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犹太人大流散
这里最重要的事实在于，犹太人口散布在世界各地。从第一次流亡时代开始，他们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规模排犹之后，他们再次向世界各地流散，在大部分人离开波兰之后，犹太人向世界各地的流散又一次出现了。在过去的二三百年中，我们一直见证着他们向世界各地的流浪，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德国和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在近东和美洲以及荷兰、奥地利、南非和东亚定居下来。
这些流散的一个结果就是同一个家族衍生出很多旁支，在不同的经济中心扎根定居，并建立了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分支机构的世界著名企业。我们在这里试举几个例子。［398］
洛佩斯家族（Lopez）的家族中心在波尔多，在西班牙、英国以及安特卫普和图卢兹都有分支。著名银行家孟迪斯家族（Mendès）也来自波尔多，后来在葡萄牙、法国以及佛兰德都能见到这个家族的成员。孟迪斯的亲戚格拉迪斯（Gradis）也在各个城市设有分支。卡塞雷家族（Carceres）也分散在汉堡、英格兰、奥地利以及西印度群岛和巴巴多斯及苏里南。其他一些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企业的著名家族有科斯塔家族（Costas，或写作Acostas，D'Acostas）、科内利亚诺家族（Coneglianos）、阿拉迪布家族（Alhadibs）、沙逊家族（Sassoons）、佩雷拉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还可以无限制地往下开列这个名单，但现在这已经足以说明，在这个世界上，犹太商业企业至少在两个地方有自己的立足之处，其他的落脚点或许以成百上千计。
这种情况的含义非常清楚。基督徒的商业企业是经过一番努力（虽然努力程度小一些）之后建立的，但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分散落脚在各个可以从事国际商贸并可以利用国际借贷的中心地，总之，“广泛的人脉”是所有国际性组织的第一要义。
我们回顾一下我所观察到的犹太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黎凡特贸易的参与以及他们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从西班牙出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定居于世界各地，这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因此而成为殖民地贸易的直接代理人，在更大程度上，白银流入了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新渠道。
犹太人的脚步刚好踏上了这些处于经济振兴前夜的国家，并使这些国家从犹太人的国际联系中获益，难道这不是意义重大吗？众所周知，犹太人将贸易从驱赶他们的国家转移到了热情接纳他们的国家。
他们曾经主宰了18世纪被誉为“欧洲地中海贸易大仓库之一”［399］的里窝那，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北美和南美之间锻造了一条商业链条，保证了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生存；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欧洲中心城市股票市场的控制，拥有了国际化公共信贷的手段。
正是他们分布于全世界的家族企业，才使他们做到了这一切。
一位聪明的观察者对二百年前的这些人进行了研究，按照他的看法对犹太人的重要性给出了精妙的描述。我们可以在1712年9月27日的《旁观者》（Spectator）中看到这些至今仍然不失其生动的描述：［400］
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心，在那里他们成了一种工具或者手段，通过这种工具或者手段，相隔遥远的国家可以相互往来，通过这种工具或者手段，人类可以通过互通音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像一栋建筑中的钉和铆，虽然必须有它整个建筑结构才能存在，但是钉和铆本身却无多大价值。
犹太人如何利用他们的优势，即如何利用他们分散居住于世界各地所得到的特别信息？他们如何调整自己在股票市场的活动？详情在1698年法国驻海牙大使撰写的报告中有所涉及。［401］这位报告人的看法是，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消息灵通。下面这段译文就是极具价值的证据：
他们就两类主题（新闻和商业）与他们称之为兄弟的那些人书信往来。其中，威尼斯因为其通衢地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虽然威尼斯不是最富裕的城市，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方），威尼斯主要是借助于萨洛尼卡（Salonica）的兄弟会之势，连接东部和西部以及南部。萨洛尼卡是他们国家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控制中心，取道这两个地区可以到达威尼斯以及阿姆斯特丹，还可以兼管北边的国家（包括只允许其存在的伦敦［犹太］社区和法国的秘密兄弟会）。这种联系的结果是他们在新闻和商业两大主题上得到世界上最灵通的信息，基于此，他们建立了每周集会一次的制度。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明智的选择了周六之后即周日这天，也就是基督教所有教派都在做礼拜的那天作为集会的日子。周日的下午，这一制度将一周内收集到的所有详细信息经过集会会众的头领和拉比的仔细筛选后，交到了犹太股票经纪人和代理人手中。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在集会中安排了预先商定的计划之后，分别外出散布证明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目的的消息，并根据每个人的意向，准备在第二天，即周一早上开始操作股票市场：卖出或买进或者交易股份。由于他们一直持有大笔这类商品，所以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总是能判断出最有利的时机，从股市的涨或落中得到好处，有时候无论股市涨落都能得到好处。
同样因为他们的流散而获取的利益还有他们赢得的巨大信任。事实上，犹太人进步为金融寡头的历程几乎无一例外走的是相同路径。首先，他们的语言能力使他们能够作为翻译人员服务于皇室成员，其次，他们又作为中间人或者交涉人被派往外国宫廷。不久，他们又受命管理雇主的财产，同时，雇主的好心允许他们成为他的债权人。从这里起步，他很快就掌握了国家财政，并在几年后控制了股票交易所。
实际上我们这样假设也并不牵强，早在古代，他们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对外国文明的熟悉，一定已经让他们成为王宫中受欢迎的人，并为他们赢得了王室成员的信任。试想一下埃及的约瑟（Joseph）、想想（约瑟福斯说过的）犹太长官亚历山大（Alabarch Alexander），还有阿格里帕王（King Agrippa）的密友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Emperor Claudius）的母亲；再想想埃塞俄比亚干大基女王的犹太司库，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8：27）中读到这个人的事迹。
至于中世纪的宫廷犹太人，我们有明确的信息表明，他们已经赢得了通译或交际家的荣誉。我们知道，查理大帝（Charlemagne）派犹太人以撒（Isaac the Jew）去过哈里发哈伦·拉希德（Caliph Haroun al-Rashid）的王庭，我们还知道一位名叫卡罗尼姆斯（Kalonymus）的人，他是奥托二世皇帝（Emperor Otto Ⅱ）最亲密的犹太友人。还有一位著名的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Chasdai Ibn Shaprut，915-970），他在作为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Caliph Abdul Rahman Ⅲ）的外交代表与西班牙北部信奉基督教的宫廷交涉过程中，赢得了荣誉和声望。［402］同样，伊比利亚半岛信奉基督教的王公需要一位技巧娴熟的交际人之时，他们找到了犹太人。阿方索六世（Alphonso Ⅵ）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决意要挑起穆斯林首领们的相互对抗，于是他选择精通语言并熟谙外交手段的犹太人为代理人，派他们去托莱多、塞维利亚以及格拉纳达宫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中，西班牙宫廷里总能看见犹太使者的身影，其中包括在人种学方面非常博学的犹太人，詹姆斯二世把他们派往亚洲给他的间谍提供情报，试图发现祭司约翰（Prester John）的神秘国度；［403］当然，也包括很多与发现新世界有关联的通译和忠实代理人。［404］
犹太人历史中西班牙时期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从整体意义上来考察，也是从特殊的经济角度来考察，所有这些事情之所以都值得记录下来，是因为这些事例清楚地显示出犹太人从兴起到具有强势地位的原因。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限于西班牙时期，在随后的各个时期中，他们也极具影响力。因此，荷兰议会在与诸强的对话中雇用了很多犹太外交家，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贝尔蒙特（Belmonte）和梅斯基塔（Mesquita）［405］等人。同样有名望的还有希伯来贵族，就像黎塞留所称的富有的伊德方索·洛佩斯，法国政客把这个人派往荷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在他返回时授予他“常任国务委员”（Conseiller d'Etat ordinaire）头衔。［406］
最后，犹太人向世界各地的流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向世界各地的流散产生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在他们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给某些具体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这里给出一个例子：犹太人曾经是军火供应商（他们的这个活动即始于古代贝利萨留［Belisarius］围攻那不勒斯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没有听说过，当时的犹太居民就为城里军队提供必需品吗？）。［407］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个原因是，较之基督徒商人，他们更容易积聚大量的商品，这当然要感谢他们与各中心城市的联系。18世纪的一位作者说，“在犹太商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难题。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地方发动他的同胞，马上他就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408］事实上，“作为一个被孤立的个体”，［409］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从来不做实业，他们“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贸易公司的一员”。用18世纪下半叶巴黎商人请愿书中的一句话来说，“他们是四处流动扩散的货币熔流，但他们最终会汇流成一条货币大河”。［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