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的分布地域

赣、粤、闽三省交界地区是客家的大本营。

我们来看看客家大本营的地形地貌。赣闽两省之间有武夷山脉阻隔，赣、粤之间有同属南岭山脉的九连山与大庾岭阻隔，闽、粤之间也有武夷山脉与南岭山脉相交形成的莲花山阻隔。这一大片应该是一个山高险阻、交通极不方便的山区。要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山区形成一种“共同语言”——客家话，谈何容易？这必须要有一段三省民众因为某种原因频繁相互交往的历史才可能形成。要知道，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以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国家，特别是在山区，山高路远，如果不是要采购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一般人是不会出远门的，所以才会形成“十里不同音”的一个个方言岛现象。如果连语言都不能相通，更不可能产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客家民族或民系。

从这个问题入手，我们很容易就搞清了只有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将势力扩展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省的沿海人民发生商品贸易以后，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为了组织出口商品，本着节约运输费用的宗旨，开始在沿海地区发展生产出口商品的种植业与手工业。特别是在明代隆庆年间，朝廷将福建漳州的月港设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开放港口，使福建的漳州及广东的潮州对外贸易经济呈现兴旺的状态。福建、广东沿海海上贸易的发达深刻影响到了近在咫尺的闽粤赣交界山区经济的开发，如闽西山区发展了种烟、种甘蔗、开矿业，赣南山区发展了种烟、种靛、种麻，以及果、松、杉等经济林的种植和加工业。

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却屡屡遭到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打压，不但经常关闭对外贸易的港口，甚至将沿海居民迁往内陆山区，由此导致民间贸易被迫转入走私贸易，以出口为导向的手工业生产与商品种植业基地也被迫往东南沿海深处的山区转移，以逃避朝廷的打击。这种由走私贸易带来的一本万利的资本力量，唤醒了习惯吃饱肚子就万事皆休的山区农民。他们或在本地种植专供出口的经济作物，或参与开矿、开办手工业，生产出口商品，甚至不顾山高路远，走出大山，直接参与海商集团的走私活动。就这样，从明代中期开始，东南沿海靠对海外走私贸易带动起来的经济共同体逐渐形成。所以，在明代正德以后，江西省景德镇等地的制瓷工人，翻山越岭，徒步千里，来到了福建省漳州府烧造出口瓷器，后来又到广东省汕头等山区建窑烧瓷，由此催生了以生产出口瓷器为主的“漳州窑”与“汕头窑”两大窑系。早在明代成化年间，赣、粵、闽三省边境地区就已成为三省流民交互聚集的场所。很多文献都说明流民中有商人混杂其间。商人有较多的资金，不但与出口市场有较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对土地的投资也带有较强的营利欲望，很容易把各省流民组织在一起，兴办出口商品的种植与加工业。至明嘉靖年间，形成了以福建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商品贸易集散地。就这样，在赣、粤、闽三省边区，自明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闽南、粤东沿海港口为“店面”，闽西、粤北、赣南等山区为“工厂”的“前店后厂”式的对外贸易经济共同体。

再加上明代前期实行严禁人口迁徙的户籍管理政策，其中打击逃户流民又规定以省为单位追逃，在本省即使逃亡千里，抓到后不但要遣返户籍所在地，而且要负担逃亡目的地与原籍出发地两处的双重赋役，迫使逃户流民被迫跨省逃亡，出现逃户流民向跨省边区集结的社会现象。他们利用邻近省份每次追逃与丈田纳赋的时间差，不停地就近进行跨省迁移，甚至在邻近两省都开垦有土地、置办有家业，以随时应对两省官府的赋役追查。这样，在赣、粤、闽这个三省交界山区的逃户流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团结起来对付官府的追逃，不知不觉中他们就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经济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明白了：明代中期以后，赣、粤、闽三省交界山区从外地来了很多逃户流民，他们在开垦新的田地种植粮食，解决温饱的同时，也受沿海对外贸易集团的资本驱动，发展起了以生产外贸商品为主的种植业与手工业。不管是沿海的对外贸易集团，还是山区的地主农民，为了逃避不堪重负的国家赋役负担，就结成了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有了经济利益共同体，就有了频繁的商业贸易交往；频繁的经济交往，必然催生共同语言的形成。因此，在这片区域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的独特族群——“客家”，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形成客家共同的精神文化，也是形成一个民族或民系必备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现代很多学者将客家人的文化特质归纳为“四重四薄”，即“重名节，薄功利；重信义，薄小人；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农工”。还有外国学者把“勤劳、节俭、慷慨、团结、爱国、敢作敢为”作为客家人的精神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