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作为理财专家的犹太人

Ⅱ.作为理财专家的犹太人

许多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在犹太历史的各个时期，关于犹太人善于理财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料。因此，我不必过于细致地探讨这一问题。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大概就足够了。

我们发现，早在中世纪，各个地方的税务、盐矿和皇家领地，都由犹太人承揽打理。犹太人担任皇家司库和放债人，当然，这种情况在伊比利亚半岛最为常见。在伊比利亚半岛，皇家从一群富有的犹太人中选择了阿尔莫夏里菲（Almoxarife）和伦戴罗斯（Rendeiros），但由于我们在这里并不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所以我不会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我会为读者开列出有关这一主题的一般文献。［128］

不过，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正是在现代，当国家最初建立起来时，犹太人作为王公们的理财专家，其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拿荷兰来说，虽然官方阻止犹太人担任皇家雇员，但他们很快就拥有了权势。我们可以想想威廉三世最信任的摩西·马哈多；大使世家的（舍嫩伯格的领主）贝尔蒙特；以及1688年借给威廉三世200万荷兰盾的富有的苏阿索（Suaso）等人。［129］

因为17—18世纪的荷兰是一个金库，欧洲所有缺钱的王公都从里面捞钱，荷兰犹太人金融寡头（haute finance）觉得自己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荷兰国界。像平托、德尔蒙特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弗兰西斯·迈尔斯等人，事实上被视为那一时期北欧最顶尖的财政专家。［130］

再者，那个时期的英国财政也大部分由犹太人掌管。［131］长期议会的货币需求给富有的犹太人定居英国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远在他们为克伦威尔接纳之前，富有的秘密犹太人，尤其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就经由阿姆斯特丹移民到这里：1643年，出现了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他们的聚集点是葡萄牙驻伦敦大使安东尼奥·索萨的寓所。索萨本人就是一名马兰诺。这些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安东尼·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他也是一位了不得的财政专家，还是一位军需承包商。正是他为克伦威尔政府提供了资金。在后来的斯图亚特时期，尤其是在查理二世治下，小型殖民地进一步增加。在查理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布拉甘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的随从中，有很多富有的犹太人，其中有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人银行家达席尔瓦兄弟，他们受托转呈和管理王后嫁妆。［132］他们因为同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到门德斯和达科斯塔斯，所以家族姓氏也统一改称门德斯·达科斯塔。

大约在同一时期，阿什肯纳齐（德国）犹太人开始抵达这个国家。总的来说，这些犹太人的财富不敌他们的西葡犹太人（Sephardi）同胞，不过，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大资本家，如便雅悯·列维。

在威廉三世治下，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人数进一步增加。宫廷与富有的犹太商人的联系也进一步增强。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所罗门·梅迪纳爵士，作为御用银行家跟随国王从荷兰来投奔另一个豪门苏阿索家族。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最出色的银行家是梅纳塞·洛佩斯（Menasseh Lopez），到南海泡沫破灭时，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了该国最大的金融势力。他们没有染指灾难之前的疯狂投机活动，保证了他们的财富未受损失。因此，当政府依据土地税发债的时候，犹太人接手了四分之一债款。在这一关键时期，最显赫的家族是吉迪恩家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辛普森·吉迪恩（1699—1762），他是“政府信赖的顾问”，沃尔波尔的朋友，“国家信用的支柱”。1745年，也就是大恐慌那年，辛普森筹款170万镑用以贴补政府。到他去世时，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弗兰西斯和约瑟夫·萨尔瓦多名下的公司，他一直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到19世纪初，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继起成为金融界领袖。

法国也有同样的故事。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及整个路易十五时代权倾一时的塞缪尔·贝尔纳，可以作为众多事例中的一例。我们发现，路易十四在皇家花园中与这个富有的犹太人一起漫步，在一位愤世嫉俗的作家看来，［133］“他之于国家的唯一优点就是像绳子之于上吊的人一样”。他资助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帮助过法国的波兰王位候选人；在所有经济问题上给摄政王出谋划策。德·当若侯爵在一封信中［134］毫不虚言地称他是“当代欧洲最大的银行家”。在法国，犹太人在南海泡沫破灭后也全面参与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整合。［135］不过，直到19世纪犹太人才真正在法国金融界赢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埃尔芬家族、富尔德家族、塞夫贝尔家族、杜邦家族、戈德肖家族、达朗贝尔家族、佩雷尔家族等。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犹太人在理财方面比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显赫家族还要活跃，但那时因为严厉的排犹使得犹太人成了秘密犹太人，因此，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宫廷犹太人”这一聪明的发明使我们比较容易追踪犹太人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影响。虽然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在本国定居，不过，王公和君主在宫廷内安置了一定数量的“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根据格雷茨的说法，［136］宫廷犹太人的身份是德皇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引入的，尽管如此，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宫廷犹太人，毫无疑问，每个州的财政都要依靠这些人。

一些实例可以为证。我们在17世纪的帝国宫廷发现了格尔茨的约瑟夫·平克赫尔勒、格拉迪斯卡的摩西和雅各·马尔伯格、的里雅斯特的文图拉·帕伦特、布拉格的雅各·巴塞维·巴彻巴·施米勒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雅各·巴塞维·巴彻巴·施米勒斯，由于忠心服务而被费迪南皇帝冠以冯·特鲁伯格（Bassevi of Treuenberg）封号，成为贵族。在利奥波德一世治下，我们发现了尊贵的奥本海默家族，有关这个家族，施塔茨坎茨勒·路德维希写了下面这段话。［138］在谈到犹太人是重要事件的决定者时，他继续写道：“1690年，犹太人奥本海默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商人和银行家中都颇为知名。”在利奥波德治下，同样著名的还有宫廷筹粮官沃尔夫·施莱辛格，他与勒威尔·辛茨海姆一起，为国家不止一次筹集大额贷款。玛丽亚·特蕾莎也用过施莱辛格，尤其是韦特海默、阿恩施坦纳、埃斯凯勒斯等人的服务。的确，一个多世纪以来，维也纳的宫廷银行家一直都是犹太人。［139］我们可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反犹骚乱这一事实来衡量犹太人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当时的地方当局认为，为了贷款需求而要求帝国办公厅（imperial office）对事件进行干预并保护犹太人是明智的，因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与维也纳犹太同胞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140］

较小的德国宫廷的情况也差不多。“宫廷之间一个赛一个奢华，各宫廷的需求持续增加，由于交流不畅，在商业中心设立训练有素的贸易代理机构成了当务之急。”据此，梅克伦堡公爵在汉堡设立了代理处。1700年，摩西·埃尔克汉斯担任了维尔茨堡的主教约翰·菲利普在法兰克福的代表。这一活动为犹太人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夫人小姐提供珠宝的交易商以及为宫廷总管提供粮食和为御厨提供美食的犹太人，也愿意去洽谈贷款。［141］法兰克福和汉堡居住了大量犹太人，因此也就有很多间接为执政的王公服务的财务代理人。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人，我们还可以提到葡萄牙犹太人丹尼尔·阿本苏尔，他于1711年卒于汉堡。丹尼尔是波兰国王驻汉堡的公使，波兰国王受他之惠弄到很多贷款。［142］因为宫廷通过这些代表借钱，代表们在宫中常来常往，因此成了“宫廷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在1694年成了萨克森选帝侯，他有许多代理人：汉诺威是莱夫曼·贝伦茨，汉堡是J.迈耶尔，哈尔伯施塔特是贝伦德·雷曼（他出钱资助了波兰国王的选举），等等。［143］再者，在汉诺威，贝伦德家族是宫廷首席承办人和财务代理人。莫德尔家族、弗伦克尔家族和纳坦家族同样为安斯巴赫公国效力。在普法尔茨，我们无意中发现，莱姆勒·莫伊塞斯（Lemle Moyses）[1]和米歇尔·迈在1719年替选帝侯偿还了欠德皇的250万荷兰盾的债务，［145］最后，拜罗伊特侯爵的封地也包括拜尔斯多夫（Baiersdorf）。［146］

或许我们更清楚的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约阿希姆二世治下的宫廷犹太人利奥波德，弗里德里希三世治下的贡珀茨和约斯特·利伯曼，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治下的法伊特，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埃弗拉伊姆、摩西·以撒、丹尼尔·伊齐格。在所有这些宫廷犹太人中，最为著名的是聚斯—奥本海默，此人可以作为宫廷犹太人的典型。他当时在维滕堡的卡尔·亚历山大宫中效力。［147］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18世纪，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犹太人作为财务专家发挥的巨大作用。海姆·所罗门［148］的贡献与佐治亚州的米尼斯和柯亨可谓旗鼓相当，［149］但这些人中最杰出的要数罗伯特·莫里斯，他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卓越的财务专家。［150］

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几个世纪（尤其是现代国家成长中两个如此重要的世纪，17—18世纪）以来，犹太人以其个人金钱支持统治者，在随后的那个世纪（甚至就在我们提到的17—18世纪），公共信贷体系渐渐形成了新的形式。这使得大资本家越来越从其主导地位退居幕后，越来越多的各色特许放款人取代了其地位。现代短期贷款方式的演变，使公共信贷“大众化”了，结果，宫廷犹太人成了多余之人。但犹太人本身在帮助这一全新借款制度的成长方面并非可有可无。他们促成了消除自己财务专家的垄断地位。这样，他们比以往更大程度地参与了建立当下这个伟大国家的工作。

公共信贷体制的转化只是遍及整个经济生活的更剧烈变化的一个部分。犹太人在这个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来全面考察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