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犹太人的财富
在过去的三四百年中，客观条件使犹太人有可能完成其经济使命，这必定会让人们认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虽然犹太人一直要处置大笔金钱，但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止于此。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涉及犹太人的整体财富，因此有人毫无根据地非要反着说，认为犹太人一直以来就是穷人，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穷人。任何在德国东部边境踏进过犹太会堂的人，或者熟悉纽约犹太人区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过我主张——一个更有局限的命题——从17世纪开始，我们就已经从犹太人那里发现了（并一直在发现）大笔的财富。换一个稍微不同的提法，一直就有很多富裕的犹太人，而且，从平均水平来说，犹太人确实要比身边的基督徒富裕。如果非要说德国最富裕的人或者说美国前三名最富裕的人不是犹太人，恐怕有点无的放矢。
从比利牛斯半岛流亡出来的很多犹太人确实非常富有。我们已经知道，他们逃走的时候带走了一笔“外流资本”（exodo de capitaes）。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财产，换成了外国汇票。［412］流亡者中最富裕的人可能去了荷兰。不管怎样，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批定居于这个国家的人中，比如米盖尔·洛佩斯·霍门（Manuel Lopez Homen）、玛利亚·努内兹（Maria Nunez）、米盖尔·洛佩斯（Miguel Lopez）等人，就拥有大量财富。［413］17世纪是否还有其他有钱的西班牙犹太人跟随而来，或者说，那些已经定居荷兰的有钱人是否又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犹太人就以其富有而闻名于世。虽然我们并没有统计资料，但我们手上有其他有分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旅行者并没有充分赞美这些难民在定居之地所建住宅的豪华和奢侈。如果你转而翻阅一本这个时期的版画集，你马上会发现，最恢弘的宅第就是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修建的，其中可能就有贝尔蒙特男爵（Baron Belmonte）、贵族平托爵士（Lord de Pinto）和达科斯特爵士（Lord d'Acoste）等人的宅第？（据估计在17世纪末期，平托的财产就有800万弗洛林）。至于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婚礼的奢华，格吕克尔·哈梅尔恩在她的《回忆录》中作了生动描述，她的一个女儿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结婚的。［414］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因为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见多识广的萨瓦里（Savary）做过一个概括。“我们认为”这是他的常用语，“我们认为，商人就‘像犹太人一样有钱’，尤其在他们以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闻名的时候”。［415］
说到英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富裕的西班牙或葡萄牙犹太人（Sephardim）来到英国之后，他们财富的实际数字。1661年，一群富裕的犹太人跟随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王后（Catherine of Braganza），即查理二世的新娘来到了英国，因此在当年，伦敦的犹太家庭只有35户，两年后，至少又有57户新来者加入了这个名单。1663年，市议员阿德曼·布莱克威尔的书中给出了下述犹太人富商半年的营业额：［416］雅各布·阿伯阿布13085英镑；塞缪尔·德维迦18309英镑；杜阿尔特·达席尔瓦41441英镑；弗兰西斯科·达席尔瓦14646英镑；费尔南多·门德斯·达科斯塔30490英镑；伊萨卡·达泽维多13605英镑，乔治和戈麦斯·罗德里格斯13124英镑。
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17世纪和18世纪，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在德国的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但我们借助于数字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城市中富裕犹太人的财富。
汉堡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最初定居的地方。1649年，40户犹太家庭参与创办了汉堡银行，这表明，他们在这里生活得相当优裕。不久之后，汉堡出现了对犹太人日渐增加的财富和日渐增长的影响的抱怨；1649年，人们开始指责对他们豪华铺张的葬礼和绝尘而去的马车；1650年则开始谴责他们建筑宫殿般的豪宅。同年颁布的禁奢法令（sumptuary laws）严禁他们过分摆阔。到了17世纪末期，西葡犹太人似乎已经占有了全部财富。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德国犹太同胞（Ashkenazi brethren）也迅速崭露头角。格吕克尔·哈梅尔恩就说过，在她的青年时代，许多德国犹太人家庭相对而言还比较贫穷，但后来崛起成为富裕家庭。格吕克尔的观察得到了18世纪前二十五年数据的支持。［418］1729年，阿尔托纳（Altona）地区的犹太人社团由279名会员组成，其中145人是富人，共拥有财产5434300马克（大约271715英镑），也就是说，人均财产超过37000马克（1850英镑）。汉堡的犹太社团有注册会员160名，其中16人共有501500马克（25075英镑）财产。如果我们将这些数字与某些相关个人的情况进行比对，这些数字似乎还低估了实际情况。1725年，居住在汉堡、阿尔托纳以及万德斯贝克的有钱犹太人有：约埃尔·所罗门拥有21万马克的财产，他的女婿5万马克。埃利亚斯·奥本海默拥有30万马克财产；摩西·戈德施密特拥有6万马克；阿列克斯·帕蓬海姆拥有6万马克；埃利亚斯·萨洛门拥有21万马克；菲利普·埃利亚斯拥有5万马克；塞缪尔·席塞尔拥有6万马克；贝伦德·海曼拥有75000马克；萨姆松·纳坦拥有10万马克；摩西·哈姆拥有75000马克；扎姆·亚伯拉罕的遗孀拥有6万马克；亚历山大·伊萨克拥有6万马克；迈尔·贝伦德拥有40万马克；萨洛门·贝伦斯拥有160万马克；伊萨克·赫兹拥有15万马克；曼格勒斯·海曼拥有20万马克；纳坦·本迪克斯拥有10万马克；菲利普·曼格勒斯拥有10万马克；雅各布·菲利普拥有5万马克；亚伯拉罕·奥本海默的遗孀拥有6万马克；扎哈里亚斯·丹尼尔的遗孀和寡居的女儿拥有15万马克；西蒙·德尔·班科拥有15万马克；马克斯·卡斯滕拥有20万马克；亚伯拉罕·拉撒路15万马克；卡尔斯滕·马克斯6万马克；贝伦德·萨洛蒙60万塔勒币；迈尔·贝伦斯拥有40万塔勒币；亚伯拉罕·冯·哈勒拥有15万塔勒币；亚伯拉罕·纳坦拥有15万塔勒币。
通过这份名单我们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汉堡居住着很多富裕的犹太人。
法兰克福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情况还要超过汉堡。犹太人的财富积累始于16世纪末期，从那时以来，犹太人的财富一直在稳定增长。1593年，法兰克福的4位犹太人和54位基督徒（犹太人占比7.4%）支付的一笔税款总计超过15000弗罗林；1607年，犹太人的人数达到了16名（与90名基督徒比较，占了17.7%）。［419］1618年，最贫困的犹太人也缴了100弗罗林的税款，但最穷的基督徒缴的税款只有50弗罗林。再者，在1634年和1650年数年间，300名犹太人支付的驻军设防税不少于100900弗罗林。［420］
到了18世纪末，法兰克福犹太社团的纳税人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53人，这些人至少共拥有价值600万弗罗林的财产。其中，半数以上的财产掌握在12家最富裕家族手中。［421］施佩尔家族拥有604000弗罗林的财产；赖斯—埃里森家族299916弗罗林；哈斯、卡恩和斯滕家族256500弗罗林；舒斯特、戈茨和阿姆谢尔家族253075弗罗林；戈德施密特家族235000弗罗林；迈家族211000弗罗林；奥本海默家族171500弗罗林；维特海默家族138600弗罗林；弗洛斯海姆家族166666弗罗林；林德斯科普夫家族115600弗罗林；罗斯柴尔德家族109375弗罗林；西歇尔家族107000弗罗林。
18世纪初期，柏林的犹太人已经绝对不是穷得可怜的乞食者了。1737年，居住在普鲁士首都的120户犹太家庭中，只有10户的财产少于1000塔勒币，其余所有家庭都至少拥有2000—20000塔勒币财产，有的甚至更多。［422］
我们由此证实了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这种状况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间一直持续，并一直延续到当今这个时代，只是到了今天，这种状况更为常见而且普遍。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无论怎么说都不会高估那些为难民提供了避难所的国家的情况。因犹太人的逗留而获益的国家都获得了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资金。我们也应该特别留意，犹太人的流散具有转移他们积累的贵金属的经济效应。很显然，这影响了经济生活的趋势，西葡犹太人掏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英国和荷兰越来越富。
我们不难证明，犹太人的金钱导致17世纪大企业的出现，犹太人的金钱资助了大企业的产生。如果富裕的犹太人在上一代人时就离开西班牙，哥伦布的探险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大印度公司也不会成立，17世纪建立的大银行也不会如此快捷地站稳脚跟，西班牙流亡者的财富也就不会转而资助英国、荷兰以及汉堡。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就被驱逐出西班牙，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事实上，这也是犹太人的财富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原因。这笔财富可以使资本主义企业运转起来，至少也可以促进这个发展过程。对于犹太人来说，建立银行、仓库以及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等等，这一切犹太人做起来至少比其他人要容易，因为犹太人的口袋要厚实一些。这也是犹太人成为君主们的银行家的原因。总之是因为他手上拥有能够放贷的货币。这一活动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作用大于其他任何活动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货币借贷的产物。
货币借贷蕴含有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货币借贷的许多特征。在货币借贷中，所有质的概念都消失不见，只有量的概念才是重要的方面。在货币借贷中，合约成了商业的主要元素：关于报酬的协议，对未来的承诺，交付的概念，都是合约的组成要件。在货币借贷中，不存在只是为了一个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的思想。在货币借贷中，没有物质的东西（即技术的东西），所有的内容都是纯智力的行为。在货币借贷中，经济行为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它也不再是一个使用体力或者脑力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成效的问题。因此，成效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货币借贷第一次显示出不劳而获的可能性，也第一次显示出，你可以在没有任何权势的条件下，让他人为你工作。
总而言之，货币借贷所具有的特征，是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特征。
但从历史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应归功于货币借贷。这种情况是指，无论干什么都必须拿出一笔初始费用，或者说，开办有限责任公司就必须要有初始资金。基本上，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原则上只不过是一个与当前盈利前景相关的货币借贷问题。
因此，犹太人的借贷活动是促使犹太人创造、拓展并支持资本主义精神的客观因素。但我们最后的评论已经超出了客观思考并触及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货币贷款人的活动中是否存在特定的心理因素？但不仅如此。我们可能要问，客观环境是否可以单独用来解释犹太人的经济作用？是否有必要把具体的犹太人特征纳入我们的推理中？然而在展开这一章内容之前，我们必须转而考察在这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一个影响——即犹太人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