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鲁顿与世俗时代

柯克可以被视为最后一个旧日的保守党人。他对教会立场的坚持是在一个日益世俗化时代里的最后挣扎。柯克意识到，传统保守主义需要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教会已经渗透到欧洲文明的底层逻辑之中。“信仰的力量可能比行为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教堂在历史上衰落，但也经常复兴；而且，也许对政治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正式的宗教崇拜消失很久之后，关于人类和社会本质的宗教假设仍在继续影响着一个民族，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动力。”^[1]斯克鲁顿在相似的意义上表示，“即使在怀疑和不信的时候，它们也定义了我们的属灵状态。他们站在风景中提醒着我们是什么，我们曾经是什么”^[2]。

问题是，建制教会这一形式已经难以承担自己的历史定义。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逻辑就在于将信仰还原为纯粹内心的事物，从而为国家和教会的分离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在这种逻辑的解释下，教会的败坏以及宗教战争本质上是教会过度参与政治的结果。柯克则从苦修的传统中接受属灵和属世的二分法，将灵性修养视为人类与神圣性存在沟通的关键。

两种想法最终促使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成为流行的观念，破坏教会作为建制力量的强度。一方面，教会从政治世界的逐步后退，导致它的约束力直线下降。用霍布斯的话说，“我们的救主并没有将强制权力传给他的门徒，所传的只有这样一种权力，即宣告基督的国，劝人服从基督的国”^[3]。强制与劝告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损害教会对民众伦理规范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只要教会依旧存在于现实世界，它就不可能不是一股政治力量。无论如何标榜教会的属灵特征，教会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对教会在理念上的强行阉割只会产生两种结果，即教会的激进化（美国的福音派在政治议题上高度的动员能力）和教会的涣散化（以路德宗为代表的平教徒教会的组织形式变得更加松散）。(https://www.daowen.com)

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样态。一切熟悉的事物都以极快的速度发生改变。柯克范式的迅速崩溃暗示传统保守主义需要在一个高速变动的世俗时代找到更为牢固的地基。斯克鲁顿再一次激发了感情和行动之间的联想，认为传统保守主义存续下去的办法就是要找到能够真正激发民众情感的东西。日常的生活方式就是最直接激发情感的来源。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中，人才是最为具体的人，生活于地区与社会之中。他不再是道德真空中的抽象个体。在场的他只能以现实作为自己行动的客观条件。家庭在日常生活方式中扮演及其关键的角色。“对家的需要是一种适应，它产生的动机可以在定居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见证。……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系能力根植于依恋的原始经验，被剥夺了这种经验的儿童是不安的，而且往往是深刻的非社会的，正常的成人关系和爱的能力都严重依赖于家庭的核心经验。”^[4]

在如何保守的问题上，斯克鲁顿也提炼出两个重要的方向。从正面看，他试图建立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地区网络，用以系统性地维护日常的生活方式；从反面看，他将多元主义定义为传统保守主义最大的竞争目标。多元主义被视为阻碍共识的要素和生活方式的潜在威胁者。“新兴的多元文化共同体不会让共同的服从、共同的忠诚或共同的历史占据一席之地，它将不可避免地剥夺英国人民的地理、文化和政治遗产。”^[5]为了维护日常生活方式，需要对抗多元主义产生的以政治正确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