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柯克与基督教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看，迪斯累利确实离一个正统英国人的形象甚远。丘吉尔在将近一个世纪后承认：“他一生都没有被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完全同化，至死保持距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对英国社会做出独立的分析，这很可能是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当时政治情况的原因。他长期被自己的党派掣肘，却最终领导它在大选中获胜，登上他所一直渴望的权力高峰。”^[1]浪漫的想象力和残酷的现实视角以融洽的方式体现在迪斯累利的身上。这种融洽的巅峰就是迪斯累利在东方问题的表现。他敏锐地意识到俄国人潜在的软弱地位，以及以相当浪漫化的方式压迫俄国做出退让，最终保全奥斯曼帝国，维护了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

迪斯累利在东方问题上的成功与他将民族精神作为保守的重点密切相关。民族精神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确证。东方问题唤起各阶层普遍的爱国热情，问题的成功解决则增强民众对大英帝国的信心。“迪斯雷利对独立、好战和自私自利的英国外交政策的认同可能只发生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但事实上，他应该在这个国家宣扬‘爱国’情绪，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2]帝国越成功，民族精神也就越强大。迪斯累利的范式天然与帝国主义相适应。

以民族精神为指引的爱国热情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反复赋予保守党强大的动能。尤其是在与其他后发新兴国家的竞争中，帝国主义政策得到城市中下阶层民众的强烈支持。“托利党人现在成了英帝国雄心在政治上的受益者。”^[3]超阶层的呼唤始终为保守党蒙上神秘的审美面纱。迪斯累利生前对于“国家党”的构想终于在他死后生根发芽，为保守党在新时代的延续提供充分的想象空间。(https://www.daowen.com)

迪斯累利的想象力在激起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忧患。帝国的外部干涉往往最终可能成为激化内部矛盾的诱因。两次世界大战是对迪斯累利范式的严重伤害。传统保守主义在思想上已经陷入全面低潮。“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保守主义来说，要给出任何值得一读的评论是困难的。”^[4]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令人怀疑爱国主义是不是过于高昂的民族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摧毁了相当多欧洲知识精英对文明的信仰。西方世界已经陷入普遍的虚无和空虚之中。美苏冷战格局的产生也彻底改变了过去400年来的欧洲中心主义。

传统保守主义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拉塞尔·柯克意识到传统保守主义需要维护西方文明，维护西方一直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公开表示，“没有宗教基础就不可能有保守主义”^[5]。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世俗性思想成为他首要反对的目标。保守主义需要对抗世俗时代的精神匮乏和堕落，避免神圣性的衰退。反对集体主义则是他的第二个目标。这一目标受到现实政治局势的深刻影响，也高度强化了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挽救西方文明是柯克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