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世俗时代
上文已经指出，世俗时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超越性的缺失。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局限性。在极端的个人意志冲突中，由于缺乏神圣性或者超越性的限制，个人意志成了决断的最终替代者。没有调和，没有妥协。意志的冲突只能以意志的崩溃作为结果。纳粹德国的命运是这种宿命的体现。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希特勒没有选择体面的投降，而是以疯狂的意志试图将一切带进坟墓之中。抽象理念不可妥协的特征最终走向了极端化。神圣性是最终的惩罚也是最终的救济。在缺乏议会代表权的情况下，“殖民者能做的就只有诉诸自然法以及造物主敕令的法律，这是一个缺少其他救济办法的民族的极端应对之道”[37]。
柯克的基督教共同体想法一直是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伯克早已指出：“欧洲大陆上的所有王国几乎都以同样的形式进行治理；因此，其居民的行为方式也非常相似。”[38]基督教则是保持整个欧洲文明相互联系的关键枢纽。“基督教在精神上相当于伯克的世俗的欧洲共同体概念。在它存在的18个世纪里，通过历史的延续和法律的规定，它为欧洲文明的丰富和稳定增添了不可估量的力量。”[39]即便是强调民族精神的迪斯累利也不会否认欧洲文明的基督教底色。只不过作为底色的基督教必须在具体国家的展开中适应不同的形势。基督教在英国的最终表现就是圣公会。
柯克对超越性的强调也与他对美国历史的认识密切相关。在柯克看来，美国民众对自由的强烈偏爱与文明对稳定性的诉求存在明显的差异。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美国民众很有可能会主动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深渊。“任何政治的国家的真正宪法并不仅仅是一纸文书，而是一套将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阶层和利益以某种公正的政治模式整合在一起的基本法和习俗。”[40]自由和权威、主权与州权，国父们一系列的设计旨在调和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与权威的现实需求；防止美国民众过于自由的天性破坏权威的必要运作。
伯克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指出，国家的统治制度需要与被统治区域的民众相适应。在塔西佗岳父阿格里格拉的治理下，英国民众完全适应罗马的统治。“他把那个狂暴的民族逐渐塑造成温和的社会习俗；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澡堂、花园、豪宅，以及有教养的生活中所有宽敞雅致的东西。”[41]这种统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英国民众开始将自己视为罗马的一部分，而非潜在的分离者。
揭示世俗时代的问题不足以完成对范式的完整构建。柯克需要进一步提供对抗世俗时代的方案。与伯克和迪斯累利相比，柯克的方案更具有学者的气质，他将解决的办法首先锁定在思想的对抗上。换言之，他将目标放在如何对抗催生世俗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他两个明确的反击对象。柯克强调，“我在这里关心的是基本原理——不是因为我喜欢抽象的概念，而是因为目前很少有人对基本原理有什么看法”[42]。问题是在世俗想法已经如此流行的情况下，唯有扭转民众的思想观念才能避免世俗缺陷的进一步影响。逆转观念则必须从导致世俗想法泛滥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开始。
从表面看，柯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迪斯累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一方面，这体现在对于功利主义现实影响的批判上。迪斯累利强调，功利主义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无法如同自己所吹嘘的那样造福所有人类。自由贸易是以牺牲特定阶层的利益作为代价的。柯克不否认迪斯累利指出的情况。他也认为，“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支配下，生活将越来越不安全，也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而且，尽管表面上物质成就可观，但实际收入将稳步减少”[43]。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功利主义缺乏伦理规范性的批评上。柯克认为，功利主义的关键缺陷在于它试图将一切评价方式转变为纯粹的利益计较。在全然计算理性的经济学思考中，伦理本身丧失自己的实在性。迪斯累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伟大的功利主义学者的谬误在于混淆智慧与知识。我们可以拥有我们祖先的所有知识，我们还可以拥有更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拥有祖先的全部智慧，我们的智慧可能会更少。”[44]
指责功利主义缺乏道德是一项流行的事业。客观而言，功利主义内部并非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回应。无论是密尔还是西季威克都试图为功利主义的道德正当性提供辩护的理由。甚至边沁本人也在《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中为功利主义建立一整套非常复杂的评价体系，以对抗缺乏道德的指责。边沁强调功利主义并非不需要道德，而是认为诸如同情心这样的道德感本质上依旧是一种心理趋向。“同情心应被理解为一个人的这么一种心理倾向：他由于其他有情感的生灵欢享幸福而感到快乐，由于他们遭受不幸而感到痛苦。”[45]
但柯克指出，无论功利主义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变化，都无法改变他们取消道德独立地位的本质。复杂的评价体制充其量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隔阂。民众会敏锐地把握到功利主义核心的原则，将物质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对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柯克进一步深化迪斯累利的想象力原则。他指出，功利主义对民众在思想上的伤害首先是从审美开始的。单一化的评价方式导致审美的平庸化。在自认为的理性祛魅下，神话的戏剧性特征被还原为庸俗的日常。这种审美品位的缺乏直接破坏民众的想象力。想象力则是构建人类与神圣性联系的必要条件。在功利主义的眼中，他们只能确认喜马拉雅山的峰顶位于海平面8 848米的高度上；对于人类的想象力而言，这是对自然伟力的征服和崇拜，其中蕴含敬畏和尊严的双重诉求。
柯克的另一个创意在于将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曼彻斯特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表面看上去南辕北辙，前者喜欢自由贸易而后者主张计划经济。但实质上它们奉行同一个观念。“它们是功利主义硬币的两面。两者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人类的真正目的毕竟是生产—消费方程。”[46]两者都将复杂的人类事务还原为单纯的生产关系，满足人的生产需要是唯一和终极的目标。
实用主义是对功利主义思路更拙劣的模仿。柯克将实用主义视为自然主义的衍生。从空间性看，实用主义语境下的个体与机器人没有本质差异。这些个体是拉美特利笔下完全唯物化的物质个体，没有任何灵性的存在。从时间性看，实用主义者将传统视为完全过时的产物；人类历史是一个线性前进的过程。换言之，过去在实用主义者的眼中毫无分量，未来只是尚未发生的现在。唯有现在，此时此刻的需求才是人类唯一真实的需要。潘恩在为革命辩护时也采用完全一致的结果。他指出：“人一旦去世，他的权力与需求也随之而消失；既然不再参与世事，他也就不再有权指挥由谁来统治世界或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了。”[47]
实用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相似性不是外在的偶然。其背后是两者对抽象理论的痴迷。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自信，促使他们鄙视伯克的保管人心态。伯克实际上将存在的人视为世界的保管者而非拥有者。他们需要继承上一代的遗产，也需要对下一代负责。实用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一种必然的策略。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已经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乐观主义态度是为了避免对现在放纵的指责。问题本质上不再是困扰，而是未来会被解决的问题。“用美国人的话说，自由主义者是一个热爱不断变化的人；他经常直接受到实用主义和约翰·杜威著作的影响；通常来说，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轻视过去的教训，而充满信心地期待一个永无止境的物质进步的前景，在这个前景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普遍的条件平等将得到实施。”[48]
完成思想的批判只是实践的第一部分。伯克依赖的传统保守主义一直强调在现实实践上的可能性。作为学者的柯克也需要完成同样的任务。柯克给出的实践方案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整体框架。这一框架将家庭、学校和教会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成系统的有机网络，对抗世俗主义的全面影响。“心智的培养不能单纯地依靠学校和其他正规的学习手段，而必须主要来自家庭，来自私人的阅读和观察，来自正常的信息和娱乐渠道，来自个人的日常工作。”[49]世俗思想的侵蚀是全面的，这意味着只有以同样全面的方式才能对抗它。(https://www.daowen.com)
柯克选择上述三个重点并非偶然，他实际上注意到这三类实体是世俗主义最直接的目标。
对家庭而言，以原子化抽象个体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将摧毁家庭的情感纽带。家庭被还原为纯粹的契约关系，忠诚与义务将完全倒向欲望和权利。温和的保守思想强烈依赖健全的家庭。柯克毫不犹豫地指出，“使生命有意义的是爱；爱是在家庭中习得的，当家庭生活的健康受到损害时，爱就会枯萎”[50]。
对教会而言，世俗主义的冲击更为直接。世俗主义以宗教宽容为名为无神论提供有力的掩护。在世俗主义之下，别的传统建制还能苟延残喘，但教会一定会被作为直接目标连根拔起。法国革命者对天主教会的态度是明确的历史教训。教会需要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对抗世俗主义对民众的诱惑。他特别对天主教会的系统建制表达赞赏。“在各教会中，只有天主教徒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必要性表现出一贯的和明智的认识，因为他们有一系列教宗通谕来为他们提供原则。”[51]新教的部分支派则由于缺乏足够内部的规范性，反而成为一种娱乐品。所谓的自由教会更是这种奶头乐的极端表现。
大学是柯克着重强调的部分。这与他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柯克极度讨厌当代美国大学的学术氛围，认为其中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偏见。在高度一致的同温层中，教授们将自己带有乌托邦气质的想法传授给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问题是，“学校不仅仅是一个监护机构，在父母忙着其他事情的时候，把年轻人关在一个可以忍受的环境里。它不仅仅是一个教会年轻人如何在未来几年赚钱的地方”[52]。学校需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判断力，“在年轻人中培养正确的理性是自由学习的保守使命”[53]。
在柯克的视角下，大学是古典性的。它传授知识，更传授德行。迷醉于大学教授时髦理论的学生们更有可能会未经反思地将其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今天美国保守派批评中小学教师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原因。柯克认为这是现代美国大学存在根本性扭曲的结果。“大学——被但丁称为统治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与教会和国家齐名——忽视了自由的真正特征，只有在大学面临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54]
柯克认为自己方法的关键不在于提供新的事物，而是为恢复灵性提供更为系统性的指导。“为此目的，我不会采用任何巧妙的新奇手段，而只是利用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机构来恢复秩序——教堂、政治核心小组、工会、俱乐部、大学、报纸、出版公司和商业机构。”[55]这种恢复不是要对抗时代，而是在错误的基础上恢复合理性的成分，为无序的自由注入秩序的根基。
柯克对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指责具有思想上的合理性。可问题是，世俗时代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单纯思想上的批判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事实上，连柯克本人都承认传统的人类社会已经无法恢复。柯克继承迪斯累利对农村社会萎缩不可逆转的想法，认为城市人口最终将压倒性地占据多数。这同时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主流生存样貌。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似乎有隔靴搔痒的嫌疑。
柯克给出的直接解释是激进思想本身会退潮。这一结论似乎暗示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与激进思想脱钩。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民众最终会自觉意识到激进思想的内在缺陷。对激进思想的时髦追求将回归到对于共同体德行的追求。“即使阶层、家庭、教会和社区在过去100年都受到削弱，许多美国人却开始意识到，需要让他们秩序的那些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恢复生气。”[56]
理论上的矛盾可能与柯克的双重目的有关。一方面，正如本章一开始所强调的那样，柯克需要在保守派普遍绝望的时代给予保守派希望；尤其是在保守主义并不强大的美国本土，当亨廷顿这样的学者宣称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时候，这种希望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柯克接受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历史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历史总是以奇妙的方式不断再现自身。世俗思想的全面扩张可能只是上帝神圣天意的一部分。正如上帝让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一样，历史的变化超出人类理性的理解能力。
柯克反对世俗时代的实践方案即便不是乏陈可善，也过于带有强烈的美国特征。不可否认的是，在意识到争夺教育领导权之后，美国保守派开始系统性地培养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大学。二战后美国教会大学的数量上升就是明确的表现。他们以基督教文化观念武装自己的学生，对抗世俗大学中颓废的世俗主义。这特别表现在对以LGBT为代表的一整套政治正确观念的逆反上。柯克所期盼的激进主义退潮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传统浪潮和激进浪潮越发强烈的冲突。柯克赋予传统保守主义以战斗性，但保守主义所珍视的共识却在激烈的对抗中风雨飘渺。
共识的破碎与柯克的出发点截然相反。他早已意识到无论现在是否错误，保守主义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彻底的向后改变与彻底的向前看的改变同样危险，因此接受历史既定的某些事物，并使不可改变的改变与某些不变的价值相调和。”[57]这与迪斯累利对“国民党”的理解一致，也与伯克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理解一致。共识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共识的缺失只会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崩溃。如果在增加保守主义战斗性的同时却摧毁了共识，那是手段和目的的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