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围屋民居的类型
不过，我们认为韩、万两位专家对赣南客家围屋民居的定义与识别指标，特别是对赣南客家围屋民居的类型认识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①韩振飞先生给出的围屋定义与考量指标，看起来操作性很强，但有些指标明显很难达到。如赣南最小的围屋——猫柜围，面积只有225平方米，达不到他设定的最小500平方米的标准，更谈不上空间体量硕大。另外，“一座围屋内部的居民，必定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换言之，同一围屋内的居民，必然是同姓、同宗，甚至同一开基祖的直系血缘后代，他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一论点也太过绝对，因为龙南县[1]后来就调查发现了“二姓围”“八姓围”，甚至“十姓围”。还有，围屋内“必定建有一栋或一间祠堂”以及在定义中“提供家、堡、祠”三种功能中的“祠”，在有些“口”字形围屋中，“祠”并不存在。
②万幼楠先生给出的围屋定义与考量指标，过于注重围屋建筑本身的独特性，有刻意将围屋与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相区别之感。虽然他也知道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与赣南围屋“从出现的背景和时间来看，几乎是相同的。从三者的共性来说，都有聚族而居、强调设防的特点”，但他只把加设了炮楼的土楼与围龙屋认同为围屋，没有加设炮楼的则排除在围屋之外。其实，从形状上来说，围屋、土楼、围龙屋，只有围龙屋比较好区分，因为它是半圆形的民居。首先，土楼由于既有圆形，又有方形，而方形土楼与围屋中的“口”字形空心方围就很难区分。其次，“国”字形的实心方围与围龙屋的最大区别，也就是最后一杠堂屋是直线还是弧线的区别，这种区别对村落的布局与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只是风水信仰上有所区别而已。再从防御功能上来说，有没有炮楼，对防御功能的影响并不大。很多土楼（广东称土寨）因为层高比围屋更高，墙体更厚，其防御性能是胜过围屋的。况且，赣南的很多围屋也不是一致性地配备有四角炮楼，有的一座围屋只有一到两个角上有炮楼，还有的一个炮楼也没有；最后，从分布地域上来说，三者也是交叉分布的，如福建土楼，虽然以圆形土楼最引人入胜，但方形土楼的数量并不比圆形土楼少，而且方形土楼与圆形土楼通常交叉分布在一个村庄之中。因此，鉴于围屋、围龙屋与土楼都是一种围合围闭型的民居建筑，最好都把它们统称为“围屋”，没必要去刻意区分。
③万幼楠先生把赣南的“围堡防御式”民居划分为围屋民居、城堡式民居与炮台民居三大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划分会让这三者很难区分，还会造成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既然这三种民居都是“围堡防御式”，在功能上都强调防御性，怎么能根据形状就去把它们分成三种不同的民居呢？实在要分，也是根据它是一个村落还是一座房屋，将它们划分为两类——围村与围屋，即将城堡式民居——围村独立出来。因为围村与围屋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围村通常是全村集体出资出力修筑的，目的是保村卫族；而围屋通常是单个财主出资出力修筑的，目的是保家卫己。三代五服之后，往往一个家庭就繁衍演变成一个家族，其团居在一起的一栋大围屋就演变成一个多家多户的村庄，所以仍然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是围村还是围屋。更不能将城堡式民居，仅根据其外围是用围墙还是房屋去围合封闭就划分为两类：用围墙围合封闭的，划分为城堡式民居（围村）；用房屋围合封闭的，划分为围屋民居。这种划分方法，也许在建筑学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在社会学上意义并不大，甚至还会造成围屋民居的很多社会学问题无法解释。
④对于围屋的建造者与居住人，虽然万幼楠先生也认识到“围屋一般是由某一位财主一手策划，统一布局设计而建的”，但他仍然强调围屋的最大特点是“聚族而居”而且“客家人的聚族而居，与唐宋以前那种‘同财共居’的大家族式的聚族而居还有所不同。客家人的聚族而居，实际上是一种‘异财同居’的小家庭式的聚族而居，只不过是由一个同宗同祖的小家庭形成的‘同居异财’的生活模式。”
这种认识，显然是根据围屋的居住现状去判定的，没有考虑在围屋的始建年代，里面住的到底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家族。要知道，在明清时期，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一夫生育十几个儿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一个家庭有几十上百号人口，是非常正常的。再说，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封建宗族制度受到很大冲击，追求个性自由、生活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我们在一个村庄中经常看到，一座围屋再大，即使能容纳全村的所有家庭居住，但其旁边仍然有大大小小的其他围屋与其成群分布，共同组成一个村庄。比如2012年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以下简称《申遗名单》）的8处赣南围屋中（表1-1），其中的3处围屋群与燕翼围、乌石围所在的村庄，都是围屋成群分布的村庄。这些围屋群明显昭示了同村的几座围屋的主人都是单个家庭，并不存在什么“聚族而居”，如关西新围与关西老围（西昌围）及其旁边的鹏皋围、田心围、福和围等，就是由财主徐名钧的家族成员各自建造，他们并没有为了对付所谓的“土著”势力去合力建造一座特别高大、坚固的围屋。龙南县杨村燕翼围的主人是赖福之的长子赖从林，而赖从林的两个弟弟赖德林（永臧围）与赖衡林（光裕围）也不与他共同居住在一座燕翼围内，而是兄弟三人都建有属于自己的围屋。特别是燕翼围建造者赖从林的四个儿子又不与父亲同居一屋，各自分离出去建造属于自家的新围屋（新屋围、新围、细围、怀安堂），甚至他的孙子也单独建了一栋敬安堂围屋，共同组成了一个以赖福之为祖宗、子孙三代共建了8座围屋的家族围屋群。
表1-1 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赣南围屋列表
⑤事实上，即使到清代晚期，仍然有很多围屋或围村是全村集体建造，甚至有些“口”字形的空心围屋都是由多个姓氏家庭合建的。如龙南县桃江乡水西坝的八姓围，据长辈介绍，是清朝末年由县城八位富商为避战乱而合伙建筑的一座小围屋。围屋内建有八姓人共有的一个大粮仓和燃料库，面积占去大院的一半，备有全围人可吃两年的粮食与燃料。围屋内没有厅厦，但有一口水井。在龙南县桃江乡水西坝还有一座二姓围，建于清乾隆年间。传说欧阳与刘姓先祖两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发大财后，便决定合建围屋。围屋里纵横5条院落，近200间住房。围屋内建有欧阳和刘姓厅厦各一幢，但两姓人家混合居住，每个院落都有两姓人，开门相见。在龙南县桃江乡清源村还有一座十姓围，也是建于清乾隆年间。这些二姓、八姓、十姓合建的围屋完全颠覆了以往专家们关于围屋是“聚族而居”的传统观点，更证明了不管是“口”字形的空心围还是“国”字形的实心围，其本质与围村是同样的，围合、封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敌的入侵。
上述五点疑问，提示我们有必要对“赣南围屋”这个民居概念及其类型等原则性问题进行新的诠释与新的分类。
由于时间跨度长、分布地域广，赣南客家民居无论从平面布局的形状到大小体量、建筑材料，再到民居建造者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别。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赣南民居，要从中分辨出什么是围屋民居，我们认为只能抓住一个中心——围合封闭，即回归“围屋”的本意——围起来的房屋。由于“屋”在赣南方言中的含义主要是“屋场”即村落之意，而屋场可大可小，一家或几家是一个小屋场，几十家上百家是个大屋场，因此一座“围屋”既有可能是一家的围合型住宅，也可以是几十上百家的围合型村落。也就是说，赣南所有的围合型民居建筑都属于广义的围屋，而单家独户的围合型住宅是狭义的围屋。由于狭义的围屋绝大多数是从府第式（又称堂横式）民居外加一圈围屋演变过来，平面布局很容易表现为“日”“目”或“国”字形，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实心围屋；由多家多户民房组合而成的围合防御型村落则是围村（包括土城、土堡、土围与围龙屋等）；至于由碉楼、炮楼这类军事防御工程与军队营房、手工工场改造过来的民居，由于其平面布局基本都呈“口”字形或“O”形，我们可以统称其为空心围屋。
事实上，2012年成功入选《申遗名单》的赣南围屋就包含这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围村：用很厚的城墙或较薄的围墙围合封闭的村庄。以《申遗名单》中的西昌围为例。
第二类是空心围屋：中心没有任何堂屋建筑的围屋。以《申遗名单》中的雅溪土围、雅溪石围、燕翼围等3座围屋为例。
第三类是实心围屋：中心有堂屋建筑的围屋。以《申遗名单》中除上述4座围屋之外的11座围屋为例。实际上，这11座实心围屋在平面布局上仍然差别很大，我们将其分为“回”字形或“国”字形的四面通方围（以关西新围、渔仔潭围、明远第围为例）、
形的三面通方围（以东生围屋群为例）、“∩”形的前方后圆围（围龙屋，以乌石围为例）、不对称形围（以田心围、鹏皋围、福和围、虎形围为例）等四种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