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股票交易所
但是说到底，主要的事情是要为信用工具建立一个合适的市场。股票交易所就符合这个需求。就像商品的买卖是请求权的客观体现一样，股票的买卖也使股票失去了它的私人性质。实际上，这也是股票交易所区别于其他市场的特征。这不再是信用的问题了，即不再是一个商人基于个人经历而享有他的经商伙伴的尊重的问题了，而是基于股票交易所（ditta di Borsa）中诸种商业活动之一般的和抽象的信用评估。价格也不再由两个或者更多的商人在交易的讨价还价中形成，而是由表示无数个单位的平均数的机械过程来形成。［205-206］
至于股票交易（在这个术语最宽泛的含义上）的历史，我们要把它划分为两个时期：（1）从16世纪兴起到18世纪末，即其成长和发展时期；（2）从19世纪到现在，即股票交易主导全部经济活动的时期。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股票交易所最有可能始于票据经纪人的结盟。［207］最初于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著名交易中心，之前就因为红火的证券交易而广为人知。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股票交易所刚刚兴起之时，犹太人几乎完全垄断了证券业务。事实上，在许多城市里，证券业务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专长。我们已经知道威尼斯就是这种情况。［208］阿姆斯特丹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还得多说一句，直到17世纪末，人们才首次提及犹太人这个方面的能力。［209］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如果我们假设在此之前，犹太人就已经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证券经纪人了，应该没有说错。
我们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能听到同样的故事。早在16世纪已经有人［210］说犹太人来到集市上，他们的出现“不是摆设，而是确实非常有用，尤其是在票据贴现业务领域”。再者，1685年，法兰克福的基督徒商人抱怨说，犹太人已经霸占了整个证券经纪行业。［211］后来，格吕克尔·冯·哈梅尔恩（Glückel von Hameln）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说，她经营票据的朋友中，“通常都是犹太人”。［212］
至于汉堡，犹太人确实把证券经纪业务引入了这里。在这一事件一百年之后（1733年），汉堡市政档案中的一份文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犹太人几乎掌控了证券经纪这一行的局面，这对我们的人民是个很大的打击”。［213］甚至迟至18世纪晚期，犹太人仍然是汉堡唯一的证券买主。在其他德国城镇中，有记录表明，菲尔特（Fürth）的证券经纪行业（18世纪）几乎全部掌握在犹太人手中。［214］
维也纳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18世纪末期，蜚声天下的奥地利首都成了著名的股票交易中心，路德维希总理大臣就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治下的犹太人经济活动发表了看法，［215］他说：“犹太人主要是在维也纳发挥自己的影响，在那里经常从事最为重要的信贷业务，尤其是在市场中首次引入了交换和谈判。”
法国波尔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听说，［216］那里的“主要商业活动就是购买证券，并将黄金和白银引进这个地区”。甚至远自北边的斯德哥尔摩，我们都能听到同样的故事［217］。19世纪初（1815年），犹太人仍然控制着证券经纪市场。
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经纪人，犹太人一定在建立股票市场的过程中做了很多事情。但不仅如此。他们为股票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打上了自己的特殊烙印，他们还成了股票交易所中“期货投机”以及一般性投机的“祖师”。
我们很难确定股票投机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有的人认为，［218］意大利很多城市早在15世纪就出现了这类交易。［220-221］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219］
并非15世纪的意大利，而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才是现代投机的开端，这样说或许更为确切。几乎可以肯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使得股票交易成为现实。只是在这个时候，大量的等值股票突然进入了流通领域，那个时代强烈的投机性、自东印度公司成立就攫取的巨大利益、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不断变化的盈利率——所有这一切必然推动了当时已经高度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和股票交易。［222］在仅仅八年的时间里，股票交易变得如此普通，如此无所顾忌，以至于当局把股票市场和股票交易当成了必欲摧毁的邪恶力量。1610年2月26日，政府颁布了一项公告，禁止商人售出超过自己实际持有的股票。1621年、1623年、1677年以及1700年，政府都颁布过同样的禁止令，但同样都没有什么效果。
谁才是投机者呢？答案是，不论宗教信仰，只要有足够的金钱使自己参与其中的人都是投机者。然而，如果我们说犹太人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做得比其他人更为出色，也不算太冒失。犹太人对股票交易这个行业的贡献，就是将股票经纪业务以及期货交易工具专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有据可依。18世纪末期，人们通常都认可这样的事实，即犹太人已经“发现”了股票和股票交易业务。［223］这个看法未必一定能证明什么；不过世界上几乎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根据的事情，尤其是这里确实存在着支持这一看法的证据。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尼古拉斯·莫伊斯·范·霍利（Nicolas Muys van Holy）说过，犹太人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主要的股票持有者。后来人们发现，犹太人是两家荷兰印度公司的大投资者。德·平托（De Pinto）［224］被认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当权者，至于西印度公司，我们这里有一封公司董事给新阿姆斯特丹总督施托伊弗桑特（Stuyvesant）的信［225］，信中要求总督允许犹太人到公司的殖民地安家落户，“因为他们投资了大量的公司股票”。提到两家公司，马纳赛·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226］在给克伦威尔的报告中说：“犹太人拥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很大份额。”
然而，最重要的还有17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葡萄牙犹太人撰写的著作，这本书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讨论了股票交易行业的方方面面。我参考了约瑟夫·德·拉·维加（Don Joseph de la Vega）于1688年出版的《乱中乱》（Confusion de confusiones），［227］一位股票交易行家称道该书“迄今仍然是从形式到内容描述股票和股票交易的一部最佳著作”。这本书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是期货投机领域的第一位“理论家”。德·拉维加本人也经商，他的书清楚地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氛围。
从德·拉·维加的著作以及我们引用的其他证据，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犹太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之“父”，肯定也是它的主要起源。
然而，这种观点也会让一些人半信半疑，但在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方面，我手上握有王牌。
我们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可能是1698年法国驻海牙大使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法国大使清楚地陈述说，犹太人已经把股票交易行业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规范这一行业的发展。下面我全文引用最明显的段落：［228］
在这个国家（荷兰），犹太人有很强大的势力，根据这帮虚伪的政治投机商的预言（他们自己也常常拿不准），这些股票的价格变动很大，所以他们一天要做好几次交易。这个交易值得用上赌博这个术语，或者说，就是一场赌博而不是一门生意。更有甚者，由于主导这种交易活动的犹太人有能力玩弄各种各样骗人的把戏，即便受骗者训练有素……，他们中的犹太经纪人和代理商，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手上持有大量的债券和股票。
报告人显然非常熟悉股票交易活动的全部秘密，所以他很详尽地描述了犹太人如何成功地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呼风唤雨。稍后我将讨论这一点。
与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人们更关注荷兰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情况。不过我们先来说说伦敦金融中心。从18世纪以降，伦敦就继阿姆斯特丹之后成为了欧洲的主要金融中心。犹太人在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支配地位，或许比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情况更为显著。到17世纪末，伦敦股票市场日渐增长的交易活动，或许可以追溯到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不懈努力，因为在那个时候，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已经开始定居于英格兰。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就切实证明，在很大程度上，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市场的扩展主要归因于犹太人。但他们怎么就能在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伦敦股票市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或许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犹太人掌控伦敦股票市场过程中的一两个细节。
1657年，所罗门·多尔米多（Solomon Dormido）正式申请加入之前犹太人被排除在外的股票交易所。现在，颁布这一拒绝令的法律被人们故意抛在了脑后。到了17世纪末，股票交易所（自1698年开始，股票交易所以‘交易巷’［Change Alley］而闻名）里全是犹太人。由于犹太人如此众多，所以大楼的一拐角被指定为“犹太人小道”，一位当时人写道：“交易巷里挤满了犹太人。”［229］
这群人来自哪里？［230］答案非常明显。他们跟随威廉三世从阿姆斯特丹而来，他们带来了正时兴于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机制。很多权威人士甚至犹太人自己也认为，约翰·弗兰西斯的说法道出了真实情况。
股票交易所有点像全副武装登场的智慧女神密涅瓦。第一笔英国贷款的主要参与者是犹太人：他们帮威廉三世出主意，他们中的一位有钱人梅迪纳（Medina）是马尔伯勒的银行家，他每年为将军提供6000英镑的军队补贴，并因此捷足先登，总是第一个从战报中获得好处。英国军队的胜利为大英帝国带来荣耀，也为梅迪纳带来财运。他们的全部伎俩都与价格的涨落、战场来的谎报、声称抵达的信差、幕后金融圈子和阴谋团体的形成，以及财神（Mammon）的完整运转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股票交易所的早期之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并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取利益。
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安妮女王治下很多富裕的犹太人（这些人都在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买卖）来与所罗门·梅迪纳先生（人们称他“犹太人梅迪纳”，并认为他可能是第一个投机英格兰公共基金的人）做比较。马纳赛·洛佩斯（Manasseh Lopez）就是其中一位。他在紧随女王驾崩的假消息而来的恐慌中狠赚了一笔，买下了因假消息而价格大幅下跌的所有政府股票。还可以讲述桑普森·吉迪恩（Sampson Gideon）的类似故事，桑普森作为“伟大的犹太经纪人”［231］在外邦人中享有盛名。人们回忆说，18世纪初期，伦敦的犹太人就财力雄厚。按照皮乔托的说法，当时在伦敦，年收入在1000英镑到2000英镑的犹太人家庭大约有100户，年收入在300英镑的家庭有1000户，个别犹太人士比如门德斯·达·科斯塔（Mendes da Costa）、摩西·哈特（Moses Hart）、阿隆·弗兰克（Aaron Frank）、达圭拉尔男爵（Baron d'Aguilar）、摩西·洛佩斯·佩雷拉（Moses Lopez Pereira）、摩西或安东尼·达·科斯塔（Moses or Anthony da Costa，17世纪末期任英格兰银行董事）等人，则位居伦敦顶级富商之列。
显而易见，犹太人的财富是大规模从事股票投机交易带来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在18世纪的上半叶，犹太人就已经把股票投机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引入了伦敦股票交易所。据我所知，人们对这一事实迄今尚未予以措意。但有大量的事实支持这一说法。
波斯尔思韦特（Postlethwayt）就认为这类事情十分可信，他声称：“一开始，股票经销……只是偶尔把利息和股份简单地从一个想让渡自己的财产的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但这件事情在股票经纪行业过了一遍手，就成了一笔生意。这笔生意在方方面面都以诚实面目出现的情况下，却被弄成了一个最大的阴谋、诡计和骗局。只要经纪人占着这个位子，整个交易就成了一场赌博，股票价格的上升和下落随他们的心情而变动，而交易的买家和卖家还天真地时刻准备着把钱托付给这种嘴上的善行。”［232］
犹太人在经纪人行列具有相当比例早已众所周知。早在1697年，伦敦股票交易所100多名宣誓就职的经纪人中，犹太人和异教徒不少于20人。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弗兰西斯写道：“希伯来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至交易巷’”。事实上，有一位可靠的观察家在18世纪30年代（即犹太人最初出现在伦敦交易所的一代人时间之后）就说过［233］，做这一行的犹太人太多了，因此，“有时候几乎有半数犹太人在从事股票投机”。据他估计，当时在伦敦的犹太人有6000之数。
在某种意义上，股票投机是股票经纪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伦敦一地。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法兰克福。到17世纪末期，犹太人已经掌握了整个经纪人行业，［234］并毫无疑问地渐渐开始了股票投机。在汉堡［235］，1617年已经有了4名葡萄牙犹太经纪人，稍后则达到20人。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再加上考虑到舆论所认为的，到18世纪末期，犹太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政府债券的大规模投机，再考虑到舆论所认为的犹太人应该对伦敦股票交易所日渐发达的套购业务负责的说法，［236］我们不得不同意一位顶级权威人士所表达的看法，［237］如果说今天的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那么，这一地位的形成主要应该归功于犹太人。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除了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交易所之外，其他城市的股票交易都有些发展滞后。即使在巴黎，股票交易也是迟至18世纪末期才逐渐活跃。股票投机（或法语所说的Agiotage）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兰克（Ranke）［238］在伊丽莎白·夏洛特（Elisabeth Charlotte）写于1711年1月18日的一封信中发现了Agiotageur这个词。按照作者的看法，这个词与银行券（billets de monnaye）有某种关联，但之前却无人知晓。因此这个词好像没有在约翰·劳的时代（Law period）留下持久的印记。即使是在18世纪30年代，人们会感到英国和荷兰在资本主义发展上远比其邻邦法国更具经济优势，这在法国也能感受到。当时的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说明。［239］“对我们的邻居来说，股票的流通就是暴富的源泉之一，他们有银行，有分红，有证券和股票买卖”。很显然，当时的法国没有这类事情。直到1758年，才有敕令（8月7日）宣布说，“国王获悉，前些时候一种全新的商品被引入了资本市场”——指的就是证券和股票。
在18世纪的法国，股票交易活动相对并不那么重要，这一状况表明，犹太人对这一时期的法国（尤其是巴黎）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居住的城市，比如里昂或者波尔多，对股票经纪行业也没什么偏爱。然而在里昂，16世纪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存在过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证券买卖的相当活跃的贸易，但是我们拿不出什么让人满意的理由对此进行解释。［240］这种贸易毕竟没有带来什么后效。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巴黎吧。巴黎的股票经纪行业或许就归因于犹太人。这个行业的中心坐落于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区（Rue Quincampoix），后来，用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的话说，［241］这一地区因为与实施欺诈的约翰·劳的名字有关联而臭名昭著。现在，在这条特殊的街道上，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不管怎样，第一位在法国从事股票投机的是塞缪尔·贝尔纳（Samuel Bernard），他是路易十四时期的知名金融家，他的股票买卖操盘术甚至比约翰·劳还要高明。这也难怪银行券在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纸之后，被人戏称为贝尔纳单（Bernardines）。［242］至于约翰·劳，他早在阿姆斯特丹就了解了股票交易所的运作机制［243］。他本人是否是犹太人（有人认为［244］他的姓氏Law就来源于犹太姓氏Levy），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他父亲不是一名“金匠”（和银行家）吗？实际上，他父亲也是一名基督徒，但是这未必能够证明他不是犹太人。这个男人在画像中的犹太人形象（比如说在1720年德文版的《货币与贸易考察》中），就非常支持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贵族气质与冒险气质的奇特混合，又反驳了我们的这一假设。
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汉堡这两个同样出色的犹太人居住城市，股票交易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证明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犹太人的影响。
说到柏林，人们或许会说从一开始柏林就有犹太人的股票交易机构。在上个世纪之初，甚至在1812年之前，犹太人在获得自由后，占据了股票交易市场上的人数优势。股票交易所的4位总裁中，两位是犹太人。股票交易委员会则由下述人员组成：4名总裁，两个行会的10名监察官，易北河水手行会代表1人，“选举产生的犹太商人”8名。因此，在全部23人中，10名是犹太人。这就是说，除了这些公开表明身份的犹太人，我们无法确定股票交易委员会中是否还有以及有多少入了教的犹太人和秘密犹太人。
从现状看，犹太人的人数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股票经纪行业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在6名宣誓入职的证券经纪人中就有3名是犹太人。而且，棉织和丝绸行业的2名宣誓入职的经纪人中，1名是犹太人，他的替补也是犹太人。这就是说，全部3名经纪人中，两名是犹太人。［245］
直到18世纪，我们所考察的德国的股票经纪业务还只是集中于汉堡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18世纪初期，证券交易已被禁止。1720年7月19日，汉堡议会的公告这样说道：“议会已经听说了人们对这种交易的反感和深恶痛绝，某些平民以成立保险公司为借口，开始自己做起了股票经纪生意。议会忧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到公众，同时也危害到上面所说的平民”。［245A］看起来，权力部门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说出了一般感觉。但那时有位作者［245B］则愤怒地称之为“危险和邪恶的毁灭性股票交易”。
犹太人在这里也是始作俑者吗？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股票交易的动力来自于保险界，从我们上面提及的1720年公告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众所周知，犹太人积极推动了汉堡海险行业的成长。［246］有关股票交易的影响所给出的其他一些证据只是间接证据。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法兰克福。我们手上第一条确定的线索可以追溯到1817年，涉及的城市是奥格斯堡。当时的一份记录记下了那一年2月14日法院对一桩票据案子的裁定。一项由于市场利率上升而导致信用工具价格上升因而要求强制实施差额支付的动议被驳回，理由就是这是一种危险的博弈。此案涉及的钱数是17630弗罗林，原始合同要求按巴伐利亚州彩票价值支付9万弗罗林。案子的原告名叫海曼（Heymann），被告是乌尔曼（H.E.Ullmann）！这是德国第一桩有证明文件的证券投机案。［247］
但是1817年是与前一年完全不同的年份，我个人认为，这一年是股票交易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说是新纪元呢？这一年有什么特征值得人们使用“现代”这个让人生畏的词来描述呢？
那时和现在对股票交易的评断，显示出股票交易在今天所拥有的地位与其一百年前的地位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一直到18世纪，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使用公共基金炒股也是让人侧目的事情。从18世纪流传至今的标准商业指南以及字典，不管是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还是德文版，都没有提到过股票交易（尤其是经济上的“落后”国家），或者就如波斯尔思韦特[4]所说，他们的确探讨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不屑一顾。今天那些小商贩、小店主或者小农场主关于股票交易的看法，就是18世纪的富裕商人所持的看法。1733年，下院讨论约翰·巴纳德爵士（Sir John Barnard）的议案时，所有发言者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谴责。十五年之后（half a generation），同样尖刻的用词也出现在波斯尔思韦特笔下，他说，“我们很恰当地称这些股票经纪人为江湖骗子”。他把股票买卖看成为由“公众的抱怨”（public grievance）演变的“对国家的侮辱”。［248］也难怪这一时期的立法要全面禁止这类买卖。
但是，对股票交易的厌恶依然在加深。这种厌恶与这类交易所寄身的讨厌的东西（一般而言指证券）相关联。当然，国家利益也与维护证券交易的人的利益相一致，所以统治者和证券交易商作为单独的一对站在一边，其他人站在另一边，剩下的就是那些沉迷于购买证券的人。事实上，人们视国债为政府应该感到羞耻的东西，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好人都认为增加国债是一件恶事，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之斗争。思想家和实践者在这个问题上组成了联合阵线。在商界，人们严肃讨论的问题是这笔公债如何才能还清，人们甚至提议说，政府应该拒绝对公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将公债抹掉。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就这样干了！［249］当时的理论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大卫·休谟就称公共借贷制度是“无可争议的破坏性……方案”，［250］亚当·斯密则认为是，“破坏性借债方案”，“在每个采用了这种方案的国家，这种破坏性永久息债法……已经逐渐式微”……“巨额债务的增积过程，在欧洲各大国几乎都一样；目前各个国家的国民都受此压迫，久而久之，说不定就要因此而破产”！［251］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一如既往地反映出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经济状况，我们无法辨别的事实是，在亚当·斯密的整个体系中，居然没有为证券研究或者股票交易及其业务研究留出合适的位置。
然而，大约在同一时间，一部专门探讨信贷及其好处以及股票交易及其重大意义的著作问世了，这本书或许可以称为公债和股票交易之“雅歌”；就像《国富论》回顾过去一样，这是一本展望未来的著作。这里我是说1771年出版，由约瑟夫·德·平托（Joseph de Pinto）执笔的《论信贷与流通》（Traité du crédit et de la circulation）。由于平托是一名葡萄牙犹太人，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引用他的说法。在他的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19世纪为公债辩护、为证券交易辩护、为公共基金投机辩护而提出的充分论据。如果说亚当·斯密在自己的体系中的说法还停顿在那个阶段的末期，即股票交易的萌芽阶段，平托或许已经携他的信贷理论，站在了现代史的发端。在这里，股票和证券投机已经成了经济活动的中心，股票交易所也成了实体经济的心脏。
尽管如此，公众的看法还是悄悄转了向，开始支持证券交易并认可了股票交易所的必要性。公众的看法随着股票交易的扩展而一步步开放，带有敌意的立法也被撤销，这样，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再次降临之时，股票交易所开始呈现巨大规模。
我们有一些正当的理由来讨论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的这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有什么实际的变化？相关的犹太人对这一全新状态的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这个阶段，股票交易所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做出多少调整，早在1688年，德·拉·维加就在自己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完整地论述了这套运作方式。而且，各地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由犹太人创立的各种附属业务。因此我发现［252］，由法兰克福的W.Z.韦特海默（W.Z.Wertheimer）（在德国）开办的保险行业以及船舶租赁业务的年租（Heuergeschäft）形式，犹太人都是鼻祖。
但是，附属行业的兴起并不是股票交易活动发展过程中的要点。我们要讨论的是交易额度之外延和内涵的增长。
从19世纪初期开始，市场上出现了证券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证券迅速出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不必赘述。但这种增长也反映出投机活动的扩展。大约在18世纪中期，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投机活动只能比作平静水面上波澜不惊的涟漪。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可靠的信息，是说1763年的时候，第一只私人债券在阿姆斯特丹上市发行。之前，投机只限于公共债券，“但是在最近的战争期间，市场上充斥着年金保险投资”。［253］即使这样，在那个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上也只有44种不同种类的证券。在这44种证券中，25种是国内债券，6种是德国信贷债券。18世纪结束时，国内债券的数量已经达到80种，德国信贷债券的数量是30种。［254］然后就是突然出现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拿破仑战败之后，这一上升趋势更为明显。从阿姆斯特丹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建立到1770年，交易的信贷债券总额达到了2亿5千万荷兰盾，在1808—1822年的十四年间，光是伦敦的一家债券公司就发行了2200万英镑的债券。所有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家在十年间就在市场上发行了如此大笔债券的伦敦公司的性质，在这里也无需指明。
由于提到了伦敦的这家公司及其四家子公司，我们就涉及了股票交易所交易活动的大幅度增长和犹太人对股票交易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因为在1800年和1850年间，在股票市场扩张的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依附家族也开始了扩张。我们这里提及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的影响肯定超过了这家公司的影响：因为这个姓代表的是犹太人整体对股票交易所的影响。借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犹太人才在政府证券市场上获得了权势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势地位。当时有种说法：即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如果没能与这家公司达成协议，或许他的财政部就要关门大吉了，这一点都不夸张。正如19世纪中叶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欧洲只有一股势力，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十几家银行都在他的名下，所有的商人和工匠都是他忠实的士卒，投机则是他手中的利剑”（A.威尔语）。海涅的妙语则阐明，这个家族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任何数字表格，这段妙语人们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征引了。[5]
这里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撰写罗斯柴尔德家族史，哪怕勾勒一个史纲的想法也没有。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个显赫家族的命运，他就可以找到大量的资料遂其所愿［255］。我想做的不过是指出一两个因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产生的现代股票交易的特征，目的就是清楚地表明，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股票交易所都打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就是犹太人的）印记。
我们能观察到的第一个特征是，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开始，股票市场日渐国际化。考虑到股票交易活动的大规模扩展，以及这种扩展需要大笔资金从人烟稠密地区向借贷中心流动，所以这一点是预料之中的。今天，股票市场的国际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确实觉得颇为惊奇。1808年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期间，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childs）承担了为驻西班牙英军筹款的工作，他的这个举动现在被认为是惊人的成就。事实上，这个举动为他后来左右金融界打下了基础。截至179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只是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企业，就在那一年，梅耶·阿姆斯洛的一个儿子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分支银行，1812年，他的另一个儿子又在巴黎开办了一家分支银行，第三个儿子于1816年在维也纳设立了银行，第四个儿子则于1820年在那不勒斯建立了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借贷就跟国内借贷无甚两样，由于眼见可以在国内拿到某一国货币支付的利息，所以，公众慢慢也习惯了将自己的资金投资于外国证券。19世纪初的一位作者描述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个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都可以在自己认为方便的任何地方，毫无困难地拿到自己的利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许多政府债券支付利息，巴黎的家族银行则为奥地利的商人、那不勒斯的统一公债、还有伦敦、那不勒斯和巴黎的盎格鲁-那不勒斯贷款支付红利”。［256］
因此，潜在投资人的圈子得以扩大。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注意到了可能借到手的每一分钱的重大意义，以此为目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股票交易所发行债券的机制。［257］
从当时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判断出，1820—182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奥地利债券，在公开借贷领域和股票交易行业中都是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这是第一次利用所有手段来创造对股票的需求，人们认为，对政府公债的投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如此。
自此之后，“创造需求”成了股票交易所的口号。通过系统的买入和卖出，“创造需求”就成了价格发生变化时的具体目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这项业务。［258］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事的就是法国人所谓的证券投机（agiotage），也是应该由大银行从事的全新的业务。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是采用了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人为影响市场的一些手段，不过他们把这些手段应用于一种新的目的——向公众发行全新的证券。
在此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时代——我们瞥见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活动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开始发挥独立作用。我指的是信贷业的出现。于是，银行家与股票交易所以及银行家与公众业已变化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