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
从威胁的急迫性看，世俗主义只能被称为远忧。世俗时代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它需要漫长的演化才能走到自己的终点。直到今日，虽然持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占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教会依旧顽强地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保守主义的悲观性眼光更多是为了避免最糟糕的结果。换言之，现实往往会以更为折中的方式展现自身。法国大革命同样没有摧毁欧洲文明，反而成为法兰西民族新的共同记忆。正如曾经代表革命和反叛精神的《马赛曲》最终成为法国国歌一样，“在趾高气昂的帝国主义时代，这首革命歌曲成了民族傲慢的颂歌”[58]。世俗时代的教会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比起世俗主义的长期威胁，苏联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二战后知识分子普遍迷茫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增强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斗争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西方的危机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结果。二战的爆发被解释为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倾轧的结果。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缺乏殖民地的缓冲。它只能以大规模失业的方式恢复生产和消费的平衡。经济上的失败投射为政治上的动荡。“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中，由于尖锐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和局限性，产生了日益广泛和尖锐的对整个民主的批评。”[59]这最终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避免再次出现世界大战的方式也极为直接，只要西方国家能够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到的：“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60]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中，国家是作为最终需要取消的消极性要素而存在。随着国家这一概念的消失，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将丧失自己的实存意义。
社会主义对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是全方面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发展，再到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普遍支持；社会主义成为拯救西方社会的救世主。柯克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渴望是饮鸩止渴的表现。社会主义将最终摧毁西方知识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不无讽刺地写道：“现在知识阶级的思维模式是由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产生的：庸俗化的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庸俗化的弗洛伊德主义，以及过去的教条风格。……他也不明白，他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思想正在发挥作用。未来的巨浪可能会把他淹没。”[61]
不过苏联实力的迅速增加是柯克值得忧虑的因素。如果社会主义真的在西方全面流行，那么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将会被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对美国而言，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除了地缘政治的现实局限之外，美国民众的脾性与社会主义也难以兼容。在欧洲大陆反复陷于革命和内乱之中时，美国却以平稳的速度迅速发展。“美国宪法立基于坚定的普遍原则之上，不过通过司法解释和正式的修正案，它又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势，于是，在将近200年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过程中，它保持了政治秩序的连续性。”[62]对欧洲而言，社会主义则是家门口必须面对的问题。“剑桥五杰”已经暴露出西方自身已经出于话语权的全面弱势之中。整个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新的语言应对这一挑战。
柯克在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中，选择将反对集体主义作为如何保守的重点。柯克的反驳主要在两个角度体现。
一是集体主义对中央集权的偏好。客观而言，适度的集权或者说中央权威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必要保障。柯克本人也不反对适度的中央集权。在美国的联邦制问题上，他指出没有权威的国家将缺乏执行力和威慑力。“《邦联条例》失败的原因是，那些起草了昙花一现的《邦联条例》的人没有预见到那种政府将会是何等的软弱无能。”[63]加强中央权力是建立美国的客观需求。它需要统一的内部市场，需要统一的军事和外交策略。这种由客观需求产生的中央集权不会轻易将自己上升到普遍理性的高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宪法才能同时将中央集权和地方权力保护两个明显相反的方向联系在一起。
集体主义所鼓吹的中央集权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从功能或者结构性的角度看，两种中央集权之间可能没有差别。它们都承担限制地方特殊利益，维持国家整体存在的作用。但正如伯克所指出的，不能因为革命法国带有法国两字就将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正常欧洲国家。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一整套抽象理论的产物。它们不是因为需要而产生，而是为理论本身而存在。更明确地说，它们是抽象理论的附庸。
现代集体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卢梭的公意理论。在讨论伯克时，我们依旧注意到，公意是卢梭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终极保障。“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64]换言之，卢梭的公意是一个绝对公正的抽象系统，它能对一切具体意志进行清晰的把握，最终能够指出什么是整体利益，做出明确的选择。一个全知全能的主权者显然是卢梭公意系统的最佳实践者。为了更好地为全体利益服务，同时为了抵抗众意，或者说利益集团的干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逻辑的自然衍生。
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模式实际上取消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无论是否具有积极价值，一切地区的特殊的利益都将被无情的整体利益所碾压。问题是，集体主义所构成的中央集权神话太具诱惑力，以至于人类不自觉地被这种拟造的神圣性所吸引。对公意的追求最终变成中央权力的自我强化。它将压制一切异议，压制一切中央权力的潜在挑战者。问题是，中央权力在扩张的过程中会发现权力的边界也在无限扩张。多样性和差异被强制性抹平。在越发抽象的普遍性中，集权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
二是集体主义与个人尊严的紧张关系。柯克在这个角度着力甚多。以至于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集体主义泯灭个人尊严都是反复提及的主题。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要求集团内部成员进行高度一致的活动。这非常符合蜂群的活动结构。对蜂群而言，个体本身是为整体服务而存在的。每只蜜蜂从出生开始就决定自己的职业和寿命。独立的个体意志即便不是有害之物，也是多余的累赘。
在集体主义与蜂群结构的隐喻结构中，柯克着重指出集体主义在两个相互交叉的方面对个人尊严的毁灭性打击。
其一，人的趋同化。无论是在减少管理成本上，还是对个体脱序行为的恐惧上，特殊性是集体主义明确的对立面。和而不同更接近对理想境界的描述，而非对现实世界的写照。作为以抽象的普遍性作为其生存基础的集体主义，它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必然倾向于尽可能限制一切特殊性要素的出现。
平均主义是这种需求外化的典型表现。“社会主义将剥夺那些对继承有合法期望的人的继承权，这是所有司法制度中最古老的权利之一。社会主义会剥夺那些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的精力和天赋所应得的回报。”[65]事实上不止社会主义，罗尔斯以及之后的激进自由主义也奉行同样的想法。以平等之名，他们试图将一切偶然性因素排除出去。从单纯的好运气再到艰苦努力的学习，一切都可以被解释为在社会竞争中的不正当优势。这也是柯克将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同路人的原因。两者都是抽象理论的信奉者，痴迷于普遍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即便不是被压制，也不是积极鼓励的对象。
其二，与实用主义相同，即人的机器化。集体主义另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因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保守主义同样没有否定这一点。事实上从伯克到迪斯累利一直强调个人的自我牺牲是抵抗冷酷功利主义的崇高方式。在真正的自我牺牲中，人的高贵得以体现。政治家的重要任务在于消耗自己的政治声望，将对国家具有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政策推行下去。这种情感对计算的胜利既是普通的，也是神奇的，伯克的目的是传授一种对这种出现在历史和经验中的不可背叛的冲动的崇敬。[66]
问题是，集体主义的个人牺牲已经走向了自我牺牲的反面。在集体主义的论述中，个人不仅是主动牺牲，而且是被动牺牲。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名，即便个人拒绝，也必须强制实行下去。这种情况在革命的实践中表现得极为明显。革命者确实怀揣着崇高的理想选择牺牲自己，但问题是他们有时候不止牺牲了自己，而且在别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也牺牲了他人。对其他人而言，这种被动的牺牲不但没有产生崇高感，反而出现强烈的被剥夺感。
柯克将原因归咎于集体主义的内在逻辑。集体主义与社群主义或者共同体主义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为个体留下独立存在的空间。对于集体主义而言，个体是作为耗材，或者说可替换的零件而存在。在这一点上，集体主义和实用主义达成了微妙的同盟。成为机器的个人没有讨论尊严或者自我价值的空间。
柯克的指责是建立在他对英美传统的把握之上。个人自由是整个英美文化的核心。在传统保守主义的理解下，个人自由是英美历史传统的结果，而非抽象理论的结果。伯克以《大宪章》为例指出，“这些自由是他们的祖先通过以前国王的自由特许权获得的”[67]。迪斯累利在相似的意义上表示，“一个自由的、繁荣的、著名的民族，在延续了1 000年的制度下获得了自由、享受了繁荣、获得了荣耀，他们不想知道他们所有的法律和习俗的奥秘”[68]。柯克继承这一基本理解，进一步指出伯克本人没有明确指出的区别，即传统保守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理解的区别。
“在大众心目中，经济领域的保守派与曼彻斯特自由派严重混淆。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之处；这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但也有不同之处。”[69]传统保守主义对自由贸易的理解是建立在德行而非计算理性的基础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暗含一种功利的价值取向。在保守主义的语境下，经济发展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发展也不能以严重损害人类的尊严为代价。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下，人则被完全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换言之，比起保守主义，自由派对经济的理解实质上更接近社会主义者。他们从根本上是物质主义的，是世俗主义的。灵性被视为阻碍利润扩大的方式。
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模式则激起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联想。在柯克的理解中，苏联与革命法国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以抽象理论作为自己的原始驱动力。它们的抽象理论都以追求抽象的普遍性作为终极目标。这意味苏联和革命法国一样，不会允许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只限制在国内。共产国际运动本身就是苏联向全球输出自己意识形态的表现。问题是，苏联式的集体主义与英美的自由传统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两者可能在现实利益上存在重合，这也是它们在二战中共同对抗德国的原因，但两者在价值观念上处于绝对的生存竞争地位。
在这一意义上，柯克明确将集体主义视为传统保守主义在接下来乃是最直接的对立者。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保守主义最大的敌人，苏联式社会主义才是最大的威胁。他写道：“我碰巧认为，真正的斗争是在传统社会和集体主义（不管叫什么名字）之间进行的，前者继承了宗教、道德和政治遗产，后者热衷于将人类简化为由相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木薯布丁。”[70]英美需要积极捍卫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柯克承认英美传统文化对英美社会的积极价值，但“耗尽道德和社会资本是可能的；一个完全依赖遗产的社会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破产”[71]。如果英美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生命力，那么它最终将会被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压倒。
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主要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看，英美必须恢复对自身文化的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性，相信自己传统对于社会的积极价值。从反面看，这意味着需要尽可能消除苏联式集体主义对英美文明的一切影响；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西方文明应该以先发制人的姿态打击苏联意识形态的扩展。
将集体主义作为保守主义的敌人为低迷的保守派提供了明确的对立他者。这在加强保守派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增强了保守派的行动热情。但柯克的方法也带来了两个潜在的忧虑：一是由于将集体主义定位为外部最重要的敌人，这反过来在客观上强化和抬升个人自由的地位。在强烈的对抗中，个人自由存在被过分神话的嫌疑。正如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主体一样，个人自由被迫变成一种日益僵化的抽象符号。二是对英美文化的自信也可能演变为新的文明优越论或者特殊论。在这种情况下，自信演变成为自负。保守派可能会不自觉地试图将英美的制度复刻到其他国家。这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外部干涉提供了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