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石灰
在武当镇境内，小武当山连绵起伏，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新中国成立前，武当镇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几乎要靠烧石灰这一行业。
石灰窑遗址
在武当本地至今流传一句俗语：“穷人烧石灰，石灰烧穷人。”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石灰利润微薄，因贫穷而从事烧石灰行业的人，辛辛苦苦一年很难赚钱，往往到头来家里还是穷。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劳动人民也只有凭借自己的气力从事像烧石灰这样的营生，赚一点辛苦钱养家糊口而已。
在整个武当镇范围内，烧石灰兴盛之时从河口村到大坝村再至横岗村的路边、山边皆是林立的石灰窑，数量多达百座以上。从现在遗存的窑址来看，窑身一般是一个直径约2.5米、高约5米的圆筒形状，最下面是窑门、送火口。石灰窑的送火口设计稍大，这样便于输送柴草，所以俗称“草窑”。
烧石灰虽然工艺流程简单，却是一项繁重的苦力活。烧窑的汉子饱受日晒雨淋，他们黝黑的皮肤、满脸的灰垢和洁白的石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烧石灰的工序是先要采挖石灰石、准备烧窑的柴草，再把这些材料用肩挑到窑厂，然后装窑，把石灰石一筐一筐从上往下吊送。接着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师傅把石灰石一层一层堆砌好。一般烧一窑石灰可达五万斤。
装窑完毕，就要选取合适的时辰点火了。按照烧窑行业的习俗，点火前一般要买上一条小狗在窑门口斩杀，据说这样可以辟邪，否则烧出来的石灰半生不熟，那就功亏一篑了。
烧窑是一项技术活，须经验丰富的师傅把关，他们要根据火焰的颜色来判断石灰的程度。经过封堵窑门等几道工序之后，还要有七天七夜的大火烧烤，一窑五万多斤的石灰石才会变为熟石灰，这样就可出窑了。
在当时，石灰窑需要大量的柴草，对柴草的使用也特别的讲究。柴草要缚成重约两斤半的小把，一者便于叉挑，二者利于燃烧时保持温度均匀。石灰窑主预先买下的柴草，要堆成方方正正的大堆，顶上呈斗笠状，以防被雨淋湿。从起火开始就要派人轮班用专门的铁叉把柴草大捆大捆地往窑内送。有趣的是，时至今日，当地人形容一个人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样子，就会说你是不是“叉窑”的。
熟石灰不能长期存放，容易化掉。因为本地从事烧石灰行业的人众多，而本地的需求量有限，所以大部分石灰都是销往邻近的广东省和平县岑岗圩等地。
古时的岑岗地处赣粤边界，像赣省在龙南设置横岗营一样，粤省也在岑岗设立了相应的省际治安防守机构——岑岗营，管理当地的边境治安事务。当时在岑岗圩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石灰交易集散地。
正是由于龙南大坝有石灰过境岑岗销售的原因，从而衍生了一个苦力活的行当——挑运石灰，当地人现在都在流传“挑担过脚”“担起石灰过岑岗营”的故事。从大坝村至岑岗圩，挑夫们沿着卵石砌筑的古道，经过河口村进入碗窑坑，穿过定南三亨乡境，最终到达和平县岑岗圩。挑运石灰途中上埂下坡、翻山越岭，当天来回60公里，挑夫们苦不堪言。
说起挑石灰，不能不提及当时一种特制的箩筐，也叫“石灰箩”。这种箩筐一要圆形，因道路窄小；二要有盖，且通身箬叶围裹，以防雨水，因为石灰遇水即化为灰，前功尽弃。挑石灰的人群中，大人用大箩，小人用小箩，浩浩荡荡地往来于赣粤边际。直至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都还存在这种苦力行当。挑夫们往往辛辛苦苦，一趟下来才赚一元多钱，这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承受和无法想象的。至今，当地人说起“石灰箩”，还有一句谚语：石灰箩，哪里放（停歇）一下就有一个印。这句话引申的意思除了说人名声的重要外，侧面反映的是挑夫行业的辛苦，其中蕴含的哲理意义是深远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兴起建房热，人们普遍使用石灰、泥沙来砌墙，石灰用量大增，供不应求，达到空前鼎盛时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筑行业常用的石灰被水泥代替，石灰的用途锐减，小型的石灰窑随之减少，直至石灰渐渐被新型的环保建筑材料所取代。
再后来，随着烧石灰的大型立窑的出现，以及建筑材料的不断更新进步，武当镇烧石灰窑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留下的只是一些石灰窑的遗址，还有那段令人心酸而苦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