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的命运

第十四章　犹太民族的命运

如果有人想用一句话来说明犹太人在世界文明中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或许可以这样说，犹太人的意义要归因于北方种族中东方人的迁入，两个种族的文化发生了融合。关于古典世界的文明尤其是古希腊文明，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有类似的说法。还有人认为，主要起因于游荡到了南方环境中的北方民族与原住居民的融合——这是一个很棒的假设，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但关于犹太人的这个说法不是假设：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有大把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是犹太人（推进到北方的南方民族）与土生土长的北方部落融合的结果。犹太人奉献出了非凡的商业能力，而北方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奉献出了同样非凡的技术发明能力。

因此，我们思考犹太特性及其巨大影响的目的何在是很清楚的。无论犹太人是闪米特人，还是赫梯人或是其他种族，无论他们是“纯”种还是“混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迁入了一个气候和周遭民族都极为陌生之环境的东方民族，他们的大能在那里结出硕果。

他们是东方民族的一支，也就是说，这支民族的栖息地位于这个星球西方的阿特拉斯山脉[1]和东方的波斯湾之间，这个民族忍受着北非大沙漠、阿拉伯半岛和小亚细亚或三者边界之地炎热的气候；这个处于特殊环境并带有自己成熟特质的民族，自大约1.2万到1.6万年前的冰河时期以来，其特质从来没有改变。

整个这片地区（犹太人也来自这个地区）是一片广袤的沙漠，沙漠中零散分布着人类和牲畜可以居住的绿洲。众所周知，在较大的河谷中，即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出现了最早期的世界文明。比较而言，这三个地方都是小块肥沃之地，都是真正的沙漠绿洲，所以基本上都是绿洲文明。埃及的可耕地大约与今天的普鲁士萨克森省相当（根据《政治家年鉴》，大约为550万英亩）；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面积只大约是伦巴第平原（Plain of Lombardy）（根据同一权威资料，大约为4500平方英里）的一半；较小的是全部人口为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其土地面积或许不比巴登（大约为5000平方英里）大多少；因此，犹太王国南部的朱迪亚，即犹太人的家园，面积大约与安哈尔特公国（Duchies of Anhalt）、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和哥达（Gotha）加起来一般大（大约1600平方英里）。但这些绿洲，尤其是巴勒斯坦，本身就遭到了沙漠的破坏，朱迪亚尤其遭到大自然的恶劣对待。它的南端一直延伸到希伯伦（Hebron）和比尔谢巴[2]，直插进现代的沙漠荒原。

这些国家的农业是绿洲耕作农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本上是通过人工手段聚集土壤，而且，农民最大的目标是收集植物生长所必需的水。巴勒斯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巴勒斯坦，土地耕作取决于水的供给。干旱是农民最恐惧的天灾。每一年，他都战战兢兢生怕干旱的荒漠伸开双臂包围他的土地，每一年，他都要焦心这么多的忧虑和灾难。每时每刻，他都处于恐惧之中，害怕沙漠刮过来灼热的风或沙漠蝗虫。最重要的是，他害怕横穿荒漠的劫匪突然降临，杀人越货，有时候，如果劫匪突发奇想，还会将他们的全部财产占为己有。我们现在将这些沙漠之子称为贝都因人（Bedouins），绿洲定居者曾经也是这个游牧部族的一个部分。他们的劫掠加速了具有坚固城墙的要塞城市的出现，平原的居民可以在城里得到庇护。有时候，沙漠径直闯入了他们的家园，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怀有沙漠荒原的精神。

这个四处游荡的贝都因部族就是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他们一路杀人越货来到了迦南，并最终决定落脚于此，停止四处流走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但当地土著人会为他们做工——这是每个征服者的目标。耶和华这样许诺：“我领你进入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申命记》，6：10，11）

曾经，希伯来人在这个应许之地干了什么呢？他们建立了何种经济组织形式？当然，我们无法说出细节，［586］但有一两件事或许我们可以想象。正如我们所知，在征服了这么广袤的土地之后，他们中有影响力的强势人物便建立了一个封建社会。他们或者通过实物租金的方式，靠分包给税收官吏，或者依靠信用手法，占有了土地的部分出产物。不管怎样，多数希伯来人居住在城里，接受臣服的人们耕作土地所交的地租或利息。这些人或是“殖民者”或是“自由农”，或是东方对这个阶层使用的无论什么名称。某些征服者部落日渐贫困，落到了非自由农阶层，但他们是基本没有影响力的群体。落到这个地位的人是居住在西约旦（West Jordan）的那部分人，主要是犹大、西缅（Simeon）和利未（Levi）以及其他支派。在这个地区，唯有畜牧业具有可能性：“犹大的牙齿必因奶而白亮”。其他支派，比如流便支派（Reuben）和迦得支派（Gad），仍然处于半游牧状态，居住在朱迪亚东部饲养牛群，玛拿西半个支派则穿过约旦河，回到了河对岸。然而，所有支派都必定深深刻上了游牧精神。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将很难理解犹太宗教体系的兴起与发展。

我们不应忘记，体现了犹太宗教的犹太人的《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就是游牧民族的文献。他们那位能战胜所有伪神的上帝，是一位沙漠上的游牧之神。在有意识地重建耶和华崇拜的时期，以斯拉和尼希米一直保持着游牧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农业介入期。祭司法典（Priestly Code）“小心翼翼不提在迦南的定居生活……只提游荡于荒野大漠的生活，认真地想要被人视为荒漠法典”。［587］翻开史书或者先知书，荒漠唱诗，包括《诗篇》，处处都能发现对牧人生活的明喻和暗喻。偶尔你才能见到描述农夫“安坐在家门前那棵无花果树下”的场景。耶和华是位好牧者（《诗篇》，23），他将“像聚集草场中的羊群那样”召集以色列人的余部（《弥迦书》，2：12）。安息年[3]不就意味着你暂时停止农民的工作，成为旧式的以色列人吗？与大多数牧羊民族一样，以色列一直由不同部族组成，但以色列从未完全放弃分割成家族和部族。毫无疑问，迟至公元前5世纪，在游牧民中、具体在统治阶层甚至在大多数人民中，一定还存在一股很强的闯劲。不然怎么可能用一个游牧宗教控制他们这么长时间？

人们可能会问，是不是那段时间的游牧癖好偶然让人回想起了早期状态？或许之前几个世纪暂时休眠的旧有的流走本能，在巴比伦流亡的影响下再次苏醒了？很可能且更有甚者，自巴比伦流亡以来，犹太民族的盛衰自然会引发沉睡的沙漠游牧民族的情感。我尤其要强调这一点。因此，即使我倾向于假设，以色列人之子在迦南被征服后的五百年中，一直过着定居生活，但事情很清楚，世上一切力量似乎串通一气，不允许这种状况成为常态。（在如此炎热的国度）植物不能生根而无待把植物连根拔起。在整个选择或适应过程中，犹太人天生的“游牧性”或“撒哈拉性”（Saharaism）（如果我可以造词的话），一直保持着活力。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沙漠游牧民族。

这个结论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人们并不能不假思索地就认定这一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反犹小册子的作者们会粗暴地攻击这一结论，并从其不当中取利。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正确性，或者说，我们没有理由无视这种认识对犹太人特质进行的诠释。对付那些心怀偏见的文人所应该做的，就是审慎地分析问题，并对问题之重要意义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所做的都很幼稚且恶意歪曲。无怪乎有人怀着轻视和戏谑接受了犹太人一直是游牧民族这个观点。如果这些人能够证明这个结论不正确，那么更为切当。不过从未有人做过认真的尝试。推理步骤如下：古时候的巴勒斯坦有过农业实践；当时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因此犹太人就是农业生产者，乍看起来，这个推理有点弱。另外一点，游牧族这个术语并不暗含着谩骂或者羞辱。充其量只是反对其掠夺而已。但为什么所有的耻辱都要加诸一个在强悍的首领比如大卫王的领导下并靠劫掠为生的贝都因部落头上？比之非洲荒野里的黑人农业部落，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或是很少引人同情？当然，事情很明显，在我将“游牧族”这一术语应用于后来的犹太人历史的时候，我想让此术语承担的不是其在随后的时间里获得的第二含义，而是含有其原始力量的原初含义。

澄清了一些疑惑之后，现在我们来证明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性。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处于选择过程还是适应过程，以色列人都是一个沙漠游牧民族。

我们已经提到了巴比伦流亡在唤醒沉睡的游牧本能过程中的可能影响。实际上，如果说实话的话，我们对巴比伦流亡的含义，不管是去往巴比伦还是回家之路，都无法形成清晰的概念。似乎可能存在一个假设，即当时的犹太人仍然是游牧民或者半游牧民。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征服一个农业民族，反之，谁都知道如何对游牧部族进行强制“迁徙”。［588］而且，这一假设似乎也得到了巴比伦被掳故事的支持。“又将耶路撒冷的民众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在第二次巴比伦远征之后，“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列王纪下》，24：14和25：12）。《耶利米书》中的说法与此相同（《耶利米书》，39：10）。

不管是谁流亡，我们十分确定的是，农夫不在流亡人群之中。第二批流亡者被掳走之后的情况依然如故。《耶利米书》中某些段落增加了我之观点的可能性，即在地主被带往巴比伦之后，耕种土地的无自由农奴，成为独立农夫。假设这些人是希伯来人所征服的原始居民的后人，并不过分。因此，自巴比伦被囚时代以来，相比较于巴比伦流亡者（基本上是犹太贵族或者犹太精英），朱迪亚人的血管中流淌的犹太人血，恐怕要稀薄一些。这也是后来广泛流行的观点。即使是在朱迪亚，人们也承认，巴比伦犹太人才有最好的血统，一则古老的犹太说法有助于确定这个信念。“拿罗马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与朱迪亚犹太人的血统相比，就像用混合面与纯面粉相比，也只有朱迪亚的面团才能与巴比伦的面团相比较”。［589］拉比以西结（R.Ezekiel，220—299）为好人以斯拉辩解，因为他在返回巴勒斯坦的时候说，他带走的是家世不明的人家，留下的是没有混血之嫌的人（！）。［590］

于是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比伦流亡是犹太人选择其最佳生活环境的一个选择过程，犹太人从未赞成一种定居生活的经济，而是被迫唤醒了自己内在的游牧本能，并作为城镇居民即商人来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就没有农民。事实远非如此。《巴比伦塔木德》确实表示出，有些人致力于农业，但条件必须是在巴勒斯坦当前的那种条件，在巴勒斯坦，居住在城里的贵族要依赖于农民（非犹太人？）的农作生活。无论如何，这一情况给人一种典型事态的印象，但也不排除存在例外。我们难道没有在书中看到过一名古代拉比跟在铧犁后面的场景吗？然而，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放逐时期的普遍条件决不是例外。正相反，当时的情况很正常。在流亡之前，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自愿流散的方式定居在埃及了。毫无疑问，那些离开巴勒斯坦的人，正是那些古老的游牧本能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人，他们自愿流亡的本能召唤着他们向前，再向前。我们从未发现过这些来自朱迪亚或巴勒斯坦的浪迹天涯的犹太人，像其他移民做过的那样，建立农业垦殖园或任何独立定居点。但我们发现了什么呢？这些犹太定居者将自己分散到了世界各国所有有人居住的角落，尤其是有利于他们谋生的大城市。［591］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在赚够了钱衣食无忧之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就像今天的瑞士人、匈牙利人或意大利人移民所做的那样。唯一能把他们与家乡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宗教。能让他们踏上回乡之路的只有每年逾越节的朝圣之旅，使他们又成了真正的游牧民。

巴勒斯坦慢慢退出了犹太人的生活中心，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到了第二圣殿毁灭时期（公元70年），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朱迪亚的犹太人。或许，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这个国家即使在人口最为密集时期，也基本无法维持100万或150万人口（今天的居民人口最多65万）。至于朱迪亚，从来没有超过22.5万人，耶路撒冷不超过2.5万人。［592］从纪元时代开始，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数已经超过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据说，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700万或800万总人口中，犹太人占了100万人。［593］这种情况并不是埃及独有的现象。用约瑟福斯引用斯特拉博（Strabo）的话来说，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犹太人居住或犹太人不占突出地位（！）。斐洛给出了一份他那个时代住有犹太人的城市名单，并且补充说，他们不仅住在欧洲、亚洲和利比亚的很多城市，还居住在大陆和岛屿以及沿海和内陆。到了公元2世纪末期，我们也从《西卜林占语集》（Sibylline Oracle）中听到了同样的说法，［594］杰罗姆（Jerome）告诉我们，“从海洋到海洋，从不列颠到大西洋，从西方到南方，从北方到东方，在全世界”［595］到处都能看到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早期，很多犹太人居住在罗马，据说，从希律王造访恺撒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esars）一直到奥古斯都统治时代，罗马的犹太人不少于8000人。公元19年，“公开承认埃及和犹太仪节”的4000名战时的获释奴隶，被判处流放撒丁岛。［596］

这就足够了。不管有多少犹太人在前基督教时代流散在外，可以确定的是，在第二圣殿毁灭时期，以色列人已经分散到了全世界。［597］中世纪，蚂蚁搬家并没有消停，犹太人的流走仍在快速增长。这一点也可以确定。

犹太人朝哪个方向漂泊了呢？公元5世纪左右，巴比伦空了，一开始人走得比较慢，后来速度开始加快，犹太人逐渐迁移到了世界各地——阿拉伯半岛、印度以及欧洲。13世纪，从英国、法国和德国出来的移民人流，一部分来到了比利牛斯半岛，那里已经有了很多来自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人；还有一部分人来到了东欧各国，从8世纪开始，东欧各国就有了从拜占庭帝国横跨黑海而来的犹太居民。到中世纪末期，东方以外两个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一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个就是俄国和波兰。从这些国家重新开始的流走生涯，其过程我们已经做过描述。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接下来，在17世纪哥萨克屠杀犹太人之后，俄罗斯犹太人开始向世界各地分散。从俄国和波兰开始的这一移民过程一直是一个平稳的过程，但到了19世纪末期，移民潮出现了火山喷发式发展，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往新世界寻求避难。［598］

所以，这些人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浪迹世界的部族其命运以流走犹太人的传奇形式，如此动人地展现出来。［599］对自己处境的持续不安，使他们不可能考虑定居于某一个国家。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那样做的意愿。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犹太人在大流散时期的生活，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部分犹太人投身于农业，而且是在那些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没有设置任何困难的国家。或许16世纪的波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那里犹太人似乎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波兰，他们也显示出了对城市生活的偏好。因为在这个时期，在波兰的城市里，如果有500名基督教商人，就有3200名犹太商人。［600］

因此他们成了城市居民——不管是自愿还是环境的压力使然，都不重要——他们依然是城市居民。今天，全世界有一多半犹太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里。在德国，大约有43.6%的犹太人（1900年）是这种情况，在意大利、瑞士、荷兰和丹麦，大约4/5的犹太人住在城里，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则全部住在城里。

现代城市不过是一个大沙漠而已，但远不如沙漠那样炎热，只是像沙漠一样迫使其居民成了游牧民。因此，当选择原理只是趋于强化游牧本能时，积压在犹太人心中几个世纪之久的古老的游牧本能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被唤醒。很清楚，不是喜欢农民安稳的定居生活的犹太人，而是那些游牧本能强的犹太人，更可能存在下去。

这个在荒野中不是流走了四十年而是流走了四千年的不安分的热血民族，最后来到了迦南，来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不再颠沛，休养生息——犹太人匆匆忙忙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最后来到北方国家，与那儿的民族相遇，北方民族居住在北国的土地上，闻着泥土的芳香；他们不同于犹太人，就像阿登马迥异于阿拉伯战马那样。

很快，北欧、中欧和东欧的各民族是否被称为雅利安人或其他什么人，已经不太重要。诚然，最新的研究搞清了其中的多数人确实是雅利安人。［601］但是称谓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来自寒冷的北国，也从来没能让自己适应南国的温暖土地。［602］因此认为他们是雅利安人是一个误解。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应该将黑肤印度人也包括进来，尽管除了语言之外，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与他们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但在其他方面，他们有自己的特征。看看这些人今天的样子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特征，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特点，我们可以用一个与沙漠相对的词，即森林。森林和沙漠确实是能概括不同国家及其居民之间差异的两个相对的词。森林是北方的森林——有着淙淙小溪，在林中，薄雾轻绕着树干，蟾蜍栖身在“潮湿的青苔和沥漉的石头上”，冬季，淡淡的阳光在雾凇中闪烁，夏天，百鸟的歌声唱响林间。无可否认，这里也有类似黎巴嫩高地的树林，就像今天意大利南部的树林一样。但那些踏足南方森林的人，不会马上感受到它与北方森林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也不会马上认识到，“意大利的森林给我们的所思所感与阿尔卑斯森林和波罗的海沿岸森林给我们的迥异。意大利南部森林，一派和谐美景，林中洋溢着难以言喻的清光，在萧萧的风中，柔韧而又强健的树木指向天际，恰似一坡圣林”（赫恩）。但是，我们的北方森林——它的魅力和神秘让我们对它又爱又怕。它是沙漠和森林、沙土和沼泽——由于长期湿润的气候而形成的巨大差异，才为人类的活动创造出不同的环境。因此，在一种情况下，海市蜃楼（Fata Morgana）是一种自然象征，在另一种情况下，不过是云雾造成的幻景。

在古时候，北方气候的特征甚至比今天更为显著。罗马人把日耳曼尼亚描绘成铅灰色的天空下，遍布沼泽和密林的蛮荒之地，为雾霭和潮湿的空气所笼罩，那里冬季漫长且多狂风暴雨。数千年来，那里的人们（我们的祖先）栖身于潮湿的树林、沼泽和迷雾中，经受着严寒雨雪的侵扰。他们砍伐树木，平整住地，搭起棚屋，用斧头和铧犁在一片荒野中为自己换取所得。从最开始，他们似乎就已经扎根于土地；从最开始，农耕似乎就已经出现。然而，就算我们力图把这些北方民族想象为“游牧族”，他们也与贝都因部族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认为，与沙漠绿洲中的农民相比较，他们更依赖于温暖的家庭生活。北方人即使是以专门养牛为生，也是定居者；贝都因人虽然也耕田犁地，却一直都是游牧人。

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热带国家的人相比较，北方国家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即使他只是森林间跑动的猎人，或者是在密林中为自己的羊群开辟通路的羊倌，他们都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冒着被人嘲弄为现代神秘主义的风险，我也要说，在大自然与最平凡的人之间，也有一种南方人所不知道的亲密的友爱关系。在南方，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只是将大自然看成是创造文明的一种工具。即使在他靠土地吃饭的时候，他也对大自然非常陌生。在南方，没有乡村生活，没有与大自然共存这种说法，对一草一木、荒地和草场以及野生动物和自由的小鸟没有一丝牵挂。

我们并不清楚，变化多端的环境是否一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是否一定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人类？假设犹太人的特质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是几千年流走于荒野造成的影响或者是几千年流走于荒野打上的独特印记，这么说是不是太过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我要在下文力图对此作出证明，我还是必须承认，我们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根本不足以揭示环境是如何影响到人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特质，并因此而影响到他的心理倾向。实际上，圣胡安的胡安·瓦尔德（Juan Huarte de San Juan）已经提出了心理倾向这一研究方向。上文我已经提到过瓦尔德，他是16世纪西班牙的一位睿智的老医师，他在《论适合于各种学艺的才能》（Examen de ingenios）那本杰作中，做了一个严肃的尝试（这个方面的第一次尝试），他用犹太民族的盛衰来对犹太人特质进行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在我看来，这位睿智的思想家的思想（采用当时确实了不起的方式对人类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可取，而不应当被埋没。我在这里作一提纲挈领的介绍。［603］

胡安·瓦尔德提到了有助于塑造犹太人特质的四个原因：（1）炎热的气候。（2）贫瘠的土地。（3）四十年荒野流走中，这个民族的特殊食物：他们依靠吗哪[4]过活；喝的是绝对纯净的饮水，呼吸的是难得的空气。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的那样）出生的孩子都是才智出众的人（hombre de muy agudo ingenio）。（4）“以色列人之子进入应许之地之后，面对着如此之多的困难，比如物质匮乏、劫掠以及各种各样的征服和磨难，这种痛苦又为他们的智识天赋添加了一种热烈且不事矫饰的气质……持续的忧郁和无尽的苦难导致血液集中于大脑、肝脏和心脏，因此而产生了一个血液消耗和燃烧的过程……从而分泌出大量炙热的黑色胆汁（melancolia por adustion）。几乎所有犹太人现在仍然具有这一切，因而他们……精明，狡黠、多变、坏心眼（solercia，astucia，versacia，malicia）”。然后作者继续回答反驳意见，即自犹太人以吗哪为食以来的三千年中，他们或许已经丧失了他们那时获得的特征，作者认为，曾经确定的特性一旦形成体系，就会成为第二天性，并遗传许多代。然而，他也愿意承认，犹太人的睿智或许已经不如以往。

我不能再带着读者深入这位马德里医生的分析了。再往下除了未予证明的理论我们不会有任何发现。因此，我们仍然停留在以上范围，满足于留意犹太人的心理素质与犹太民族盛衰这二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犹太人最突出的属性（还包含有其他特性）是他们的智识。回溯到犹太人历史的最初时期，回想起他们在平静的水边照看着自己的羊群的日子，我们就知道犹太人从来没有从事过艰苦的劳作，那么，这个问题就容易解释了。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之时，落到他们头上的诅咒，即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诅咒，任何时候对犹太人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如果我们紧扣这些话的字面意义并排除心理烦恼和焦虑的话。牧羊人的生活要求细心、要求联合和组织，后来犹太人接受的所有职业（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都无关紧要）虽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但很少需要体力劳作。我们多数人的家族史有两三代人不是种田的农夫就是匠人或者纺织工人。但犹太人不是这样。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农民或匠人，也从来没有制作过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思想者——脑力工作者。因此，我们唯一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定发展出了某种天赋和能力。考虑到犹太人的生活模式，我们必然能从中推导出超常的智识。

但不仅如此：犹太人的特殊智识与沙漠或者砾石滩具有相关性。犹太人很理性，喜欢抽象概念。我们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沙漠与森林以及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异。那些炎热干旱国家清晰的大地景观，灿烂的阳光和阳光下浓重的阴影，星空璀璨的夜晚和矮小的植被——所有这些难道不能用一个抽象词汇来概括吗？与此相对立的当然是那些具体的东西，比如北方的万事万物。在北方，水流丰沛，大地的景观丰富多样，大自然拥有繁茂的森林和田野，土地散发着自己的芳香。天文学和计算技巧初次在这片曾经拥有璀璨夜空的热土出现，并在那些在放牧生涯中学会数数的民族中发展起来，这出自偶然吗？我们能把发明了楔形文字的苏美尔人视为北方民族吗？［604］或者说另一方面，我们能想象在雾蒙蒙土地上犁地的北方农民，或者在森林中追逐麋鹿的猎人，他们能够构想出抽象的数的概念吗？

所以我们要用理性思维来寻找原因。这也让我们进入了南方的世界，这是一个只有人造植被，从来没有自然植被的世界，贝都因人生命中永恒的不安全感主导着这个世界。反之，传统则与北方农夫的舒适、安全以及和平的生活相关联，与其朦胧而神秘的周遭相关联。与身处南方死寂的自然相比，身处北方绚烂大自然的人，应该更能发展出对生命和成长的欣赏，至少是更为自由的发展，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些被剥夺了丰盛物产的地方，比如沙漠和城镇，在剥夺了一块块丰饶的土地之后，毁掉了人类与万物交融的感觉，也破坏了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纽带，使人失去了对有机自然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城市提高了他们的智力，使他具有了探索、辨识以及组织和安排的能力。经常变动是游牧民族的本质；不得不经常变动则是犹太民族的宿命——要时刻留意新的可能性、新的目标以及事物的全新组合，一句话，总要按照看得见的目标来安排生活。

犹太人具有适应性和流动性。如果游牧民要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适应能力和流动能力是他必须具有的主要素质。定居的农民用不着犹太人的这些长处。“沙漠生活法则决定了人与财产的最大流动性。骆驼和骏马必须能把游牧民及其所有物资从一个驻地迅速运往另一个驻地，因为他的必需品储备不多，很快就能用完，此外，他还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躲避敌人的攻击……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流动性也是衡量部落头领组织能力的一个尺度”。［605］（土地耕作者则不需要这个。）“与牧民的长矛、箭以及骏马相比，铧犁和牛就是懈怠的物件了。”［606］与城镇相比较，乡村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回到犹太历史，观察他们从穿越约旦开始直到今天，城镇如何引发了他们的高度流动性。

我们一直在对游牧民和垦殖者进行对比，之所以进行对比，是因为这样做一方面是决意要达到某一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享受研究工作的乐趣。就犹太人而言，数千年的流走生活只是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游牧民族的德性。在他们的整个旅程中，应许之地总在他们前面；应许之地总是他们要达到的地方，获得的地方，盼望的地方，但迁徙本身并不会带来快乐。当下越是无望，未来就能拥有更多的赐福。过去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泡影，现实的一切都不令人满意，所有的行动都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行动的结果——成功，看得见的目标——才有价值。在这一连串的倾向中，强调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借贷为目的的资金使用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因。犹太人对行动结果的重视，可能与资本主义事业具有因果关系。

为了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同样也是为了流动，人们必须要有更为强健的体力和超强的智力。犹太人的始祖肯定体力超强，智慧过人，寄居于北方民族中的犹太人与其祖先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显而易见，与北方民族的交往完善了犹太人固有的力量。人们只需比较北国犹太人与南国犹太人的成就，就能明白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不仅使一个民族拥有了更为强健的体魄和高度的智力，也使南方原住民的情况与此趋同。

由于两个民族的精神不同，所以各自的外表也有不同。水、林木以及芬芳的土地，都有各自的童话和神话以及自己的歌唱；沙漠和绿洲也是这样。跟踪这一枝节问题可能让人感到愉快，不过这里也只是提请大家的注意这一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探讨与不同民族相关联的不同的经济体制。

本质上，经济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游牧生活与农耕生活的差别以及撒哈拉性（Saharaism）和田园性（Sylvanism）的差别。从砍伐后的树林、排干的沼泽和犁过的土地上，出现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封建采邑制度。封建采邑制度依托于这种观念：生产只是为了消费，每个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每个社会中的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农民的私有财产（与其邻居的财产严格区分开来）凸显了每个人活动范围有限的思想，也凸显了“用财产取悦召唤他的神”的思想；因此农民一直以传统方式生活和劳作。

从无边无际的沙原和放牧产生了一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沙原和放牧并没有限制每个人的经济活动，但限制了拥有无限前景的饲养人（牧羊人），在这里，明天或许会毁掉今天的工作，但也许在几年之内，畜群可以增加十倍。绵羊和母牛繁殖很快，但也会因饥饿或疾病而很快大批死亡。因此，我们只有在牧羊人的愿望中，而不是在农夫那里，才会发现获利想法早已扎根，无限生产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只有在牧羊人的愿望中，经济活动中的抽象的商品数量概念才会占据主导地位，不管商品是否适用或足敷使用。也只有在牧羊人那里，计数是一个基本需要。此外，正如我们所见，与游牧生活密不可分的理性主义，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因此，我们说“游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并不过分。资本主义与犹太教的关系，从而愈见清晰。

这样，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沙漠和流走影响了犹太人的特质，却不是铸就犹太人精神的唯一力量。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尽管不如沙漠和流走那么有效，却是犹太精神形成的补充力量。

第一个因素是货币，犹太人是货币的护卫者。货币虽然在他们的秉性上打上了烙印，但同时也与他们的本性相契合。因为在货币身上，构成犹太精神的两大要素——沙漠与流走，也就是撒哈拉性和游牧性，统一在一起了。货币不像犹太人生于斯的土地那样具体实在；货币类似于畜群，也是一堆一堆，一块一块；货币是可以移动的，不像花儿和树木要扎根于肥沃的土地。犹太人对货币持续的关心，把犹太人在自然生活观上的质的概念，转向抽象的数的概念。犹太人领悟了货币中隐藏的全部秘密，也发现了货币的魔力。他们成了货币的主人，并通过货币，成为世界的主人——就像我在本书第一章试图描述的那样。

他们走上了寻求货币之路？或者说，从一开始他们被迫走上了寻求货币之路，然后逐渐习惯了外邦人身份？两种解释似乎都有很多支持证据。

起初，似乎有大量的货币自然地流入了他们的腰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贵金属流入了他们的腰包（后来这些贵金属变成了铸币）。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指出过，在列王时代，巴勒斯坦一定积聚了大量的黄金白银。我们已经知道，大卫王在掠夺式远征中带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更别提他收到的黄金白银贡品了。“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撒母耳记下》，8：10-12）。

我们也读到过很多在制作帐幕和建筑圣殿中使用黄金和白银的故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历代志下》，1：15）一点都不夸张——如果我们还记得关于这个事情的统计信息，这种说法确实不夸张。所罗门王的船航行去了俄斐，一定开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加利福尼亚。无怪乎先知以赛亚悲叹道：“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以赛亚书》，2：7）。

这么大一笔贵金属后来怎样了呢？塔木德学者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笔金银自始至终存在于以色列。“这是拉比亚历山德莱（Alexandrai）教导我们的事情。有三样事物回到了它所来的地方：以色列人、埃及的金钱（参见：《出埃及记》，12：35）以及约柜（《列王纪上》，14：25）”。［607］当然，我们很难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话虽如此，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以色列确实积累了巨量的贵金属。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从世界各地获得的货币又使贵金属有了增长。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流向巴勒斯坦的财宝，其中，部分是缴给圣殿的殿税，部分是虔诚朝圣者的贡品。西塞罗（《为弗拉库斯辩护》，Pro Flacco，c.28）痛惜每年从意大利和各个地方将大笔金钱带往耶路撒冷。正如几件有意思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这两个渠道一定带来了不小的收益。比如说，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没收了800塔兰特[5]的圣殿税，并将它们存放于科斯岛。西塞罗记载了弗拉库斯（Flaccus）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掠夺了小亚细亚四座城市（阿帕米亚、老底嘉、别加摩、亚大米田）中犹太人寄的钱，从第一个城市得到的战利品，就有100磅黄金。接下来是朝圣者！他们的人数一定非常大，尽管这个数目并非约瑟福斯报告的270万，尽管耶路撒冷并没有380间犹太会堂为造访者提供便利。然而，耶路撒冷城确实像一个从四面八方结队而来的朝圣者往里注入货币的金库，很多人因此成为富人，因此才能从事有息贷款。或许我们可以以祭司为例，我们听说，他们通常都能得到大笔遗产，因此很愿意做点放贷生意。［608］

下一个重要问题是，犹太人本身是否发现了货币的秘密力量，是否就是他们建立了货币放贷机制，或者说，他们是否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到了放贷手段。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货币在巴比伦自由流通先于犹太人的到来，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货币借贷发展程度的有价值细节材料。或许，犹太人货币活动的种子萌芽于他们的巴比伦兄弟。是否是这些亲戚率先种植了这种黄金果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后来的事件迫使犹太人不得不从事货币借贷，并因此让他们成为这一行的专家。他们不断流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以一种轻便的方式持有自己的财富，还能有什么比金钱和珠宝更适合携带呢？在他流离失所、被人扔到大街上时，唯有金钱才是他的伙伴，在他遭受暴君的重压时，唯有金钱才是他的保护人。既然仅凭金钱的帮助，他们就能征服世间的强者，因此他们学会了热爱金钱。金钱成为他们（所有人）借以行使自己所没有的权力的手段，如果他们本身不强大的话。凭借着牵连千家万户的货币借贷，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可以像小人国的人对付格列佛那样，将封建巨人捆绑起来。

对于犹太人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因素，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了。现在我想讨论另一个因素，有的人认为这个因素更重要。我这里指的是隔都。

毫无疑问，隔都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成了受人鄙视的贱民。即使在今天，大部分居住在隔都的犹太人，属于社会的下等阶层，相信他们自己的同胞也这样认为。在犹太人历史上的某一时期，从西葡犹太人对待德国犹太人的态度中，你就能切实感受到隔都的犹太人与那些走出去的兄弟之间的区别。西班牙犹太人对德国犹太人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乞丐。18世纪中叶（两部分人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一名德国犹太人在写给葡萄牙同教派人士的一封信中，［609］对此语带讽刺：“先生，我知道除了宗教仪式之外，葡萄牙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毫无共同之处，就社会生活而言，他们的教养和行为方式也完全不同。我也知道，两者的亲缘关系具有悠久的传统，高卢的维钦托利（Vercingentorix）以及德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与希律王岳父大人的亲属关系，比之你与以法莲之子（Son of Ephraim）的亲属关系，要近得多”。西班牙犹太人平托（Pinto）在回应伏尔泰对全体犹太人的攻击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腔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610］平托非常担心西班牙犹太人不会与德国犹太人同舟共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说：“伦敦的犹太人与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就像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与中国人没有相似之处一样。波尔多的葡萄牙犹太人与梅斯的德国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伏尔泰不能无视西葡犹太人不与其他犹太人交往（不管是婚姻还是其他）是因为心存顾虑”。平托继续说道，如果荷兰或者英国的西葡犹太人打算迎娶一位德国犹太女孩为妻，他的亲戚都会跟他断绝关系，甚至不会让他葬在家族墓地。

我们在实际表述中经常发现这种对立，尤其是在西葡犹太人那里，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是犹太贵族，他们唯恐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他们东边国家的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在1761年，波尔多的葡裔犹太人（或称马兰诺）得以通过了一纸命令，大意是，在14天之内，所有外来犹太人都必须离开这座城市。平托和佩雷拉就是这一事件的推动者，他们尽一切力量让自己摆脱这批“流浪者”（vagabonds）——来自德国和法国与他们同一宗教的人。［611］在汉堡，西葡犹太人占据了优于德国犹太人的官方地位，德国犹太人不得不向前者保证，自己不会从事名声不好的商业行为。

我们可以从西葡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中，找到二者相互憎恶的原因，尤其是前者憎恶后者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憎恶由于西葡犹太人明显的贵族意识而得以强化，西葡犹太人认为自己的出身比德国犹太人更为高贵，血统更为纯正，只要他们生活在比利牛斯半岛，他们的家庭荣耀就一直鼓舞着他们从事高尚的行为，因此可以防范所有卑劣事物。［612］

我们在这里可能触及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评价隔都对犹太人生活之影响的真实价值。或许西葡犹太人秉持的“位高则任重”的概念——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具有最高尚的美德——可以解释他们不喜欢隔都的理由，因此无需视之为隔都生活的结果。换句话说，部分犹太人在隔都生活，可能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倾向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会继续待在隔都，而另一部分人很快就离开隔都。不过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信息对此作出判断。我们也不能毫不踌躇地断言（虽然更像是表明了这一点），西葡犹太人体现出了犹太人社会选择过程的结果。如果我们说，他们兴衰变迁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他们天性上的差异，也不为过。不过，这些差异其实也不可以过分强调。他们的犹太人特质受这些差异的影响并不大。不管是西葡犹太人还是德国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在德国犹太人身上，隔都的生活确实让他们养成了一些习惯，一些始终存在于隔都犹太人身上的某种习性，并常常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具有低等社会阶层一般意义上的习性，但这些具有特殊气质的犹太人，则有一些古怪的特征，比如骗人、冒失、缺乏自尊以及刻板等等。在犹太人征服封建经济堡垒过程中，这些特质一定发挥了某种作用；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过了。

但这只是一些纯外部因素，不必夸大。在犹太人的社会交往中，这些外部因素只是对某个人而言具有某种重要性，但我们怀疑，在考察犹太人的经济成就时，是否应该固执于这些因素。毫无疑问，仅凭这些习性，犹太人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隔都生活的另一方面更具重要意义。我这里指的是，隔都生活产生的影响使得犹太人的内在特质更为明显，更具有偏向性。正如我们已经评论的，如果这些特质源自于犹太人安居乐业的需要，很显然，隔都只是强化了这些特征。但这些特质已经存在，已经是犹太人的固有特质了。

隔都因为凸显并强调导致稳定的犹太人特质——即宗教和纯正血统——的双重力量，因而在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同的效应。

一个民族的宗教当然是这个民族灵魂的表现形式：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秉持的观点。但即便这样，类似犹太教这种注重形式的宗教，一定会反过来对其信徒产生强烈的影响，尤其是会统一他们的生活并使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我们已经思考过了这种宗教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在这里我只是提醒一下读者这一宗教的合理化趋势。

宗教与生命的心理方面的情况非常类似，犹太人实施了近千年[6]的近亲婚配也得到了强化。

我刚刚谈到了犹太人近亲婚配与宗教很近似。人们或许会进一步说，这是宗教思想与选择思想的直接后果。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其中，阿尔弗雷德·诺齐格（Alfred Nossig）的研究可能是最好的证明。他写道：“自然选择观让人惊讶的生物学结果，就是犹太人的存在，以及他们仍然没有减弱的生殖能力。摩西‘一个永恒民族’之概念，似乎已经自我实现了”。［613］饮食与婚姻条律都是对种族延续的有效保护。“当然，这些最宝贵的伦理宝藏可以规避与那些不留意建设自己的民族通婚所带来的危害。禁止异族通婚的结果，就是种族文化至上论——遗传——还保持着其原始的力量，我们提到过的优势，不仅依然保持，而且一代一代增强”。“因此，近亲通婚使得犹太人的遗传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已经很难通过异族通婚来消除这些特征。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与其他所有器官功能一样，遗传强度通过不断的实践而日渐强化”。［614］

宗教与近亲通婚是束缚犹太人并让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铁箍。假如这两个铁箍松散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并没有给自己安排回答这样一个难题的任务。因为只要我们发现，犹太人还在对经济生活发挥自己的特殊影响力——他们仍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铁箍仍然很紧。我在这里只打算紧扣本书主题：即讨论犹太人的影响——对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和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并揭示使这种影响得以发生的犹太精神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