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可行的方法来揭示每一个群体以某种方式参与具体经济组织的程度。一种是统计学方法，一种可以名之为遗传学方法。
通过统计学方法，我们可以查明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人的实际数目——例如与某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人数，或建立了特定产业的人数——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出我们正好感兴趣的那个群体的成员占人口的百分比数。统计学方法无疑有很多优点。这样说吧，如果我们能以实际数字表明经营上述贸易或产业的外邦人或犹太人占全部商人的50%或75%，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表明：外邦人或犹太人在各贸易行业中的相对重要性。尤为重要的是，如果统计信息唾手可得，不仅人数的统计信息易得，而且其他更重要的经济因素——比如资本存量、产品数量、成交规模等信息也不难收集。因此，采用上述统计学方法，比如我们现在采用的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同时，我们不可能仅凭统计学方法就完全解决问题。这一点很快也变得显而易见。首先，即使最好的统计学方法也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表述清楚，相反，常常会漏掉我们试图了解的事物的最重要方面。统计学也无法反映出强烈的个人偏好在经济活动以及整个人类生活中产生的动态效应，这种效应的后果已远远超出当时的环境限制。任何一组数字都不能揭示各项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实际意义，因此，统计学方法必须由其他方法来加以补充。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信息，统计学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数据，知道从事产业或贸易的人数，并揭示他们之于其他人口的关系，这真是一件幸事。但这类大规模的统计学研究只是在现代或将来才有可能。即使那样，信息调查员的调查路径也会受到各种困难的干扰。不过，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仔细检查验证，包括犹太社团对其人员的估算，可能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我希望本书会推动这样的研究，在现阶段，类似的研究只有一项是真正有用的，即西格蒙德·迈尔关于维也纳的调查。
因此，说到底，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方法（遗传学方法）肯定可以对统计结果进行补充。何谓遗传学方法？我们希望探索某个群体（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或者业已产生影响的程度——就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定性研究，或研究我所称的动态影响的重要性。探明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探究标志我们现代经济生活的某些特征，其最初的形式是否是犹太人所赋予的，亦即去探究某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否最初是由犹太人引入的，或者，现在已被各方接受为基本原则的某些众所周知的商业原则，是否明确表达了犹太精神。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要素的历史追溯到其最初的开端。换言之，我们必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幼年期，或者至少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其现代形态的时期。但我们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幼年期，还必须考虑其全部历史。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新的因素直至今天还在不断进入资本主义结构，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尽人皆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探明这种情形出于谁的影响。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实现；有时候甚至不可能实现；这项学术探索一定要借助科学想象施以援手。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观念或新思想的责任人，并不总是发明家（用这个词的狭义）。人们常常断言，犹太人并没有创造力；无论技术发明还是经济发明，犹太人都没有什么独立的贡献，他们一直精明地利用他人的思想。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普遍的看法。我希望在本书中揭示，我们会在技术科学领域见到很多犹太发明家，在经济生活领域也是如此。但是，即使我们正确地提出了这一断言，也不能证明犹太人把他们所具有的禀赋赋予了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在经济领域，发明家不如能够应用发明的人那么重要：就像那些创立思想（比如分期付款）的人不如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思想的人重要一样。
在继续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犹太人在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贡献——之前，我们必须提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类专题研究中，犹太人的影响似乎比实际影响要大得多。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具有以一斑窥全豹的性质。如果我们探究机械发明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那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在探讨机械发明的专论中，这种影响往往显得比实际影响大。虽然情况明摆着就是如此，但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免得人们说我夸大了犹太人的作用。我们时代的经济制度形成它现在的模样，无疑会有一千零一个其他原因。就像没有美洲的发现和美洲的白银，没有技术科学方面的发明，没有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特性及其变迁，就没有资本主义那样，没有犹太人，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
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中，犹太人的影响至少构成了一个时代。我会在新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揭示犹太人影响之于其他影响的重要性。我希望《现代资本主义》不久就可以面世。
我相信，我在书中的解释会有助于普通读者准确理解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但这一解释必须与其他解释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研究显然会趋于加重犹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分量，但另一方面，犹太人的贡献常常比我们所认定的要大得多。鉴于我们并不能掌握所有资料，我们的研究只能探讨问题的某个部分。今天，有谁知道某人或者某个群体创立了这项或那项产业？建立了这行或那行贸易？谁率先采纳了这条或那条经营原则？甚至在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出其先驱的方面，人们也会追问，他们是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就是那些信奉犹太信仰的人。虽然按此定义，我故意省略了与种族特性相关的任何特征，但毋庸赘言，它仍然包括那些退出宗教团体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因为从历史角度看，他们还是犹太人。请记住，当我们推断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时，那些以基督徒身份反复出现的人，其实是犹太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受过洗礼，情况就是这样。假定各个年龄层都有很多犹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这样的假设去事实不远。我们听说过中世纪初期的一些情况。在7世纪和8世纪的意大利，以及同时期的西班牙和墨洛温王朝，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找到犹太人。实际上，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光，不断出现大批犹太人受洗的情况。但我们仅掌握最后二三十年的可靠数字，因此，我倾向于对雅各布·弗罗默的说法表示存疑。弗罗默认为，到19世纪20年代末，柏林约莫半数的犹太人都皈依了基督教。［1］慕尼黑的犹太拉比维尔纳博士的观点同样荒谬，他近期在一篇文章中预测，柏林总共有12万犹太人受洗。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数字全都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些数字，在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背教，即使在背教百分比最高的年份（1905年），也从未超过1.28%，而（自1895年起）历年的平均百分比是1%。不管怎样，从1873年到1906年，柏林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人数并不少，确切的总数是1869人。［2］
在奥地利的犹太人，尤其是维也纳的犹太人中，背教的趋势也很强劲。现在，维也纳每年有五六百犹太人放弃其信仰。从1868年到1903年，总人数不少于9085。犹太人背教过程发展迅速。1868年到1879年，年均每1200名犹太人中有一人受洗，从1880年到1889年，则每420—430名犹太人中有一人受洗，而从1890年到19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每260—270名犹太人中有一人受洗的程度。［3］
但是，我们很难评估背教的犹太人是否是影响我们时代经济发展的唯一群体。还有一些群体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我这里没有考虑嫁到基督教家庭的犹太女人，虽然她们至少在名义上不再是犹太人，不过，这些人肯定保留了她们的犹太特性。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秘密犹太人，我们在每个世纪都能遇上他们。在某些时期，这些人占了犹太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们的非犹太人姿态使他们的同时代人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看成为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例如，我们知道15世纪和16世纪的法国南部最初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这一描述也适用于各地的马兰诺）：“他们遵循天主教的所有外部表现形式，他们的出生、婚配和死亡都会在教会登记，他们所有人都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婚礼和终傅礼。一些人甚至接受神职，担任牧师。”［4］在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报告中，他们不以犹太人面目示人就不足为怪了。今天，某些历史学者甚至以赞赏的口吻谈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移民”的有益影响。秘密犹太人老练地隐瞒了他们的种族来源，以至于犹太史领域的专家对一些家庭是否是犹太家庭仍然存疑。［5］对那些家庭成员都取了基督徒式姓名的家庭，就更难确定其身份了。17世纪的新教难民中可能有很多是犹太人。一般推理就可以证明这种假设，如果我们考虑到胡格诺派教徒中有很多犹太姓名，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6］
最后，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全盘考虑1848年前对我们时代的经济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却不为当局所知的所有犹太人。法律禁止犹太人履行他们的天职。因此，他们迫不得已，要么假借基督徒的外表，要么受“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的保护，要么施展一些计谋，以便规避法律。据可靠的权威观点，在许多小镇，以这种方式秘密生活的犹太人为数众多。例如，按适中的估计，19世纪40年代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据说不少于12000人。那时，纺织品批发贸易已经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城市中心的各个区遍布犹太人的商店。但1845年的官方商人名录上，只在附录中记录了63名犹太商人的名字，他们被称为“特许犹太商人”，这些情况只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有所论及。［7］
但这就够了。出于种种理由，我的想法是要揭示出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数要少于实际存在的犹太人数。读者应该记住，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结构的贡献，必然表现得比他们实际作出的贡献要小。
我们现在就着手揭示犹太人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