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第二辑序
自2013年“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丛书”第一辑出版至今，已经8年过去了。这8年来，“营造技艺及其传承保护”已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热门话题，相关的课题研究、学术论坛高倍聚焦于此，表明了营造技艺的学术性和当代性价值。不惟如此，“营造”一词自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以来，重又为社会各界广泛认知和接受，成为人们了解传统建筑的一种新的视角，或可以说多了一把开启中国建筑文化之门的钥匙。
研究营造技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深化和拓展了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领域；二是丰富和充实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三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民间，向广大民众普及了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认知。正是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一些已有的认知也在逐渐深入和更新。比如真实性问题，每一种非遗都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存在，是一种生命过程，这是非遗原真性的核心内涵，即它是活着的生命体，而不是标本。这与物质形态的真实性有所不同，其真实与否是活态非遗真伪的判断标准。作为文物的一座建筑，我们关注的是物态本身，包括它的材料、造型等，可能还会延伸到它的建造历史，它甚至可以引导我们穿越到初建或改建时的那个年代；而作为非遗的技艺，建筑物只是一个符号，我们要揭示的是建造技艺延续至今所包含的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它在我们当今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既感受到人类文明的涓涓流淌，又体验到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我们现在在古建筑物质形态保护方面，对原真性保护虽然原则上也强调使用原材料、原工具、原工艺进行修缮，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入和普及，传统技艺本身已然成为保持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必要条件和要素，成为被保护的直接对象。对技艺的非物质保护，首先就是强调其原真性需要得到保护，技艺的原真性就是有序传承的技术、做法、工艺、技巧。作为被保护对象，它们不应被随意改变。如同文物建筑不得被任意破坏或改动一样，作为非物质的载体，物质性的作品、成品、半成品、工具等都是展示技艺的要件，它们同时承载着识别技艺和展示技艺的功能，不应人为刻意掩盖或模糊技艺的真实呈现。所谓修饰一新、整旧如旧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说都不符合真实性原则。
又比如说活态性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遗产，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进程中一直延续，未曾间断，且现在仍处于传承之中。它是至今仍活着的遗产，是现在时而非过去时。一般而言，物质形态的遗产是非活态的，或称固态的，它是凝固、静止的，它是过去某一时段历史的遗存，是过去时而非现在时，如建筑遗构、考古遗址，乃至一般性的文物。然而非物质文化也并非全都是活态的，因而也不都是文化遗产，它们或许只是文化记忆，比如说终止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民俗活动与节庆，失传的民歌、古乐、古代技艺，等等，虽然它们也是非物质的，也是无形的，但它们都已经成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被定格在某一时间刻度上，或被人们所遗忘，或被书写在历史文献中，它们在时间上都归为过去时。而成为活态的遗产则都是现在时，是当今仍存续的、鲜活的事项，如史诗或歌谣仍然被传唱，如技艺或习俗仍然在传承和被遵守，尽管它们在传承中也有所发展，有所变异。由此可见，活态并非指的是活动或运动的物理空间轨迹及状态，而指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活力。活态性也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传播中不断地应变，像生命体一样在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生长、适应与变化，积淀了丰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信息，积累了历代传承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如唐宋时期的营造技艺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核心技艺一脉相承，并直到今日仍被我们所继承和发扬。
再比如说整体性问题，营造技艺并非只强调技术，而应该包含营建活动的全部，“营”代表了其中的精神性活动，“造”代表了其中的物质性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的五种非遗类型中，有一些项目是跨类型的，建筑即是如此。虽然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中把建筑列入技艺类项目，但其与人类认知、民俗、文化空间等内容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证明了营造类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传承。现实中没有一项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和有机体，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完整结构和运行规律，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持有人、遗产本体（如技艺、表演等）、物质载体（如产品、艺术品等）、生态环境（自然与人文环境）共同构成的。整体性保护就是保护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意味着对其相关要素进行全面保护，否则就难以实现保护的初衷，难以取得成效。营造技艺保护在整体性方面可谓表现得尤为典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按照分类进行专项保护的，但许多遗产在实际存续状态中往往涉及多种类型，如不强调整体性保护，很可能造成遗产被割裂、分解，如表演艺术中的戏剧、曲艺，大多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民俗。仅以皮影为例，就涉及说唱、美术、制作技艺等，只有整体保护才能取得成效。不仅如此，除去对遗产本体进行保护外，还要对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其中既包括文化生态，也包括自然生态。就营造技艺而言，整体性保护意味着对营造技艺本体进行全面保护，即包括设计、建造、技术、工艺等各个方面。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与建造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不像现在，设计与施工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营造”一词中的“营”，之所以与今天所说的建筑设计有差异，主要在于它不是一种个体自由创作，而是一种群体性、制度性、规范性的安排，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同时本质上也是一种技艺的呈现形式。其实，任何一种手工技艺都含有设计的成分，有的还占据技艺构成的重要部分，如青田石雕、寿山石雕等。相比之下，营造方面的“营”包含的设计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复杂。
对营造技艺的全要素进行整体性保护，需要打破物质与非物质、动态与静态、有形与无形的界限，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它们常常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保护一方面的同时不应忽略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现在强调的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随着对文化遗产整体观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必然会迈向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层面，特别是针对营造技艺这类本身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遗产对象。整体性保护与活态性相关，即整体保护中涉及活态（动态）与静态保护的有机统一。这里的活态保护主要不是指传承人保护，而是强调一种积极的介入性保护手段，即将保护对象还原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全面保护，这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进行创新。现在有很多地方尝试进行一定的活化改造，即集中连片或成区片地整体保护传统街区、村落、古镇，同时保护与之相关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包括原有的地域性生活样态，如绍兴水乡、北京南锣鼓巷街区、川（爨）底下古村落等，都在力争保持或还原固有的风貌、风情、风俗，这是一种生态性的整体保护策略，是整体保护理念的体现。
在理论探索的同时，营造技艺的保护实践也在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各保护单位和社会团体总结出了诸如抢救性保护、建造性保护、研究性保护、展示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多种方式。
抢救性保护主要指保护那些因自身传承受到外部环境冲击而难以为继，需外力介入才能维持存续的项目，其保护工作主要包括对技艺本体进行记录、建档、录音、录像等，对相关实物进行收集整理或现状保存，对传承人进行采访，系统整理匠谚口诀，建立工匠口述史档案，给生活困难的传承人以生活补助或改善其工作条件，等等。
建造性保护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一种转译，传统技艺类项目原本都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生产工艺环节来体现，广大民众则主要通过拥有和消费其物态化产品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因此，对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也只有在生产实践的链条中才能真正实现。例如，传统丝织技艺、宣纸制作技艺、瓷器烧制技艺等都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以生产的方式进行保护，才可以保持其生命力，促使非遗“自我造血”。相对一般性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营造技艺有其特殊的内容和保护途径，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使其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级别的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实践，保证建造实践连续而不间断。这些实践应该既包括复建、迁建、新建古建项目，也包括建造仿古建筑的项目，这些实质性建造活动都应进入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列入保护计划中。这些保护项目不一定是完整的、全序列的工程，可能是分级别、分层次、分步骤、分阶段、分工种、分匠作、分材质的独立项目，它们整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有些项目可以基于培训的目的独立实施教学操作，如斗拱制作与安装，墙体砌筑和砖雕制作安装，小木与木雕制作安装，彩画绘制与裱糊装潢，等等，都可以结合现实操作来进行教学培训，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
研究性保护指的是以新建、修缮项目为资源，在建造全过程中以研究成果为指导，使保护措施有充分的可验证的科学依据，在新建、修缮项目中和传承活动中遵循各项保护原则，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各保护项目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个检验科研成果的实践案例。实际上，我们对每一项文物修缮工程或每一项营造技艺的保护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研究比重，这往往包含在保护规划、保护设计中，但一般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施工需要，而非将项目本身视为科研对象来科学系统地做相应的安排，致使项目的宝贵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在研究性保护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年启动了研究性保护的计划，即以“技艺传承、价值评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为核心，以“最大限度保留古建筑的历史信息，不改变古建筑的文物原状，进行古建筑传统修缮的技艺传承”为原则，以培养优秀匠师、传承营造技艺、探索保护运行机制等为基本目标，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古建筑保护与技艺传承之路。
随着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示，又将有一批营造技艺类保护项目入选名录，相应的研究和出版工作也将提上议事日程，期待“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丛书”第三辑能够接续出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即便不能超前，但也尽力保持与保护传承工作同步，以期为保护工作提供帮助，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播做出切实的贡献。
刘托
2021年1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