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保守主义与互联网时代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恢复活性依赖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这也再次激起对于传统保守主义生存性危机的讨论。从伯克时代开始，学术界始终怀疑传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存在的价值。它在关键议题上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导致对它的投机主义指责。对今日传统保守主义的生存危机分析则指向更为现实的问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英美还是更广泛的欧洲地区，传统白人所占据的人口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依赖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同时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以过去较为单一化的种族作为基础模板。至少伯克时代的保守主义者不会认为英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种族融合国家。
伯克可以承认历史的变动性。问题是，今日西方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比如在美国，传统白人的比例已经跌破50%；与之相反的则是拉丁族裔人口的迅速上升。人口学家甚至预计，在21世纪中叶拉丁族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群体。这种根本性的颠覆局面指向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现实困境：如果连人口结构都发生根本性逆转，传统保守主义究竟应该保存的是英美的传统历史还是拉丁美洲的历史？
对于这一问题的狡猾回答是，传统保守主义在人口转化的过程中也将新的族裔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更适应新结构的传统保守主义特征。但这没有损害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内涵。无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自由放任还是市场监管，都只是特定时期的政策选择。拉丁族裔的壮大不等同于拉丁式思想取代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历史的惯性同样发挥作用，最终帮助两者融合。这种狡猾的回答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不同族裔主体性问题。在可能的融合之前，更有可能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强烈冲突。
传统保守主义的国别性问题可以被视为典型表现。由于不同的历史塑造，各国的传统保守主义完全可能在许多问题上拥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我们的后代必须从我们这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文化。文化是一种体验的储存库，这种体验既是本地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既是现在的，又是永恒的，是一个被时间神圣化的社区的体验。只有当我们也继承了它，我们才能传承下去。”[52]在具体政策上的选择偏好意味着不同主体究竟谁占据主导性的问题。这才是人口结构根本转变的问题所在。在难民问题上，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者可以以社区大多数人的名义要求外来者尊重本地社区的特殊性；但如果外来者的数量已经完全超过本地居民，是否还能对外来者施加如此强烈的要求呢？
潜在的解释策略是重新引入伯克对于殖民帝国的构建。按照伯克的基本理解，印度地区已经拥有自己的文明系统，人数也远胜于英国本土。英国人所要做的是尊重印度的文化传统，在保存地区多样性的情况下建立有效的联邦制管理结构。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不可消灭。“如果你粗暴地、不明智地、致命地，通过敦促从最高主权的无限性和不可限量的性质中进行微妙的推理，并产生令你统治的人所厌恶的后果，你将通过这些手段教导他们对主权本身提出质疑。”[53]拉丁族裔和昂撒族裔在社会保守的问题上也没有抽象理论上如此大的差异。两者都坚定支持传统的家庭观念，拒绝性解放；也都认可宗教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堕胎问题是最为有力的例子。在美国最反对堕胎的群体不是昂撒白人，而是拉丁族裔。
人口结构的根本逆转可能会改变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样貌；但这并不等于传统保守主义无法构建一种跨种族的社会保守主义的观念。“多元文化主义显然已经失败了，但是比白人民粹主义更好的对策是一个国家的多种族融合。”[54]特朗普可能因为明显的白人民粹主义政策而失败，但更敏锐的新一代美国保守主义政客正在抓住这一机会，推出能够跨越种族的保守主义实践。家长运动的基础就建立在跨种族家长对于学校所教授的价值观的忧虑之上。他们反对诸如批判性种族理论和性多元化的理论对世界观不稳固的子女产生影响。这也再次为传统保守主义一直强调的文化战争注入新的推动力。扬金和德桑蒂斯的选举结果也表明，比起虚无缥缈的价值观问题，只有这种真正的日常生活焦虑才能激发普遍的共鸣。只要大多数家长依旧重视自身子女的安全，他们就并不希望一个随意宣传自己为跨性别恋的男生进入女厕所。
传统保守主义的真正危机来自未来。今日的传统保守主义突破了传统的“嘴笨”印象，进入互联网的公共辩论之中。但这种转化从根本上是消极性的。它温和的本性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日益激进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者被迫卷入对于日常生活的捍卫中。换言之，如果不是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严重威胁日常生活方式，传统保守主义也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问题是，一旦危机得到缓解，传统保守主义非常容易再次陷入迟钝之中。“在考虑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承认保守派有一种独特的劣势，而这种劣势使得他们必须比通常的对手更强大、更狡猾，甚至更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在政治上缺乏任何明显的目标，他们缺乏任何可以激起群众热情的东西。”[55]
互联网时代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保守主义的困境。这一时代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信息的主动高速传播。时效性一直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说纸质媒体时代新闻的时效性取决于报纸的印刷速度；电视媒体时代则将传播的时效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距离万里之外的新闻也可以由民众同步获得。电视媒体所创造的即时性极大改变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生存状态。这也是新保守主义得以弯道超车的原因。新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电视这一媒介，将自己转化为新闻直播间的常客，进而得以主动向大众输出新保守主义的价值观。
互联网时代除了进一步增强新闻的即时性之外，还额外导致去中心化和大众化。几乎所有民众在掌握社交媒体之后都可以成为旧时代意义上的媒体。他们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更多体现在专业度上。换言之，只要能够获取足够的网络声量，甚至由于单纯的偶然，一条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就可能通过病毒式传播成为爆炸性新闻。(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煽动力将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保守政治最终需要一种超越党派忠诚的共识。”[56]保守主义在理想状态下应该代表民众的普遍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共识与中庸具有相似的含义。它往往扮演宽容的捍卫者这一角色。或者用更微妙的说法，它始终相信自己是文明意义上的“执政党”。它是历史的传承者和捍卫者。“通过向死者致敬，活着的受托人捍卫了他们继任者的利益。对死者的尊重是托管态度的基础，后代依靠这种托管态度来继承他们的遗产。”[57]这种谦卑的心态不适宜在互联网的论战中生存下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调和分歧而不是积极对抗。
互联网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强烈的回声室效应或者同温层现象。由于信息源数量已经超过一般民众的筛选能力，民众自然倾向于浏览支持自己观点的新闻。推荐算法为同质化人群的聚集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种同温层现象甚至演变成为典型的信息孤岛。比如在美国，左右翼不仅拥有不同的社交媒体倾向，也拥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媒体偏好。这些媒体为了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面，反过来进一步投其所好。
回声室效应至少在两个方面恶化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态势。一方面，虽然回声室效应对所有群体有效，但由于传统媒体介质的被动性，边缘群体往往更难以找到自己的同质化圈层。回声室效应对边缘群体意见的增强远强于主流群体。对于高度依赖主流群体的传统保守主义而言，这等于直接削弱了自己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高度受惠于全球化进程。这导致早期的互联网相关人员具有高度的世界主义倾向。作为美国互联网大本营的硅谷长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年轻人对互联网更熟练的掌握能力进一步凸显传统保守主义的弱势地位。特朗普被推特封禁是难以质疑的表现。
客观而言，互联网时代的两个特征对传统保守主义也并非纯粹消极的存在。随着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增加和传统保守主义者对自身媒体的构建，传统保守主义可以在之后的互联网时代缩小差距。媒体的大众化和去中心化也有助于传统保守主义打破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对媒体的垄断。斯克鲁顿就指出，在左翼媒体的宰制下，传统保守主义者极容易被打上“极右翼”的标签，从而被鉴定为种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当然，这样的人会有不好的报道。但这是因为媒体被激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所控制。”[58]人人可以成为媒体的时代为传统保守主义提供更多正面的声音。
互联网时代的第三个特征对传统保守主义具有真正致命的打击，即互联网的无根性。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好坏，人往往难以摆脱原生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必须与自己所处的社区共同体相妥协。但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大众体育和娱乐的发展，以及以电视、足球和机械化音乐为基础的大众文化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能够在没有这些本土机构的情况下生活。他们还有效地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予以废除，为每个人提供了一幅人类社会的无阶级图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59]这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诱惑摆脱自己与乡土性的联系，成为大城市的孤独灵魂。甚至这种孤独被重新定义为个人追寻自由的表现。这也是大城市的居民大面积倒向民主党的重要诱因之一。
大城市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全球性倾向。或者更明确地说，特大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造物。它与乡土性生活之间具有强烈的互斥表现。互联网进一步为全球化大城市的无根性提供支撑。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民众的社交关系往往与现实关系重叠。但社交媒体却直接告知，在遥远的异乡有人和他奉行同样的观点。这为孤独灵魂一直所缺乏的情感提供强力的支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亲朋好友的亲密关系将个人置于超越价值和意义、文化和传统的框架之中，这些都被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自我决定的虚无。”[60]传统保守主义的生存危机第一次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别战争是全球性和乡土性的冲突最为极端的表现之一。比起族裔偏爱，性别偏爱是今日意识形态偏好的重要表现。韩国年轻男女在投票上的偏好是最有力的证明。在2022年的韩国总统选举中，在18—29岁的年龄组中，58.7%的男性选择支持保守派，只有36.3%的男性支持自由派；年轻女性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58%的女性支持自由派，支持保守派的女性仅为33.8%。适婚男女高度对立的政治观点成为导致生育率下滑和离婚率上涨的诱因。这进一步在实然意义上挑战家庭的合理性。在结婚都难以稳定的情况下，追求传统家庭成为荒谬的事情。在离婚和非婚生子女日益普遍的情况下，非常态的正常化反过来加剧对家庭的质疑。对今日已经退守家庭的传统保守主义而言，这无疑是又一次生死存亡之机。
面对互联网时代愈演愈烈的威胁，传统保守主义者似乎没有找到有效的反制方案。在下个世代是否还有观念如此坚定的家长捍卫对子女的教育权利是非常令人置疑的问题。家庭极有可能步宗教的后尘，成为专属于保守派的重要符号。暂时性的解决方案可能只能寄希望于主权机构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但这同样可能激起对福利国家的忧虑。这才是传统保守主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正如它在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困惑一样，“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护传统价值观，而是保守派在不再相信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中扮演什么角色”[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