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赣南围屋的发展状态|

|二、清代赣南围屋的发展状态|

清代赣南围屋民居的营造,除了明代中后期常见的土城、土堡、土围等形式的军事化围村与在动荡岁月继续由宗族集体大力营造的山寨之外,由于康乾盛世的到来,赣南乡村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增多,由豪绅地主营造的民居性狭义围屋,其营造也进入历史高峰。与明代相比,民居性狭义围屋的营造,第一个变化,也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实心的围屋与围龙屋大量出现;第二个变化是实心围屋与围龙屋的向外扩展,在原来单重实心围屋与围龙屋的基础上,扩建第二重、第三重围屋,演变成多重围屋;第三个变化是在许多村庄出现成群结队的围屋群,争奇斗艳,围屋民居成为当地富豪炫耀个人财富与社会身份的一张名片。

1.宗族集体营造围寨之风再起

晚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进扰赣南,赣南再一次掀起了集体修筑围村与山寨以“聚族自保”的热潮。动荡时代构筑的这些乡村围寨,通常规模宏大,结构坚固,防御设施完备,其目的是避乱和聚族自保,也因为建筑工程费时费力,往往需要动员家族集体财力和花费数年时间方能完成,有的围寨甚至是经数次建造才得以完工建成。

2.实心围屋的营造数量大增

为了更宜居,更顺应清代乡村全面宗族化,清代赣南民居性围屋,以中心带厅屋组合的府第型围屋为主。有的甚至将原来的“口”字形空心围改造成“国”字形的实心围。

从“口”字形空心围转变为“国”字形实心围屋的一个最好例证就是安远县的东生围。

从陈朗廷自撰的《建造东生围记》可知,到第二期工程完工时,“正厅处仍有卢姓众田不肯迁就”,一方面说明到清咸丰年间,赣南的宗族聚居化尚未完成,另一方面说明东生围在建造之初,陈朗廷根本就没打算在中心建造正厅,只想建造一座空心农庄,用以生产加工农产品,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结束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从广州的一口通商,变成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的五口通商,赣南作为广州出海腹地的区位优势丧失,从事出口农产品种植与加工的闽、粤投资商人撤走,他建农庄发展产业的梦想泡汤,再加上时局变得动荡,他只好将空心农庄改建成一座府第式的大围屋。

由空心围改成实心围的,还有龙南县的沙坝围与燕翼围。这两座围楼建设之初都是保家楼,纯粹用于战时避难保家用的。但在中华民国以后,龙南远离了战争,一些村民就搬进两座围楼去住,把它们当成民居。为了生活方便,村民就在围楼中间搭建了厅屋或厨房。

不过,这一时期出现的绝大多数实心方围都是先有府第民居建筑,后来因为太平军转战赣南,为响应清政府“坚壁清野”以切断太平军补给的政策号召而加建了外围的围屋或围龙屋,从而形成实心围屋与围龙屋。

3.围屋的向外扩展

清代围屋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围屋因子孙繁衍造成人多屋少的矛盾,于是不断向外扩展加建,出现了一些多重或不对称的围屋变异形态,如定南县的船形围、明远第围、虎形围。

4.围屋成群结队出现

围屋民居是一种既安全又宜居,还特别保护隐私的民居形式,更是社会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因此,在上层社会的引导下,在清代中后期,建造围屋成为赣南乡村社会的一种时尚潮流。下面举几个例子。

如《赣南围屋申遗名录》中的龙南关西村就有财主徐名钧父子各自建造的关西老围(西昌围)与关西新围,旁边还有徐名钧的叔伯与兄弟建造的坎下围与田心围,族亲徐绍禧建造的福和围,五座围屋共同构成一个家族围屋群(图3-3)。

图3-3 龙南关西村围屋群分布图

图3-4 龙南杨村燕翼围屋群

龙南杨村的燕翼围主人是赖福之的长子赖从林,而赖从林的两个弟弟赖德林与赖衡林都有属于各自的私家围屋,特别是燕翼围建造者赖从林的四个儿子也不与父亲同居一屋,而是各自分离出去建造了四座属于自家的新屋,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围屋群(图3-4)。

还有安远县老围村的东生围、蔚廷围由陈朗廷与陈蔚廷兄弟俩各自建造,陈朗廷又助其三子先彩与六子先任先后建造了磐安围与尊三围,旁边还有族中兄弟建造的德星围等(图3-5)。

这样的围屋群还有很多很多。龙南武当镇岗上村更是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围屋密布其中,只是目前大多残缺不全,破坏严重,没有福建的土楼群那么有视觉冲击力。

图3-5 安远县老围村围屋群分布图

总而言之,从清后期至中华民国时期,围屋已经成为赣南上层社会在营造民居时的首选,无论贫富,使用什么建筑材料,他们都想建造围屋类的民居。一家财力不够,就几家合建。所以,我们在龙南看到了二姓围、八姓围,还有一座十姓围。在安远县孔田村有座华三围,是由华氏三兄弟合建;在安远县凤山乡还有一座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落成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享安围,是由吴氏七人三家共建。

凡事盛极而衰。当一个家族分崩离析去建造多座围屋时,看似家族达到社会财富与围屋营造的历史高峰,其实意味着这个权贵家族的没落已经开始。因为财富都用去营造围屋了,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财富就不能增值,自然就有消耗枯竭的一天。所以古语云:“富不过三代。”清代后期,中国从康乾盛世开始衰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国弱民穷;进入中华民国,更是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在工农武装起义的打击下日趋瓦解,封建宗族面临解体。因此,建立在大地主阶级巨大财富与封建宗族制度基础上的大型、封闭型民居——围屋,自然也就随着它的主人——大地主阶级一起走向没落,并在工农阶级夺取政权后,彻底地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