。
从冷战后的英美政治实践看，新保守主义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最初可能与冷战的胜利密切相关。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带领西方世界赢得冷战，冷战确实是在里根—撒切尔思想流行于西方时得以结束。里根—撒切尔的执政思路也被添加了神话的色彩。许多研究者甚至相信，人类历史的前进道路已经不再有争议。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模式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最终阶段。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这种乐观心态最为著名的理论表现。他确信黑格尔所期盼的普遍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额外需要澄清的问题。两者是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思路的两个重要支柱。在一个最简单的层面上，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新保守主义则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这与两者的理论重点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直接脱胎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全面的协作分工和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路径。这使得他们特别重视市场的自由交换。在政策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恢复了斯密对于放任主义的某种偏爱；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典型的旗舰政策。“市场是价值的最终仲裁者，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种明显的非保守观念确保了公民生活被忽视，政府利益和市场利益被视为同义。”[9]
新保守主义则诞生于冷战的对抗中。新保守主义者始终将意识形态的竞争作为重点。这使得他们对政治斗争，特别是国际政治斗争保有强烈的兴趣。西方世界需要捍卫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冷战的胜利进一步放大了他们对自身的信心。膨胀的信心转化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对外干涉倾向。现在美国不但需要捍卫自身的政治制度，更加需要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对他国输出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上的现实需要，也是道德上普遍善的体现。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并非不存在内部矛盾。两者在对待国家和宗教等问题上的差异是潜在的表现。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国家、宗教等特殊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生产力要素无障碍流动的要素。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倾向于弱化国家，甚至认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取消国家。新保守主义者的小政府主义也主张限制国家权力，避免“极权主义”暴政。但他们并不赞同取消国家，甚至美国例外论本身就是他们的重要主张之一。“保守主义在美国是一场运动，一场大众运动，而不是任何政党内的派系。”[10]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是美国民众的普遍选择。这也被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美国可以成功抵抗苏联而欧洲不能的原因。
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义者更多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持有社会保守主义的态度。但在里根与撒切尔的时代两者在关键主张上的相似性为它们结成密切联盟提供了基础。两者都反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政策，也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出。苏联以强大的他者形象使两者统一起来。这种联盟在冷战后的初期依旧可以发挥自己的生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新保守主义的小政府主张提供政治上的借口。新保守主义全球干涉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将美国的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这反过来又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大开方便之门。克里斯托甚至宣称：“我的政治观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但我没有兴趣表达它们。”[11]布隆德将这种联合视为今日政治极化的诱因。“我们把最糟糕的左派和右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哲学：威权主义、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的国家，再加上极端的市场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无限支配。”[12]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衰退迅速彰显出直接的后果——也就是政治代表的缺失。在美国，这突出表现为缺乏代表传统保守主义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总统虽然被视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传统保守主义者更多是出于无奈而被迫支持他。“伟大的M.E.布拉德福德很久以前就指出，南方的“保守派”（即共和党人）与南方的保守派不是一回事。[13]布什家族虽然处于南方的得州，但他们更多是北方洋基人的代表。小布什对美国制度近乎宗教般的狂热是最好的注脚。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只是单纯的反恐需求，更是将民主的美国制度带到落后地区的圣徒行为。让世界美国化才是他进行国际干涉的真正实质。在英国，虽然在两党制的框架下英国实现保守党和工党政权的更替，但布莱尔的新工党与其说是传统工党的继承者，倒不如说是撒切尔政策的继承者。“工党非但没有攻击全球资本主义，反而成了它最忠实的捍卫者，它不顾民族抵抗的最后残余，推动‘全球’经济，并对反动派和‘小英格兰人’嗤之以鼻，他们准备牺牲更多经济增长的承诺，以换取国家主权、地方传统和普通法的公认利益。”[14]或者用讽刺性的说法，布莱尔的新工党是撒切尔政策的私生子。
克里斯托在更早的时候就宣称新保守主义和传统英美保守主义的区别。“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奥克肖特所极力推崇的理念的英国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它也不同于如今仍主导保守党的不那么理念的保守主义。事实上，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它不同于今天西欧所有民主国家中所谓的保守主义。”[15]虽然上一章已经指出，新旧保守主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拥有类似的态度，但两者的世界图景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新保守主义试图将美国的特殊性理解为新的普遍性。它与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激进自由主义之间反而拥有更多的同构性。两者都相信人类政治存在某种终极的完美形态。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这种完美形态究竟是什么。(https://www.daowen.com)
斯克鲁顿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扭转传统保守主义的自然倾向。这成为他积极参与热点话题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诸如环保之类的流行问题已经彻底被左派所宰制，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传统保守主义的历史功绩。“在英国，环保运动的根源在于启蒙运动对自然美的崇拜，以及19世纪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在这场革命中保守党和激进派发挥了同等的作用。”[16]保守主义的词义本身就与环境保护存在天然的亲近。保守主义重视将现有的文明传承给下一时代。破坏环境也等同于破坏传统保守主义最重视的历史延续性。
斯克鲁顿的尝试很大程度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不只是斯克鲁顿个人的表现，而是整个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共性表现。在美国，可能仅有少数的南方保守主义者还在试图反抗主流话语。戈德弗里德代表南方保守主义指出：“那些现在拥护保守主义标签的人已经把他们自己的最高价值观与一个特定的议程和实施它的特定方式联系在一起。‘保守派’宣称这些价值观是永恒的，因此他们将自己与左翼的对手区分开来。后者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呈现为走向进步的未来，将消除过去。”[17]在冷战胜利后到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中，传统保守主义的声音几乎完全被主流所遮蔽。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失声可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传统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斯克鲁顿认为传统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善言辞的。从伯克时代开始，传统保守主义就拒绝为特定意识形态或政策主张背书。甚至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不同国家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在政策上产生截然相反的理解。这使得它始终无法将自己的目标与具体的政策绑定在一起。“保守主义可能很少以格言、公式或目标来表明自己。它的本质是含糊不清的，它的表达在被迫的时候是怀疑的。”[18]只有在真正的危机中，传统保守主义才能将目标与具体的政策实践联系在一起，转化出巨大的动力。大众媒体进一步放大了传统保守主义不善言辞的缺陷。二是冷战后到21世纪初期世界局势的影响。一方面，冷战后政治局势的变化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转化为美国对国际秩序更强的控制能力。通过对秩序的宰制，美国得以将新自由主义的代价以隐性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身上。另一方面，20世纪末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也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掩护。对于大多数沉浸于经济繁荣的普罗大众而言，新自由主义可能的经济恶果依旧是一个遥远未来的预言。
普遍的乐观主义心态主导了冷战结束到21世纪早期的数十年时间。诸如福山之类的学者加剧了乐观主义情绪的蔓延。国际政治几乎被国际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只能无奈地发出对未来的预言。传统保守主义的悲观态度同样难以勾起民众的兴趣。正如《指环王》中赛奥顿对待甘道夫的态度一样，预言灾难的乌鸦从来不令人喜爱。在新自由主义的放纵下，日益强盛的社会自由主义也进一步剥夺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活动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末，即使辩论仍在激烈进行，一些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相信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对一些人来说，从那以后，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护传统价值观，而是保守派在不再相信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中扮演什么角色。”[19]
历史的进程很快赋予传统保守主义转机。“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者开启了一条激进的全球干涉道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衰弱的第一个重要事件。美军在海湾战争所展现出的高度信息化作战方式大幅度改变了军界对于大规模作战的认知。这场胜利是如此迅速和无痛，以至于斯克鲁顿这样的传统保守主义者都开始抛弃柯克的立场支持战争。这种态度甚至延伸到对待海湾战争上。斯克鲁顿认为，“由于盟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表面上的胜利根本不是胜利，而只是恢复了过去的现状，并重新燃起了萨达姆无法平息的敌意”[20]。换言之，海湾战争的问题不是发动战争，而是没有彻底进行战争，解放被压迫的民众，反而给予萨达姆喘息之机。与战争上的迅速胜利相反，试图在伊拉克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的美国深陷于低烈度的不对称战斗中。持续且漫长的痛苦失血在极大削弱新保守主义政策信誉的同时，激起美国民众对于越南战争历史性创伤的回忆。
美国在伊拉克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更多是发生在遥远地区的陌生事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则完全动摇了普通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心。一夜之间，曾经被认为是提高效率的全球分工协作变成了毫无冗余的脆弱系统。经济繁荣的垮塌也将痛苦和代价直接撒入社会之中。日常生活的痛苦直接转化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面不信任。所有与新自由主义相适应的概念，比如欧盟一体化，都迅速进入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之中。
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确实需要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承担主要责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强调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通过对斯密的再复兴，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扭转凯恩斯以来的国家干涉主义倾向。在一个生产力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中，资本自然会通过产业分工的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是具体实践中的典型表现。这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严重问题。一是结构性困境。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劳动力岗位变化。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全球的效率优化配置总体上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同白板一般重新切换自己的岗位。二是冗余问题。效率的优化配置同时意味着尽可能地减少备份或者冗余。在纯粹的理性假设中，一个完美运行的效率系统不需要任何冗余。这集中表现为资本市场对风险的无底线容忍。更为糟糕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网络在难以避免政治影响的同时，也将风险传递到整个世界。可能除了朝鲜外，区域经济体难以凭借自己完全躲过危机的传导效应。
黄金时代的美梦破碎了。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被散播到各个经济体之中。这种集体性的幻灭反而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了新的生机。曾经聒噪的预言成为残酷的现实。民众需要解释，需要对这个错误的世界进行解释。“尽管缺乏资本主义的可行替代方案，但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已经破产。”[21]现在的问题是，人类究竟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