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累利与民族特性
与欧洲保守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冲突不同，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客观而言，英国本土的征税计划和加强集权的行为是构建全球殖民帝国的现实要求。在伯克的解释中，大英帝国而不是美洲殖民地违背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导致两者关系的恶化。“这类税收违反了殖民地赖以建立的基本商业原则；与所有的政治公平观念相反；我们受平等的约束，尽可能地将英国宪法的精神和利益扩展到英国领土的每一个部分。”[52]美洲殖民者为了捍卫自己一直以来的权利，被迫向英国发动独立战争。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是美国早期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对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对抗从英国流传下来的农业共和主义。美洲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对传统的区别没有显著的差别。他们都强调习俗性自由的重要性；承认自然贵族的双重属性；支持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柯克评价道：“在现代自由主义发端之时，伯克和亚当斯就在自由活力的花朵中看到自由衰败的病征。”[53]
与英国本土相比，唯一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美洲殖民地对自由更为强烈的渴望。他们对本土权力的集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这可能与殖民地具体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伯克承认：“由于这些原因，一种强烈的自由精神得以成长。它随着你们殖民地民众的成长而增长，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增长。”[54]在具体的政治构建中，对王权的相对冷漠是这种态度的直接投射。
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英国本土的强势地位在整个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发展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伯克与福克斯决裂的直接结果就是辉格党的完全分裂。在伯克的带领下，最终包括波特兰公爵在内的一大批辉格党人投入小皮特政府之中。福克斯所带来的剩余辉格党人很难发挥有效的反对派职能。在小皮特和第二代利物浦伯爵的长期执政下，辉格党只能凭借团结政府或者联合组阁的方式取得部分执政权。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在第二代利物浦伯爵之后，托利党在两个方面遭受到严重危机。一方面，随着工业城市的不断壮大，口袋选区制度成为越发严重的对立焦点。以城市中产阶层和工人为代表的代表权支持者组成联盟，呼吁下议院改革，取消口袋选区，并将取消的名额分配给新兴工业城市。由于口袋选区大多掌握在上层贵族的手中，这一呼吁在托利党内部具有更大的阻力。事实上口袋选区绝非新鲜问题，在伯克时代议会已经经常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伯克承认口袋选区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必须改变议会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范围的概念，一个个体瞬间的集合，而是一个连续性的概念，它在时间、数量和空间上都延伸。这不是某一天的选择，也不是某一群人的选择，不是多种多样、眼花缭乱的选择；这是各年龄段、各代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举。”[55]
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处于现有的政治结构中，“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穷尽的冲突”[56]。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壮大最终会导致结构失衡的问题继续放大。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托利党经常采用的国家稳定借口显得越发不合时宜。托利党在天主教和解法案上的内部矛盾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对天主教和解法案的反对中，考虑到新兴工商业城市在国教问题上的倾向，部分托利党改变立场，寻求支持小选区改革。
辉格党从托利党的分裂中迅速夺取了执政权。在前一年选举大胜的推波助澜下，格雷勋爵推出了《1832年改革法案》。这场改动在政治博弈中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迪斯累利在之后写道：“改革法案是一项法律，不是为了摧毁封闭的政府，而是为了摧毁保守主义。托利党人的选区无一例外地被牺牲了，而辉格党人的选区，在很多情况下，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57]
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是托利派内部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亚当·斯密的好友，伯克在很大程度上对自由贸易抱有好感。商品交换本质上是相互约定的结果，“由双方的相互便利，实际上也由他们的相互需要所决定”[58]。比起政府机构，交易双方应该对自己的需求有更明确的认知。政府对于贸易的肆意干涉只会导致贸易的失败。“政府的最大用处是作为一种约束；除了在愤怒的环境下对激烈的投机加以抑制外，它对别人和自己都没有什么约束。”[59]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如果商业自由度最大限度地扩展到美国，英国财政部则间接受益于国内生产力和汇率的提升。”[60]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是民众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在没有明确前景的前提下，改变贸易的自然状态绝非明智之举。“即使没有个人利益，为保护和扩大英国商业而努力也是英国政治家的责任。”[61]
伯克和斯密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并非没有差别。“在伯克的思想中，自由贸易不是基于效用，而是基于正义。”[62]但两者对自由贸易在实践上的相似性成为保守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1835年带领托利党重归多数党席位的皮尔首相就是自由贸易的信徒。通过重新引入所得税，皮尔得以取消一系列进口关税，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这一行为在极大帮助城市阶层的同时，损害了农村阶层的利益。托利党内部的保护主义派系对此公开表达不满。
托利党的内部争斗终于在废除《谷物法案》的投票中爆发出来。尤其是在爱尔兰大饥荒的背景下，皮尔认为彻底废除这一法案有助于市场间的自由流动。爱尔兰大饥荒的问题需要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进行解决。迪斯累利强烈谴责皮尔政府的做法。他非常痛心地写道：“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那是多么的不公正、多么的不明智、多么的愚蠢、多么的邪恶，如果我再拒绝让爱尔兰得到一个规范良好的济贫法体系的安慰和祝福的话。”[63]当然公正地说，皮尔政府还是在自由放任的时代为爱尔兰人提供些微的食物补贴。这比起他的辉格党继任者罗素勋爵而言，还是更具有人道的色彩。
为了废除《谷物法案》，皮尔不惜与辉格党以及激进党结盟，才勉强获得议会的多数。这一行为直接导致托利党陷入严重的内部斗争。“在一般不善言辞的保守党乡村绅士看来，皮尔的行为是对保守党的严重背叛，与1841年大多数保守党候选人的宣言大相径庭。”[64]在1847年的选举中，皮尔派仍然无法和大多数托利党人达成和解。在占据议会最多席位的同时，托利党却依旧无法拥有执政权。在1852年的大选中，皮尔派最终与托利党决裂，投入辉格党和激进党的怀抱中。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迪斯累利被推上了保守主义的前台。(https://www.daowen.com)
与伯克一样，迪斯累利的政治轨迹也显示出一种左右摇摆的倾向。虽然迪斯累利是作为托利党人加入议会的，但他对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的同情显得与大部分托利党人格格不入。他在自由贸易上的摇摆态度也产生了对他机会主义的质疑。“在1846年，迪斯雷利自封为乡村绅士的代言人，一定让许多观察家感到震惊。”[65]迪斯累利在自由贸易上的摇摆态度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如何平衡农民与工人的利益是这种摇摆的根本动因。迪斯累利绝非自由贸易的信徒。在关于所得税的辩论中，他早已提到，“你们最终要从那些被自由贸易搞得一贫如洗的人的口袋里为自由贸易买单”[66]。
迪斯累利成为托利党领导人时，整个党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皮尔派虽然与保护主义派系一同待在托利党的大帐篷中，大部分的前排议员都选择追随皮尔派加入与辉格党和激进党的联盟。在托利党内部，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迪斯累利，在党内依旧缺乏信任。大部分议会成员信任迪斯累利的能力，却不信赖他本人。从这种意义上看，鲍里斯·约翰逊的确在一个多世纪后分享了相似的处境。
面对托利党的困境，迪斯累利终于有机会将他一直以来试图对保守主义的改造付诸实践。与伯克类似，迪斯累利的政治图景在他的青年期就已经基本成型。这尤其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最为自豪的早期自传体小说中，他就认为，“说学习语言而不学习思想是愚蠢的，如果我没有把它的文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以自己的耕作来补偿我导师的拙劣耕作，我的头脑就会因为缺乏肥料而变得贫瘠”[67]。对知识的真正把握直接建立在它所处的具体氛围之中。文化是传统的产物。迪斯累利的话语隐含对于历史和过去的重视。
迪斯累利的首要步骤就是重新挖掘保守主义究竟需要保守什么这一问题。他并非要否定伯克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问题上，两者都保持了一致的判断。两者同样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两者也同样承认结果对理论的优先性。问题是，无论1832年的议会改革多么带有党派倾向，迪斯累利承认：“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完全不可能恢复贵族原则，原因我将在后面一节中介绍。然而，我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深信除非这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某种确定的原则之上，否则这个国家就必须灭亡，因此我感到绝对有必要向新的或民主的原则前进。”[68]
议会改革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议会的面貌，伯克所奠定的保存英国政治制度这一目标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对选举权日益高涨的呼声和政治利益的转移，现有的政治制度只会持续性发生演变。如果保守主义试图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它必须寻找到新的支撑点。或者说，迪斯累利必须为保守主义寻找到更为适合的表达内容。这种实践上的与时俱进也成为保守主义区别于复古主义的重要标志。
当时的英国社会处于高速的工业化转型之中。作为托利党传统支柱的农村阶层开始衰弱。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蓬勃发展。然而，正如迪斯累利在《西比尔》中所描绘的一样，城市工人正处于相当糟糕的生存条件之中。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于同一年出版。两本书展现了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高度关注。迪斯累利从这种现状中提炼出新的保守核心，也就是保存民族共同的特性。“托利主义是一种民族精神，表现为维护国家体制，支持这些体制所形成的民族特性。”[69]迪斯累利的转换有两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家体制被进一步地抽象化，直接指向国王、上下两院的权力平衡，为具体的议会改革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共同的民族特性，一种超阶层的联盟得以可能。
迪斯累利的想法最终转化为所谓的一国保守主义。这种主张强调社会等级制合理性的同时，要求精英阶层有义务维护底层人员的利益。托利党代表的不只是固定的利益阶层，而是要将不同阶层联系起来，共同维护英国的民族特性。“迪斯累利一直坚称保守党是整个国家的政党”[70]，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财产党。尤其是考虑大选举权门槛日益降低的情况下，托利党一定要为自己找到财产以外更重要的基础。
在明确保守何者的基础上，迪斯累利为如何保守提供了两个鲜明的方向：一是反对功利主义。与伯克有时被错认为功利主义不同，迪斯累利旗帜鲜明地将功利主义作为反对的目标。“功利主义者只承认一两种影响人的动机：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财产的渴望。”[71]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功利主义者往往无视历史的价值和过去的约束，肆意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城市的商业阶层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如果放任功利主义流行，只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富人和穷人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民族特性将成为一个笑话。
二是进步主义。在旧托利党的基础被严重摧毁的基础上，迪斯累利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保守主义如果想要在一个日益追求普选权的政治趋势中生存下去，就需要建立新的权力联盟。对议会改革的支持和改善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是两个突出表现。选举权的扩展不但可以稀释城市中产阶级的选票，而且可以提升支持传统价值观的选民人数。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带领下，托利党转而成为普选权的支持力量，并且颁布了大量有利于劳动民众的立法。1867年的改革法案“在形成保守党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证实了保守党是‘国家’的党这一信念”[7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迪斯累利的政治实践暗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不是完全冲突的概念。但两者的结盟更多是一种偶然的时代需求。为了维系传统价值，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与任何的意识形态进行结盟。
在如何保守的指引下，上层贵族与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成了迪斯累利的基本政策。在迪斯累利所设想的家长制秩序中，“工人的拯救将来自上层：贵族是人民的天然领袖”[73]。绝大多数工人依旧在社会文化问题上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除了传统的农业盟友外，托利党需要吸收这一不断壮大的新兴阶层，以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对抗城市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当然这一联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工人和农民的潜在矛盾。两者在农产品价格上存在截然不同的利益倾向。迪斯累利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摇摆，实质上只是为了能够寻找到合适的妥协点。1880年大选的失利揭示了迪斯累利计划的核心困境。
可以说，迪斯累利为保守主义在平民化的时代找到了延续自己的道路。“迪斯累利的托利主义让英国人确信，下层阶级没有被遗忘，英国人的国家还有真实的生命力，社会的主导者与社会大众有着共同的利益。”[74]作为一种历史意义的传承，他最终继承了本应授予伯克的称号，成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