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的冲击
在一种悲观的论调中，柯克范式是传统保守主义绝望的反抗。在日益世俗化和大众化的时代里，传统保守主义将最终成为完全过时的东西，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即便柯克尽可能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更为坚固的智识基础，传统保守主义几乎压倒性地被从智识领域驱逐出去。杂糅了社会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思想才是二战后六七十年代年轻美国人的宠儿。与旧左派相比，新左派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领域。在多元主义的名义下，他们对非传统宽容，对传统苛刻。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非暴力通常不仅是向弱者宣扬的，而且是强行施加弱者身上的——它是一种必要而非德行，通常它不会严重损害强者的利益”[6]。将主流和边缘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忽视边缘的弱势地位。真正的宽容必须实质性压制主流，才能将它与边缘放在同等的地位。
对平等的保护转化为对利维坦的无穷呼唤；越边缘的群体将越需要强大的利维坦保护自己不受到主流的影响。主流的影响因而也被降格为“非理性的偏见”。柯克将这种对偏见的歧视同样称为偏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意识到偏见的积极价值。它是一种非智识阶层在面临陌生情况的有效选择机制。柯克讽刺地写道：“伯克说偏见是不识字的人的智慧；现在我们大学里的大多数学生显然都是文盲，也许这种偏见毕竟是一种保守主义。”[7]随着时代风向的转变，缺乏与社会真正联系的新左派将自行陷入衰弱之中。柯克的想法并非全无支持。新左派日益的自我激进化逐渐产生诸如红色旅和日本赤军这样的极端暴力组织。他们的恐怖袭击最终疏远一般民众，丧失对群众的吸引力。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所带来的激进平等思想却顽固地存活下来，成为今日政治正确的重要支撑。
在柯克的时代，选择传统保守主义是比迪斯累利年轻时代更为痛苦的选择。曾几何时，伯克还能公开喊出不能宽容一性论者，然而到了二战后，新左派已经反过头来开始将主流视为不宽容的对象。柯克对新左派在理论上的全面挑战也不尽如人意。他的范式几乎无法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更多的支持基础。或许，从智识上对新左派进行挑战已经违背传统保守主义的本意。传统保守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以智识上的优势确证自身。伯克早已暗示政治难以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构建理论，而是实际参与政治的运作。正如奥克肖特所提及的那样，“现在，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主张，我称为实践知识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知识，严格说来，它主张没有知识不是技术知识”[8]。
柯克的失败不只是来自保守主义外部，在保守主义内部他的范式也遭受到严重的挑战。二战后，除了传统保守主义外，一种名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也正在不断发展。从表面上看，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目标与柯克范式存在高度的重合。比如，在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对个人自由的向往是美国人的典型特点，也是美国联邦制政府得以成立的关键。“中央政府被赋予抵抗外敌、镇压严重叛乱、保障合众国内通商自由的权力，不过，它仍将对大部分内部事务的控制权留给了州政府和其下属机构。”[9]新保守主义者更看重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们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主要包括法律下的个人安全、法律下的个人自由，以及那些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不断增加的物质繁荣。”[10]
在反对苏联的问题上，两者也达成高度的一致。柯克高度赞赏新保守主义对苏联毫不调和的态度。“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主义者，至少就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而言，坚决反对苏联的图谋和威胁。他们已经意识到，美国不仅仅是在对抗一个国家的对手，而是（更严重的危险）在对抗一种武装主义——正如伯克在两个世纪前谈到英国抵抗雅各宾派时说的那样。”[11]甚至新保守主义比柯克更为激进。它将主动干涉的基因内嵌到美国民众的特性之中。“由于相信他们的立国原则是普世的，他们用同样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所有民族。这种高度意识系统化的世界观告诉他们，所有非民主的征服本质上都是不合法的，并且由此是短暂的。”[12]
从这一意义上看，新保守主义持有一种比传统保守主义更为强烈的英美特殊论。至少在伯克时代，对于英国文化的自豪并不建立在普世的基础之上。伯克充其量认为英国文明比法国文明更为优越。但他绝不会否认法国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在有些地方，法国可能比英国文明表现更好。“法国人虽然在天赋方面不如我们，但在礼仪和规矩方面却一定超过我们。”[13]新保守主义者则将英美文明特殊论抬升到英美文明至上论的高度，将英美特殊性直接与普世理念绑定在一起；将英美文化转化为普遍价值的灯塔。
在具体目标上的相似性最终促使柯克谨慎地将新保守主义纳入同盟之中。从积极方面看，新保守主义被视为保守主义扩展地基的希望。这标志着保守主义第一次对大城市的犹太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城市的犹太人几乎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柯克认为这一阶层的转变“预示着保守或准保守的观点将在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中兴起——这是一个以前信奉激进主义或瓦解的自由主义的阶层”[14]。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传统保守主义地基日益萎缩的情况下，他需要将这种转变视为激进主义逐渐退潮的表现之一。保守主义过于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新时代吸引其他团体的能力。大城市犹太知识分子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公共舆论中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果这一阶层都转投保守主义，其他阶层也会在对时髦的疲倦中，最终转投保守主义怀抱。
从消极方面看，柯克始终无法完全对新保守主义放心，尤其是对新保守主义大胆的行为方式放心。新保守主义的大胆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他们往往会以高调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这种宣传存在某种过度夸张或者过度许诺的问题；这有损保守主义一贯以来的严谨作风。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者对权势具有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存在政治投机偏好。
总体而言，柯克将新保守主义者视为不甚重要的部分。他不无怀疑地指出：“他们没有表现出伟大的文学才能：我担心，到2000年，新保守主义者的书很少还会有人读。”[15]绝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已经进入暮年。新保守主义更像是一股短暂的潮流，最终将汇聚回主流保守主义的路径。“这个梦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最初新鲜的事物不会长久保持新鲜：一切都变了，往日的新奇不再迷人。”[16]
柯克的判断显然存在一些错误。新保守主义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短暂衰弱之中，但由于“9·11”事件的影响，它一跃成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甚至全面压制传统保守主义的声音。“今天，作为‘9·11’恐怖袭击的一个后果，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正如日本发动对珍珠港的袭击之后，这次袭击毫无意外地导致美国在东亚和欧洲长久发挥作用。……后世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将之描述为这是美国卷入伊斯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后果。”[17]通过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征服对象，新保守主义在21世纪初期再次激发自己的活力。柯克的保守心态也不是全然错误。历史超出人类理性的理解能力。在2008年之后，新保守主义也逐渐呈现下降的趋势。
从形式上区分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确实是一个问题。甚至柯克本人在晚年之前，也更多倾向于将新保守主义者视为保守主义的一分子。除了在对抗苏联和个人自由这两个问题外，在诸如家庭等核心问题上，新保守主义也持有与传统保守主义相似的观念。“我们的流行文化多年来一直在拆散家庭这个社会机构，现在正试图将其重建为一个纯粹基于个人感情的自愿组织。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是建立在客观的感情基础上的。我们尊敬父母，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18]所谓的进步自由主义正在为不负责任行为提供越来越多的借口。“艾滋病的受害者实际上是自由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这种意识形态正在动员舆论进行自卫。”[19]这一叙事的改写本质是为“性解放”而服务，从而摆脱自己的内疚和负罪感。
研究两者气质的差异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虽然新保守主义者宣称自己也遵循美国的传统，但他们将美国的传统更多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克里斯托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区别。“美国社会中正在萌芽的腐败和颓废的明显迹象——这种腐败和颓废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后果，而是当代自由主义的实际议程。”[20]这种异常的扭曲最终破坏美国民众对自由的健康理解。(https://www.daowen.com)
克里斯托提供了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区别的三个方面。一是改变保守主义长期以来的消极姿态，以积极的行动与激进自由主义全面对抗。“基本上，它希望共和党停止玩弄防御性政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21]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建议将共和党全面意识形态化。二是新保守主义热衷于为社会改革提供系统性的改善方案。他们本质上不反对福利国家，他们反对的是社会所采用的具体方式。它“也总是有兴趣提出其他的改革和立法，以更安全地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没有负面影响”[22]。三是对理论的高度重视。新保守主义认为宗教保守主义本质上只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动，也难以处理和世俗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矛盾。发展到今日的保守主义需要改变自己对理论的轻视。“新保守主义者，至少是其中的纽约人，产生于一种思想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些大的思想，具有哲学或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被非常认真地对待。”[23]
克里斯托所做的区分并非全然公正。在第二点上，传统保守主义绝非反对系统改良方案。迪斯累利已经强调替代方案的重要性。通过团结工人和农民，迪斯累利可以将民众对政治体制的高度敏感转化为对具体改善的关注，从而避免民众对宪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柯克也指出，传统保守主义不是“小政府”或者国家权威的天然反对者。在建国早期，保守主义反而是联邦制的维护者。它意识到维持国家权威的必要性，否则只能再次陷入邦联的困境之中。“美国宪法立基于坚定的普遍原则之上，不过通过司法解释和正式的修正案，它又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势，于是，在将近200年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过程中，它保持了政治秩序的连续性。”[24]
其余两点则显示出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传统保守主义的消极性防御是守旧心态的结果。应激性反应是保守主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审慎的德行，避免陷入盲目的躁动之中。新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甚至将保守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反而可能损害保守主义与具体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柯克在推广民主制度的问题上指出，“仅仅喊出民主这个词，并不能带来一个被赋予秩序、正义和自由的社会。这些赐福生长得很慢，需要良好的培养。美国民主共和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国、英国和欧洲数百年的经验”[25]。新保守主义过分热忱的举动很有可能为美国带来长远的伤害。
对理论的重视也彻底颠倒伯克为实践所奠定的优先级。传统保守主义不反对理论，它反对的是理论对实践的宰制地位。在唯我论横行的情况下，抽象理性对自己理论的确信将转化为理性狂热，从而试图将现实塑造为理论所描述的样态。新保守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悲观心态，陷入某种与革命乐观主义相似的陷阱之中。罗伯特·卡根对美国制度特殊性的信仰是新保守主义乐观心态的典型表现。他写道：“美国以往能够安然渡过危机，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和健康，而美国的各个竞争对手都步履维艰，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好运。”[26]
对美国制度特殊性的乐观主义想象最终转化为新保守主义者对先发制人外交政策的支持。这尤其体现在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的自信中。它具体由两种路径阐发：第一，先发制人是道德义务。首先，美国的制度被理解为具有普世性的特征，它理所当然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适用；其次，美国的强大和繁荣是美国制度的结果；再次，美国有道德义务让其他国家享有同样的繁荣和德行；最后，美国需要尽可能将自己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必要时可以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行动。第二，先发制人是现实需求。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和繁荣的必要保障；美国需要尽一切可能维护这一制度；这意味着尽可能地扼杀一切潜在的反对者；美国有必要将非民主国家消灭在萌芽之中，避免它们力量壮大时对美国的宰制地位产生影响。这也是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正当性解释。
与自由国际主义者不同，新保守主义不相信多边机构和相互协调的有效性。美国绝对性的主导地位赋予美国进行单边主义干涉的权力。自由国际主义充其量只是欧洲范围内的奇迹。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以普遍的民主国家作为前提。这一前提不符合今日的国际政治现实。卡根讽刺性地指出：“欧洲反对强权政治，贬低军事力量，认为两者不能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工具，但他们在欧洲的土地上却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27]
新保守主义和托派的相似性被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主张在结构上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没有本质区别。卡根宣称：“从立国第一天起，美国就把外国的专制暴政政体视为注定要被自己的革命共和主义力量所推翻的短命政体。”[28]美国的义务就是通过不断革命的方式将美国的制度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与托派唯一的不同只是在于新保守主义选择美国制度，而托派则宣扬自己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定义。
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坚持和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反对才能获得内在的支撑。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新保守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坚持来自洛克式古典自由主义对原子化个体的信仰。个人自由，或者说个人的自由选择被视为社会契约的基本内容。“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历史的实例又证明世界上凡是在和平中创建的政府，都以上述基础为开端，并给予人民的同意而建立的。”[29]从托派的角度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个人自由显然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中必备的目标。个人自由是理论要求的结果，而非实践的结果。它是必须被完成的乌托邦。
在反对苏联的问题上，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民主党日益左倾的表现感到不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重大挑战。托派直接将具体的措施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唤起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恐怖想象。“从一个人的个性来判断一个政治运动是完全不可能的。罗斯福当然没有在斯大林身上看到任何嗜血的症状。”[30]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个人自由的系统性压迫和摧残才是真正的根源。
新保守主义的动机进一步显示它和传统保守主义的巨大差距。伯克强调不能脱离政治人物的品格理解政治，否则就是在为政治人物的道德放纵提供借口。“人的道德感知与他的本能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它不会脱离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而存在，甚至也不会被激情的高涨所淹没或压制。”[31]政治人物的信誉建立在对他德行的信任之上。只有这样，政治人物才能为民众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
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差别也是新保守主义最终占据保守主义主流的关键原因。一方面，传统保守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在赋予其灵活性的同时，导致一般民众难以从主张上将传统保守主义识别出来。支持联邦政府和支持州权可能都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主张。这本质上是伯克在革命问题上不同表现的延续。但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激烈的时代里，缺乏明确的可识别特征在公共舆论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保守主义的应激性特征和悲观主义论调更难为于民众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对于冷战下的民众而言，绝望和忍耐是结构性的一部分。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给他们提供希望和未来的主张。新保守主义克服传统保守主义的缺陷。通过对自己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它提出一整套明确且可以识别的内外政策。在明确纲领的带动下，保守主义也转向和激进自由主义的全面对抗。
从根本的角度看，新保守主义能够更好地满足冷战下美国对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特别是能够满足美国作为世界强权的需要。美国需要盟友，更需要独立行动的自由。新保守主义系统性地提供一种单边主义下维系民主价值观共同体的方式，将美国与欧洲不平等的地位加以合理化。“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欧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们拥有的丰富资源，他们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失衡的美欧关系中的平衡器。”[32]但欧洲同样需要注意，如果没有对自由秩序的坚持，欧洲所强调的合法性可能根本无法立足于现实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