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托利党的三个危机
对于一个以罗金汉姆辉格党人为荣的伯克而言，他的命运以极度讽刺性的方式彰显政治的无常。伯克在整个前半生议会生涯中，始终试图将辉格党改造为某种更具有信念的党派。在美洲革命后期，“乔治三世盯上了伯克，他认为伯克对新内阁很有帮助；但只有伯克与福克斯划清了关系，国王因为私人原因非常不喜欢福克斯”[5]。伯克选择忠于自己的政党。然而同样是伯克叛离辉格党的举动摧毁了接下来30年的辉格党。包括波特兰公爵在内的一大批辉格党人都追随伯克的脚步。这直接让福克斯派萎缩为几十人的小团体，无法成为有效的反对派。伯克与福克斯的关系也彻底走向决裂，以至于伯克拒绝与自己曾经的密友临终和解。
对于托利党而言，辉格党的分裂是毋庸置疑的好消息。福克斯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成为政治非常不受欢迎的选项。福克斯派后期转变态度的做法则被一般民众视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无法激发民众的信任。直到小皮特去世之后，福克斯才短暂在格伦维尔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一职。短暂的政府生涯显然限制他对议程的控制能力。他对和平的痴迷也被拿破仑的好斗无情打破。伯克在这一点上更为深刻。他指出，虽然都宣称自己是法国，但革命法国和传统法国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实质。“‘法国’这个词被插了进来，仿佛政府和那次革命之前一模一样，那次革命使欧洲震惊、恐惧，甚至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6]
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的失败宣告结束。托利党在战争中的成功押注使得他们继续保有执政权。第二代利物浦伯爵更是从1812年起建立长达15年的连续内阁。作为托利党内部的改革派领袖，他成功推动关税的降低和刑事惩罚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也为托利党日后的分裂和危机埋下严重的隐患。
在整个18世纪，重商主义是英国贸易政策的主基调。随着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自由贸易逐渐成为新宠儿。包括伯克本人也对自由贸易展现出偏爱。“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不是政府的能力。如果政治家们认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种徒劳的假设。”[7]权威的强制介入往往导致生产力要素的扭曲，价格失衡是典型的表现。伯克似乎暗示，交易是属于民众自身的权利。即便怀有良好的愿望，政府的干涉是对自由的可能侵犯。斯密在类似的意义上指出：“关于把资本用于哪类能够生产最有价值产品的国内产业上面这一问题，显然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者更好的判断。”[8]
伯克和斯密在自由贸易的偏好上具有强烈的相似性，但依旧存在重点上的差异。伯克更多将自由贸易视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与某种基于自然法的人类天性密切相关。换而言之，自由贸易可能不只是效用的问题。“在伯克的思想中，自由贸易不是基于效用，而是基于正义。”[9]斯密则倾向于将自由贸易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比较，指出自由贸易带来的潜在优势。“以一切邻国限于贫困境况为目标的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如果能够产生它所期望的结果，那就一定会陷国外贸易于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的地位。”[10]
在学术界日益流行的自由贸易概念逐渐转化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客将自由贸易视为可以依赖的政治信条。托利党内部也一定程度接受这一观念。在重商主义失势的同时，重农主义也丧失了吸引力。斯密甚至不屑地认为，“我认为有必要就重商主义给予较长的说明，而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主义则不必了”[11]。问题是，作为一个以土地贵族为基础的党派，自由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地主和农民利益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在政策上的典型表现就是降低关税。农产品关税的降低意味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这引起代表土地利益的“乡村托利党人”的极大不满。
在第二代利物浦伯爵的长期统治中，托利党内部逐渐演化为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个日益对立的派系。虽然伯爵本人能够凭借威望和资历调和这种冲突，但矛盾已经深埋其中。这构成19世纪早期托利党第一个也是最终诱使其分裂的危机，即贸易政策问题。这一分裂尤其表现在皮尔政府通过的《谷物法案》中。
第二代利物浦伯爵和乔治·坎宁的迅速去世导致保守党的领导层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辉格党在第二代格雷伯爵的带领下实现了1783年以来首个完全由辉格党组成的内阁。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该届辉格党政府的最高成就。通过废除口袋选区和改革投票资格标准，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获得更多代表权。作为辉格党核心支持者的城市亲商业中产阶层更是扩大了自己的投票能力。这直接改变原有的议会算数平衡。迪斯累利就将这次改革视为辉格党谋取私利的结果。“改革法案是一项法律，不是为了摧毁封闭的政府，而是为了摧毁保守主义。托利党人的选区无一例外地被牺牲了，而辉格党人的选区，在很多情况下，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12]这种通过选区划分获取更大优势的做法在当代美国政治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就叫做“杰利蝾螈”（Gerrymander）。(https://www.daowen.com)
客观而言，完全执政的辉格党确实带有改革选区、改变议会算数平衡的想法，但辉格党对改革的支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伯克时代，议会改革就是反复争议的议程。福克斯派更是将议会改革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辉格党的长期坚持与整个近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密切相关。通过将人还原为真空环境下的抽象个体，近代社会契约论成为极端唯我论的借口。在古典时代，个体被视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中，人才能获得规定性。
近代社会契约论颠倒了这一逻辑。共同体是为保存个体利益而存在，个体利益的诉求则由完全理性化的人所决定。但在政治实践中，人类的激情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不能单纯凭借理性克服。这尤其体现在爱国主义这一问题上。个体加入共同体的目标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但在共同体面临外部入侵时，共同体反过来可能需要个体牺牲生命维护共同体。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倒置形成契约论的自我矛盾。从霍布斯到卢梭都提出一系列的辩护策略。卢梭试图强调士兵的生命是契约之后由共和国再赋予的生命，“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13]；所以公民在理性上有义务接受命令。但抽象理性却赋予个体意志无限崇高的地位，现实个体也不太可能按照如此理性的方式进行选择。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导致近日的自由主义也无法提供足够具有说服力的替代解释。
抽象个体的另一个作用是建立起“平等”概念在政治上的可能性。被还原为抽象个体的人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实现了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打个比方，抽象个体如同流水线上的罐头，罐头的标价是统一的；罐头之间也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这一逻辑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作为主体的抽象个体一定会询问为什么自身会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这种逻辑的自然反映。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对选举权利的不断追求；这最终转化为19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普选权运动。
1789年的革命为托利党提供一个完美的暂停改革的借口。以国家稳定为诉求，重大议会改革陷入实质的停滞中。这也是伯克反对议会改革并且将保存英国政治制度作为核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世界上任何时期，没有一个立法者愿意把行使权力的席位交到大众手中：因为它不允许控制，不允许管制；没有稳定的方向。”[14]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革命的阴霾已经远离，对于选举权利的渴望与日俱增。这最终构成托利党的第二个危机，即选举权改革。在城市人口不断壮大的同时，托利党的支持人口占比正陷入不可逆的萎缩。如果托利党无法逆转情况或者找到新的基础，那么它很有可能陷入衰败之中。
托利党的第三个危机是国教问题。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是英国长期政治博弈的结果。为了更好保证自己的优越地位，英国国教徒对天主教徒实行一系列压制政策。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最突出的表现。“17世纪克伦威尔的入侵使新教徒成为了高种姓，从而形成了贫困和排斥制度。”[15]从职业限制到优先继承权，压制性政策严重破坏了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基本秩序。“有关法规并不满足于号召孩子们反抗他们的父亲，并在他有生之年占有他的财产，而是制定了一些准则，根据这些准则，在许多情况下，孩子们退出对父亲的服从，并不是由孩子自己选择的。”[16]
与辉格党大多支持天主教解放不同。在托利党内部则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向天主教徒让步将损害国教在英国的影响力，因而顽固拒绝任何让步。另一部分人认为，向天主教徒做出边际让步是可行的政治实践。在皮尔的领导下，国教问题与议会改革问题成为相互影响的联动问题。皮尔一开始反对与天主教和解；但在1829年政治风向的变动中转而支持和解法案。“从皮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尝试，通过获得天主教会的支持来化解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但对许多保守党议员来说，这是对‘新教’价值观的侮辱，他们认为这应该指导英国的行为。”[17]皮尔的态度促使一部分托利党人进行战术投票。他们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放大国教在议会中的支持度。这使得托利党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少数地位变得更加危险。
19世纪早期的托利党已经陷入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中。他们虽然还被称为托利党，但在许多重要政策上存在致命的不同理解。国教问题是过去的阴影，自由贸易是现在的焦点，议会改革则是未来的忧虑。“托利主义的前途比19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渺茫。保守党在漫长的改革之战中严重分裂，溃不成军，于1832年12月沦为残余。”[18]保守党需要新的范式才能在下一个时代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