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殖民的基础
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认识到，殖民扩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本章的目的是揭示犹太人在殖民扩张上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即使不说是决定性的，无论如何也是最重要的。
犹太人会成为精明的殖民开拓者，是他们的天性使然。看看新世界，虽然这片大陆不过是穿上新衣的旧世界，但似乎远比难以忍受的旧欧洲能给犹太人提供更多的福祉。尤其是，当他们最后的黄金国（指西班牙）已成为一个不友好的避难所之时，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无论位于东方或西方还是南方的所有殖民地企业。早在中世纪就有很多犹太人在东印度群岛定居，［51］1498年后，当欧洲诸国伸手攫取这一古老文明的土地之时，犹太人被看成是欧洲强权的保障而受到欢迎，尽管他们只是作为贸易开拓者来到这里。虽然我们尚未找到明确的证据，但很可能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只把大批犹太定居者带到其各自在东印度的领地。无论如何，犹太人广泛分布于所有荷兰人定居点，包括在东印度的定居点。我们得知，犹太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52］我们还知道，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即那位“如果没有事实上确立荷兰在爪哇的势力，肯定也最大限度强化了这一势力”的人，［53］就是科恩（Coen）。而且，只要看看荷属殖民地总督们的肖像就能明白，这个科恩并不是他们中唯一的犹太人。［54］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中也有犹太人。［55］总之，没有哪家殖民地企业中没有犹太人的身影。［56］
英国人成为印度的主人后，犹太人在印度的经济生活发展中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已经完全了解犹太人在英国人对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殖民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开普殖民地，几乎所有经济发展都要归功于犹太人。19世纪20—30年代，便雅悯·诺登和西蒙·马克斯来到南非，致力于唤醒整个开普殖民地的内陆产业。朱利叶斯·莫森塔尔和他的兄弟阿道夫和詹姆斯做起了羊毛、皮革和安哥拉羊毛的生意；阿隆和丹尼尔·德·帕斯垄断了捕鲸业；乔尔·迈尔养上了鸵鸟，霍普敦的利连菲尔德买下了第一块钻石。［57］在南非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德兰士瓦，开风气之先的都是犹太人。南非的五万犹太人中有两万五千人居住在德兰士瓦。［58］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一个批发商蒙特菲奥里就是犹太人。因此我们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殖民航运贸易大部分掌握在犹太人手里”，［59］似乎毫不夸张。
但是，犹太人殖民定居的真正势力范围是在西半球，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尤其如此。美洲到处都有犹太人，这是研究各种文献必然会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颇富深意的。从美洲发现的第一天起，新大陆的发现对欧洲的经济生活乃至整个欧洲文明，就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犹太人在建设美洲世界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要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甘冒令读者厌倦之险而更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60］
美洲的发现与犹太人息息相关。这就好像新世界是借助犹太人之手，也只是为了犹太人才出现的，就好像哥伦布等人只是受雇于犹太人。从这个角度看，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的犹太人，现在很看重美洲发现的历史，最新研究也阐明了这一点。［61］这些似乎都表明，由于犹太学者具有科学知识，其航海导航近乎完美，从而使跨洋航海成为可能。1473年，萨拉曼卡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亚伯拉罕·萨库托（Abraham Zacuto）完成了他的天文图表《万年历》（Almanachperpetuum）。另两位犹太人，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御用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何塞·维库何（Jose Vecuho）以及数学家摩西（他与另两位基督教徒学者合作），以这些图表为基础，发明了航海星盘。使用这件仪器可以根据太阳所处的地平纬度测量出船只位置与赤道的距离。何塞还把约翰二世的《历书》翻译成了拉丁文和西班牙文。
犹太人提供的科学知识为哥伦布航海做了准备。对探险来说同样必须的资金也来自同一个来源，至少哥伦布最初两次远航的经费是来自犹太人。哥伦布在最初的两封信中已经提到，第一次航行，他从国王顾问路易斯·德·桑塔戈尔（Luis de Santángel）那里借到了一笔钱，正是由于路易斯·德·桑塔戈尔以及阿拉贡王国司库加布里埃尔·桑伊耶格（Gabriel Saniheg），一位马兰诺的资助，第一次远航才得以成行。第二次远航同样是依靠犹太人的资助。这一次可以肯定不是自愿捐助的。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犹太人不得不丢下大量财富。斐迪南攫取了这笔财富，收入国库，其中一部分资助了哥伦布的探险。
但还不只这些，还有许多犹太人成了哥伦布的随从，第一个踏上美洲的欧洲人就是犹太人路易斯·德·托雷斯（Louis de Torres）。最新研究让我们确信了这一事实。［62］
但是，更有甚者，哥伦布本人也自称是犹太人。我抛出这条信息，是因为它值得一提，但我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马德里地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研究哥伦布的著名学者堂塞尔索·加西亚·德拉列加（Don Celso Garcia de la Riega）宣读了一篇论文，他在文中谈到了西班牙人克里斯托巴尔·科隆（Christobal Colon）（不是哥伦布），他的母系有犹太血统。他拿出了一份加利西亚省蓬特维德拉镇的文件，文件显示，生活在1428—1528年间的科隆家族成员中那些有基督教名字的人，与西班牙海军军官中有些人的名字相同。这些科隆家族成员和封特罗萨家族通婚，后者无疑是犹太人，他们只是近期才皈依了基督教，克里斯托巴尔的母亲就是苏珊娜·封特罗萨。当加利西亚省发生骚动时，美洲发现者的父辈才从西班牙移民到意大利。堂塞尔索从另外的文献来源确证了这些事实，哥伦布的文字中独特的希伯来文学影响，强化了他的看法，而一幅古老的画像也向他揭示了哥伦布有一张犹太人的面孔。
新世界刚刚向欧洲人开启了大门，犹太人就蜂拥而入。我们已经知道，发现美洲的那年，也是西班牙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年。15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6世纪的最初几年，成百万的犹太人被迫颠沛流离，而欧洲犹太人聚居区就像被拐杖捣毁的蚁穴。因此，很多犹太人涌入未来似乎一片光明的新世界就不足为奇了。美洲的第一个商人是犹太人，在美洲建立了第一家工厂的也是犹太人。1492年，葡萄牙犹太人已经在圣托马斯岛定居，并成了岛上第一批拥有大片土地的种植园主，他们建起了很多糖业加工厂，雇用了近3000名黑人。［63］在美洲大陆发现的同时，犹太人就向南美洲移民，移民潮规模宏大，以致在1511年，胡安娜女王认为必须采取措施，遏制这股移民潮。［64］但她的努力肯定未能奏效，因为犹太人的人数还在激增，最终在1577年的5月21日，禁止犹太人向西班牙殖民地移民的法律正式废除。
为了公平对待犹太人在南美建立殖民商业和工业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不妨看一下一两个殖民地的发展变化趋势。［65］
犹太人在美洲殖民地的历史，也是殖民地本身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654年巴西驱逐犹太人为分野。
我们已经提到1492年犹太人在圣托马斯建立糖业加工厂。到1550年，糖业在该岛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岛上60家种植园有糖厂和炼糖厂，从糖产量的十分之一要交给国王来看，每年产糖15万阿罗瓦。
犹太人把制糖产业从他们长期经营糖贸易的圣托马斯岛或马德拉群岛（Madeira）［66］挪到了南美最大的殖民地巴西。巴西从此进入了她的第一个繁盛期。因为糖业的发展带动了巴西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在那些早年岁月，居住在这块殖民地的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和罪犯。每年都有满满两船的人从葡萄牙来到这里。［67］犹太人很快就成了这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最富有的巴西商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是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68］巴西的首任总督具有犹太血统，他为殖民政府确立了议事规程。葡萄牙人的新领地真正开始繁荣是在能力超群的托梅·德索萨（Thome de Souza）1549年受派遣全权负责之后［69］，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无论如何，在富有的犹太人从荷兰来到这里之后，殖民地才达到其全盛期。1642年，荷兰人进入殖民地。正是在这一年，很多美洲犹太人参与了巴西殖民地的建设，其中就有不少于600位有影响的荷兰犹太人参与其中。［70］大约到17世纪中叶，所有大型的糖料种植园都属于犹太人，［71］当时的旅行者对犹太人各方面的活动及其财富都有报告。1640—1649年在巴西游历的纽霍夫（Nieuhof）说他们：［72］“在不属于（荷兰西印度）公司人员的巴西自由定居者中，犹太人为数众多，他们是从荷兰移民到这里的。他们有很多生意超过了其他人的生意。他们买下了糖厂，在累西腓建起了华屋。由于他们都是商人，所以对荷裔巴西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即他们的生意必然囿于某种适当的范围。”我们在F.皮拉尔（F.Pyrard）的《游记》（Travels）中同样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在九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犹太人］在那些地方获利惊人，因此他们全都又富裕起来。”［72］
在荷兰人统治巴西时期，犹太人在种植发展方面一直持续发挥主导作用，尽管1654年被逐，［73］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74］有一个时候，“里约热内卢的许多有势力的商人落在宗教法庭（异端裁判所）手里，许多种植园的工作停顿下来，巴伊亚省的生产和生意需要漫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后来，巴西于1768年3月2日颁布教令，要求驱除所有注册为新基督徒的犹太人。1773年3月25日颁行的法律又赋予了新基督徒与正统教徒具有同等的公民权。很显然，即使在葡萄牙人于1654年重新统治巴西之后，许多秘密犹太人肯定延续了他们在巴西的主导地位，正是这些秘密犹太人在把兴盛的制糖业带到了巴西的同时，还把宝石生意带到了巴西。
此点姑且不论，1654年标志着美洲犹太人历史时代的到来，因为正是在这一年，许多巴西犹太人定居到了美洲其他地方。因此，［美洲的］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
西印度群岛的一两个主要岛屿及其相邻的沿海地带从这一变化中获益良多。17世纪犹太人的流入带来了这些地方的繁荣。几乎只有犹太人居住的巴巴多斯（Barbados）就是一例［75］。英国人在1627年统治了巴巴多斯，1641年引入甘蔗。7年后巴巴多斯开始出口食糖。但是，糖业本身很难维持，糖的质量很低，因此糖的价格不足以支付运到英国的费用。直到“荷兰人”从巴西流亡出来后，才把糖加工工艺带到巴巴多斯，教会了当地人糖的榨干和结晶方法，当地的制糖业才有了显著进步。因此，巴巴多斯糖的出口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661年，查理二世因为从巴巴多斯获得的岁赋1万英镑，授予13位种植园主准男爵爵位。1676年前后，制糖业的增长达到每年外运粗糖不少于400船而每艘船装载180吨的程度。
1664年，托马斯·莫迪福德（Thomas Modyford）把制糖工艺从巴巴多斯引入牙买加［76］，牙买加随之开始致富。1656年，英国人最终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牙买加，其时牙买加只有三家小型的制糖作坊。1670年，牙买加已经拥有了75家制糖厂，其中很多厂家的产量已经达到2000英担。到1700年，糖成了牙买加的主要出口产品以及财富的来源。1671年殖民地的英国商人请愿，要求驱逐犹太人，这清楚地表明，犹太人对牙买加制糖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政府鼓励更多的犹太人定居于此，牙买加总督拒绝了英商的请求。［77］他表示：“英王陛下从犹太人和荷兰人身上获得的利益要超过其臣民，他们有大量的资本和广泛的人脉。”这样，犹太人才没有被逐出牙买加，而“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批商人和经纪人”。［78］18世纪，犹太人缴纳了全部税赋，也几乎全面控制了制糖业和商业。
说到其他英国殖民地，犹太人显示了对苏里南（Surinam）的特殊偏爱。［79］犹太人自1644年在苏里南定居起，已经得到了许多特权——“因为我们发现，希伯来民族……已经……证明他们对殖民地是有用和有益的”。犹太人的特权地位延续到1667年荷兰人占领苏里南。临近17世纪末，犹太人与当地其他族人之比是1∶3，1730年，犹太人拥有344家糖料种植园中的115家。
犹太人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故事和他们在更为重要的法国殖民地，像马提尼克（Martinique）［岛］、瓜德罗普（Guadeloupe）［岛］和圣多明各（San Domingo）的情形类似［80］。法国殖民地也以糖业为致富来源，也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犹太人控制了制糖业，并成为经营糖业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商人。
马提尼克的第一家大型种植园和制糖厂由便雅悯·达科斯塔（Benjamin Dacosta）在1655年建成，跟他一起从巴西过来的还有900名教友和1100名奴隶。
糖产业早在1587年就引入了圣多明各，但在“荷兰”难民从巴西来此定居之前，尚未取得什么成效。
总之，我们不应忽视一个事实，即在那关键的几个世纪里，殖民体制（连同现代资本主义）在美洲扎下根来，当然，抛开巴西的金银宝石开采不算，糖的生产已经成为整个殖民地经济的骨干。如果我们想给自己准确勾画那几百年间糖的生产和贸易的重要意义，多少有点困难。巴黎贸易委员会（1701年）的“法国航运业的繁荣都归因于这几个岛屿的糖业贸易，仅靠糖业贸易就能维持和扩大航运”的说法，并没有过度夸大。这自然让人想到犹太人几乎垄断了糖业贸易，尤其是法国的糖业贸易都掌控在波尔多富裕的格拉迪斯家族手中。［81］
犹太人在中南美洲为自己赢得了强势地位，但到17世纪末，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与西印度群岛建立了商业联系之时，犹太人的这种强势地位变得更趋强势。对于这种在犹太商人协助下建立的紧密商业联系，（我们将会看到）北美大陆从中受惠良多。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考虑犹太因素在美国最初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多犹太因素的融入确立了美国的基本经济形式。由于这种看法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截然对立，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加以全盘的考虑。
初看上去，北美的经济制度似乎是独立于犹太人而自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确实是犹太精神的表现时，人们告诉我说，美国的历史恰恰证明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佬夸口他们的成功并非仰仗犹太人，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经下大力气来思考为什么犹太人在美国没有发挥巨大作用，他的解释是，美国人像犹太人一样“聪明”，如果不说更加聪明的话（顺便说一下，苏格兰人也这样看待自己）。实情是，乍看上去，美国今天的企业巨头、有名的投机商或者托拉斯大王中，并没有很多犹太人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我的判断，即美国充满了犹太精神（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这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前文已经形成论断的方面，都已得到确证。因此，几年前，在纪念犹太人最初定居美国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给大会组委会发来贺信。罗斯福总统在信中写道：这是他任职以来第一次写这样的信，但这一场合意义重大，让他有理由破例。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使他深感迫切需要强调具有犹太信仰的人和民族自从来到美国后所显示出的优秀的公民品德。提到犹太人对美国的贡献，总统用了一种一针见血的说法——“犹太人参与了这个国家的建立”。［82］在同一个场合，美国前总统克里夫兰（Cleveland）表示：“我相信，在那些作出贡献的民族中，很少有哪个民族——如果有的话——对今日美国特征的形成和发展方向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83］
那么，犹太人的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参与美国商业活动的犹太人的人数，绝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少。只是因为那些名噪一时而挂在人们嘴边的百万富翁中并没有多少犹太人，而以为犹太人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理由是，即便是那些托拉斯巨头，也不乏犹太人为之直接出力和谋划。而且，1904年拥有2.01亿美元名义资本的冶炼托拉斯——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就是犹太人建立的。而在烟草托拉斯（拥有5亿美元）、沥青托拉斯、电讯托拉斯以及我们所能提到的托拉斯中，犹太人都身居要职。［84］再者，犹太人拥有很多大型银行，因此，犹太人对美国的经济生活具有不小的影响力。拿哈里曼系统公司（Harriman System）来说，该公司的目标就是兼并美国铁路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纽约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库恩-勒布公司（Kuhn，Loeb & Co）的支持。尤其是犹太人在西部具有影响力，加州大部分是他们创建的事业。在州一级，犹太人获得的殊荣有法官、议员、州长、市长等，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则是商人。旧金山的塞利格曼兄弟（Seligmans）——威廉、亨利、杰西和詹姆斯（William，Henry，Jesse and James）；萨克拉门托的路易斯·斯洛斯（Lewis Sloss）和刘易斯·格斯尔（Lewis Gerstle）（他们在该市创建了阿拉斯加商务公司）；洛杉矶的海尔曼和纽马克（Hellman and Newmark），在商业领域都有响当当的商号。在掘金时期，犹太人在加州和东部各州以及欧洲之间充当中间人，那时候最重要的生意是由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便雅悯·戴维森（Benjamin Davidson）、罗德岛的阿尔伯特·普雷斯特（Albert Priest）、巴尔的摩的阿尔伯特·戴尔（Albert Dyer）、拉扎德（Lazard）三兄弟（创建了巴黎、伦敦、旧金山的拉扎德国际投资银行）、塞利格曼家族、格拉齐埃家族（Glaziers）和沃姆泽家族（Wormsers）这类人承办的，莫里茨·弗里德伦德（Moritz Friedlaender）是主要的“小麦大王”之一。阿道夫·苏特罗（Adolph Sutro）开发了卡姆斯托克矿。即使在今天，大部分银行业务也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这与一般产业的情况非常相像。而且，我们还可以提到伦敦、巴黎和美国银行（西格蒙德·格林鲍姆和理查德·阿特休尔）；盎格鲁—加州银行（菲利普·N.利连索尔和伊格纳茨·斯坦哈特）；内华达银行；联邦信托公司，洛杉矶农商银行；约翰·罗森菲尔德控制的煤田，继哈德逊湾公司之后出现的阿拉斯加商贸公司，北美商贸公司等，不一一列举。［85］
最近几十年间，大量犹太人移民到美国，这些犹太移民必然对美国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请注意，今天的纽约有100多万犹太人，而且还有大量移民尚未开始其资本家生涯。如果美国的情况沿着上一代人的路线持续发展下去，如果美国全民中的移民统计数据和出生人口比例保持不变，我们就可以想象，此后五十年或一百年的美国是一个只有斯拉夫人、黑人和犹太人居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犹太人会自然而然地占据经济领袖的地位。
但这只是对未来的推测，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过去和当下，因此暂且按下不表。虽然过去有过失败，但现在犹太人积极参与了今天乃至过去的美国生活；这种参与的积极程度或许超过了我们乍见之下的情形。不过，与其他也有权就此问题发表看法的人一样，我虽然认为犹太人的影响很大，但也不能只用人数的多少来进行解释。我要强调的是一种特殊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各种复杂原因来说明。
因此，我并不担心过分强调犹太人实际控制了美国许多重要的商业领域，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足够重要。事实上，认为犹太人垄断了这些行业，或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垄断了这些行业，也并不为过。拿犹太人控制小麦贸易，尤其是西部的小麦贸易，控制烟草、棉花为例。我们马上会看到，那些主宰了三大产业的人一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尽管如此，我不打算反复解释这一事实。因为在我看来，犹太人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植根于比上述这些更深层的原因。
就像织锦中的金线一样，犹太人宛如编织在美国经济史这幅锦绣中色彩斑斓的丝线，由于犹太人的构思精妙而繁复，这幅锦绣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态。
自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世界的沿海地区、森林和草原初次绽放以来，新世界就从未缺了犹太人。1655年通常被看成是犹太人初次现身的年份［86］。那一年，载着犹太移民的船只从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来到美国，在哈德逊河抛锚。船上的乘客请求获准登上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的殖民地。但他们并不是卑微地寻求帮助。他们是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世界建立的民族的成员来到这里的，殖民地总督被迫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船抵达时，新阿姆斯特丹正处于［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治下，彼得对犹太人并不友好，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他宁愿对新来者关上大门。但他接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董事会在1665年3月26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允许犹太人在公司控制范围内定居和从事贸易活动。“这是因为犹太人在西印度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87］不久，犹太人进入了长岛、奥尔巴尼、罗德岛和费城。
接下来，犹太人开始了多方面的活动，也正是因为他们，殖民地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如我们所知，今日美国之独立存在的唯一可能是因为英国北美殖民地具有一系列有利条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强势和实力，最终引导他们完全独立。在建立这一国家的过程中，犹太人属于最初和最热情的建设者。
我没有考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殖民地只可能借助一些富有的犹太公司来实现其独立，这些犹太公司为新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没有犹太人提供的军需和必要的战力，美国不可能赢得完全独立。但犹太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可能脱离美国的特定环境而产生。这是一个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普遍现象，探讨如此广泛的议题时，我们应该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公允的评价。
是的。我所考虑的是犹太人给予北美殖民地，尤其是美洲大陆的一个特殊贡献，这一贡献确实促成了美国的诞生。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简单事实，在17、18世纪，犹太人的贸易是殖民地经济体系赖以维系的源泉。众所周知，英国强迫她的殖民地从宗主国购买生活所需的全部工业制成品。因此，殖民地的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由于不断向国外支付金钱，这个国家的金钱将有耗尽的一天。但还有一泓把贵金属输入这个国家的活水，这就是犹太人与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贸易，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贵金属，扭转了贸易逆差。英国殖民地的犹太人与西印度群岛和巴西有活跃的贸易往来，结果使他们居停的这块土地保持了贸易顺差。南美的黄金采掘也因此带到了北美，有助于北美的经济制度运转良好。［88］
面对这一事实，认为美国的存在要归功于犹太人还不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断言，犹太人的影响使得联邦各州成为现在的样子？就是说，使得美国成为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称之的美国精神完全是从犹太精神中萃取的精华。
但美国文化何以浸淫在犹太精神中？答案很简单——是通过第一批定居者早期与犹太因素的普遍融合。我们可以按这种方式描画殖民过程。一群坚毅果敢的男女，比如说20个家庭——来到美洲荒野开始新生活。19个家庭用犁和镰刀，伐木开荒，以务农为生。第20家人开了一个商店，为同伴提供不易从土地获取的生活必需品，无疑，他是开了一间门店兜售物品。不久，这第20家人就把处置其他19家人的农产品销售当作自己的生意。这家人也喜欢握有现钱，在别人有需要时借钱给他人。不久，这家商店兼有了农业贷款银行的性质，或许还具有土地买卖办公室的性质。因此，通过第20个家庭的商业活动，北美农民从一开始就保持了与旧世界信贷制度的联系。由此，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从其一开始就是按照现代方式进行的。城镇方式取得成功迅速传至最遥远的乡村。据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经济生活从一开始就注入了资本主义。那么，这要归因于谁？每个村子的那第20户家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第20户家庭一般是犹太家庭，他们是定居者中的一员，只是不久他们就不必依赖土地为生了。
大致说来，这就是我构想的美国经济发展的精神画面。后来的作家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充实更丰富的细节。我本人只是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具有相似的特征，很难被视为孤证。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即这些细节具有典型意义。不仅我本人持这种看法，比如加州州长帕戴尔（Pardel）在1905年也说过：“他（犹太人）在数以千计的繁荣社区中一直是顶尖的理财专家，犹太人向来富有进取精神。”［89］
容我引一些我偶然发现的例子。1785年，亚伯拉罕·莫迪凯（Abraham Mordecai）在亚拉巴马州定居。“他在莱恩河（Line Creek）以西两英里处建了一个商铺，与印第安人广做生意，用他的货物交换驱虫草根、山胡桃木、坚果油和各种毛皮”。［90］奥尔巴尼的情况也差不多，“早在1661年奥尔巴尼还只是一个小商埠时，一名叫阿瑟·列维（Asser Levi）的犹太商人就成了那里的地产主。”［91］芝加哥也有同样的故事。该市的第一幢砖房是犹太人本尼迪克特·舒伯特（Benedict Schubert）建造的，他是芝加哥第一位兼售衣料的裁缝，而另一位犹太人菲利普·纽伯格（Philip Newburg）则率先在芝加哥经营烟草生意。［92］在肯塔基，我们知道犹太人早在1816年就来此定居。在那一年，美国银行在列克星敦开设了分行，所罗门（Solomon）先生于1808年来到列克星敦，成了银行出纳员。［93］在马里兰［94］、密歇根［95］、俄亥俄［96］和宾夕法尼亚［97］，早期定居者中包含有犹太商人是有案可查的，虽然我们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得克萨斯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是德州资本主义的先驱。例如，雅各布·德·科多瓦“是1856年前德州影响最大的地界勘测员”。科多瓦的地产经纪所很快扬名天下，不仅在德州，就是在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这些德州大土地所有者居住的地方也非常著名。还有，莫里斯·科坡尔，1863年成为德州国民银行的总裁。亨利·卡斯特罗则是一名移民代理；“1843—1846年间，卡斯特罗用27条船把5000多名移民带进德州……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莱茵河沿岸诸省……他供养了那些移民一年时间，给他们耕牛，供给他们农用器具、种子、药品，总之是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98］
有时候，同一个家族的各支分布在不同的州，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做成生意。也许，塞利格曼家族的历史是最佳范例。塞利格曼家族兄弟8人（巴伐利亚拜恩斯多夫的大卫·塞利格曼之子）创办了一家公司，现在已经在美国各州所有的中心城市开设了分公司。他们的故事开始于约瑟夫·塞利格曼抵达美国的1837年。另两个兄弟在1839年步长兄后尘。第三个兄弟两年后来美，第四个兄弟先是在兰开斯特做成衣商，不久移居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正是从这里起步，他们在其他三个镇开设了分店。到1848年，又有两兄弟从德国来美。第六个兄弟移居诺斯。1850年，杰西·塞利格曼在旧金山的第一幢砖房里开了一家店。七年后，成衣店又增加了银行业务，1862年，塞利格曼兄弟的大宅在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落成。［99］
南方各州情况也一样，犹太人在农业定居点扮演着商人的角色。［100］我们在这里（就像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发现，犹太人很早就拥有了巨大的种植园。在南卡罗来纳，“犹太庄园”（Jew's Land）是“大种植园”的同义语。［101］摩西·林多（Moses Lindo）是南方首批经营靛蓝的承揽人，远近闻名。
举这些事例肯定足矣。我们相信，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我们的总体陈述，并支持我们的说法，犹太人源源不断从他们的祖居地移民美国。的确，我们没有实实在在的数字来揭示犹太人占全部移民的比例，但我们确实找到了证明这一总体性质的很多迹象，可以证明美国一直存在大量的犹太人。
不要忘记，早年人口分布零落稀疏。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仅仅不到千人。［102］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搭船从巴西来此定居，给定居地带来了很大变化。要评估犹太人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我们不妨往高了估计。［103］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当佐治亚州建立第一个定居点时，定居者中有40名犹太人。这一数字似乎无足轻重，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殖民地人口稀少，犹太人的影响就可以算作强劲了。萨凡纳的情况也是如此。1733年，当地已经有12个犹太家庭，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微型的商贸中心了。［104］
众所周知，美洲很早就成了德国和波兰犹太人的移民目的地。我们听说：“在1826—1850年，波森较为贫穷的犹太家庭中，每家起码有一个儿子（大多数情况下是家里最能干和最具胆识的那个儿子）漂洋过海，逃离其祖国的贫穷和苦闷。”［105］因此，我们无需诧异竟有那么多犹太士兵（7243名）［106］参加了南北战争。我们应该赞同这样的一个估计，19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的犹太人口有30万（其中3万人生活在纽约），［107］这还很可能是个保守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