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体育片概述
在中国电影史上，体育片的创作虽然谈不上佳作迭出，但也贯穿了整个电影创作的历程。相比之下，我们对体育片的关注就显得远远不够，在电影史的编撰及电影导演综述、电影创作现象研究中，较少涉及体育片。其实，要全面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全面把握中国电影的创作现象，就不能忽略体育片这一重要的电影类型。
中国最早的体育片大概要算1934年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这是一部关乎信心、勇气、荣誉、奋斗的影片，虽然导演也试图在影片中表达体育强国的思想，可相对于女主角的体育成长之路及在此过程中对人生的理解而言，这个主题显得过于外在和空洞。
《体育皇后》的题记写着：“献给为体育真精神而努力的战士们。”影片所倡导和张扬的正是这种“体育真精神”。林缨初到上海时，面对上海的贫富两极分化，感慨说：“中国不强，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太弱。”云鹏也说：“任何民族自强的原动力就是健全的身体，体育的真精神是需要平均发展每个人的体魄。”见证了秋华为当选“体育皇后”而忘命拼搏猝死在赛场上后，林缨对于荣誉、声名看得很淡，认为这一切都过于虚无，尤其当体育成为争取个人名誉的一种方式时，更是有悖体育的真精神。因此，林缨在比赛中主动放水，让一直不服输的艾琤获得了第一名。影片结束时，林缨与云鹏兄妹走在赛道上，云鹏说：“一切不合理的、贵族的、个人的锦标赛，新时代都要抛弃他们的，为着体育的真精神，我们只有奋斗，只有向前。”应该说，影片所宣扬的这种“体育真精神”有些空泛和高调，尤其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于身体素质的羸弱，更显得片面。但是，影片中的一个主题后来却成为中国体育片的通识：体育不是个人锦标的角斗场，而是承载着高于个人荣誉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不同创作者那里，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大抵都指向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对人生的重新思考，还包括对于虚荣、自私、狭隘的理性反思，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涌现了一批体育片，如谢晋导演的《女篮5号》（1957）就是一部借体育之名书写爱情、个体命运的影片。《女篮5号》以一名女子篮球队员的成长为主线，辅以悲欢离合的爱情副线，揭示了中国两个时代的运动员的不同命运，讴歌了新中国体育运动员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除此之外，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体育片大都将体育竞赛与集体荣誉、祖国荣誉联系在一起，不鼓励运动员为个人目的而参加体育竞技，如《冰上姐妹》（1959，导演武兆堤）、《女跳水队员》（1964，导演刘国权）等。在这些影片中，常常在体育运动中贯穿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交锋，进而强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如脱离了集体的个人是无力的，不能将个人成功与祖国的荣誉联系起来的人是自私狭隘的，不经过谦虚刻苦的训练是不可以取得成功的，等等。《女跳水队员》正面肯定的是高丽梅这样可以为队友的进步而牺牲自己的荣誉的集体主义精神，批评的是陈晓红这样沉醉于一时的成功中而沾沾自喜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同时，影片中王振强和周宾也成为两种训练思想、两种观念的交锋：王振强主张在训练中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而周宾则急于求成，过于冒进，是不顾实际的“锦标主义”。而且，影片中陈晓红最后能完成5311的跳水动作，不是靠朋友的鼓励，而是在一次舍己救人的行为中不自觉地完成这个动作，正如高副市长所说：“有崇高的思想支配，就会最坚强，最勇敢。”在《冰上姐妹》中，影片要批评的也是王冬燕这样一心想着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愿帮助他人的自私行为，同时也纠正于丽萍这样面对自己的良师益友丁淑萍放不开手脚的错误思想，正如陈教练所说：“比赛不是为了私情，而是为祖国争取更大荣誉。”
在新时期，体育片历经了几个阶段，整体与此阶段的中国电影发展主潮是相一致的。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倡导并实践娱乐片，可以以此为界，将新时期以来体育片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
1.“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
“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创作进入复苏期。体育片也成了“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现象，主要有： 《乳燕飞》（1979，导演孙敬、姚守岗）、《飞吧，足球！》（1980，导演鲁韧）、《排球之花》（1980，导演陆建华）、《元帅与士兵》（1981，导演张辉）、《剑魂》（1981，导演曾未之）、《沙鸥》（1981，导演张暖忻）、《飞燕曲》（1981，导演郭阳庭）、《第三女神》（1982，导演刘玉和）、《潜网》（1982，导演王好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导演佐藤纯弥、段吉顺）、《战斗年华》（1982，导演张其昌）、《一个女教练员的自述》（1983，导演詹相持、孟和）、《神行太保》（1983，导演罗国良、石玉山）、《候补队员》（1983，导演吴子牛）、《高中锋，矮教练》（1985，导演季文彦）、《五虎将》（1985，导演汪宜婉）、《帆板姑娘》（1985，导演吴国疆）、《现代角斗士》（1985，导演白德彰、徐迅行）、《加油，中国队》（1985，导演张军钊）、《杂技女杰》（1985，导演孙兴远）、《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导演徐小莲）、《美人鱼》（1986，导演张荣仁、陈二林）等。在这些影片中，涉及的体育项目非常丰富，有体操、足球、排球、乒乓球、击剑、杂技、登山、围棋、自行车、曲棍球、武术、篮球、帆板、摔跤、游泳等。
当然，电影的教育宣传功能在此期仍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对电影的审美、娱乐，尤其是娱乐功能则重视不够。而且，在当时，“电影”作为一种尚未除魅的艺术和娱乐方式，“精英意识”还比较突出，在电影中关注社会热点，响应政治气候进行某种政治宣传仍较普遍。因此，在这些体育片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娱乐性不足，主题太过高拔和沉重；同时，体育运动本身所能营造的观赏性也极为欠缺。
1981年，影片《沙鸥》引起广泛的关注，主流的评价是这样的：“影片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让它的年轻的女主人公沙鸥，在屡屡的坎坷和挫折中经受了各种磨练，充分展现了她为祖国的荣誉，为远大的目标勇于牺牲、奋力拼搏的崇高精神境界，形象地阐述了‘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在于为达到目标所做的奋斗之中’的深刻哲理。”[3]同时，评论界也敏锐地捕捉到影片所昭示的中国电影变革气息，这除了影片所张扬的纪实美学之外，其主题的平凡深沉亦令人深思：“《沙鸥》是一部反映我国女排运动员生活的影片。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已远远超过体坛范围，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意义。影片在阐述爱国主义主题时，深入开掘到对人生哲理的探讨，触及到人生观、幸福观、事业观等等人们密切关心、深入思考的问题。创作者以自己对社会的敏锐了解，对生活的严肃思考，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需要，通过对沙鸥这位普通运动员生活道路的真实描写，用生动形象的艺术语言，以对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态度，充满激情而又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4]
而在此期的多数体育片中，主人公的最高梦想和目标就是“为国争光”，情节的最高点也往往也是主人公历经种种磨难和挫折之后，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或者进入了国家队。如《乳燕飞》中，体操运动员尚小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勤学苦练，先后跨越过家庭、技术、伤痛等一道道关口，步步登高，终于在岛国首都—海琴纳市举行的国际体操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让祖国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国际体坛上。
如《剑魂》中，几代击剑运动员的最大心愿就是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剑坛上。齐小娟带着几代人的嘱托和期望，以伤痛之躯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世界女子击剑亚军。在国内的电视机前，方加元、苏春秀、南芳等老一辈运动员和许许多多的观众，都激动地注视着在国际剑坛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还有《神行太保》中的马鸣，经过刻苦的训练，肩负祖国重任，参加国际自行车友谊比赛，他不负众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五虎将》中，五个小孩子在杨教练的精心培养下，成绩突飞猛进，在第三届全市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了冠军。他们还暗暗立下誓言：“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冠军！”《帆板姑娘》中的郝玲，历经种种磨难，在全国比赛中夺得了第二名，接着，她进入国家帆板队，参加了亚洲锦标赛。
在这些影片中，个体性的情感历程、命运沉浮都置于体育事业的后景，乃至在影片中根本就没有出场，观众所能看到的，只有主人公在体育事业上如何遇到挫折，如何滋长了骄傲自满、松懈慢怠的情绪，或者主人公如何因为历史的动荡（“文革”）而耽误了体育青春，而最后，主人公在一位优秀教练的帮助下，通过自身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或者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精心培养体育接班人。这样，我们虽然也能看到体育事业与个体伤痛、欢欣、希望、成功的关系，也能看到他们所经受的历史摧残与一时挫折，但很少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要面对的种种苦恼，种种脆弱，种种懦弱，以及在生活、爱情、家庭变故中所遭遇的内心情感波澜。这样，影片中就只有一个过于高尚或者说空洞的目标—为国争光，我们只能看到人物为了这个目标而九死不悔，却难以追索其中内在的心理动机。而且，少有影片去思考主人公在“为国争光”的过程中自我所完成的成长或嬗变。
2.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
1987年以后，“娱乐片”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尤其是院线制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电影产业营销模式，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与世界的逐步接轨。
在这种背景下，体育片再也难以以“党的喉舌”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再也不能满足于“为国争光”之类的主题传达，而要以更为亲切随和的姿态投身到市场的大潮中去，以自身的魅力去吸引观众，去感动观众。这时，体育片必须寻找到并精心设置自身的看点，或者是曲折的情节，或者是感人的情感，或者是精彩的体育竞赛过程，或者是明星的加盟。总之，体育片也应该是“娱乐片”，至少要有娱乐元素和娱乐精神。
如果说上一个时期的体育片中主人公必须克服外在的压力（训练条件、教练水平、身体条件、家庭变故、历史动荡、世俗偏见、社会体制等）以及情绪的波动（骄傲自满、怯弱、脆弱等），在这个时期的体育片中，主人公所要面对的常常是内心的障碍，尤其是人性的脆弱及无可避免的怯弱。这就将主人公还原为普通人，他们除了职业是运动员外，其内心惶惑与痛苦、其所要面临的生活与命运抉择，与常人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此期的体育片除了努力增加娱乐元素之外，也开始向平实的路子行进，包括题材的低调平和，主题的平凡朴实，尤其是主人公的凡俗化处理，以及避免把个体的情感变成纯粹的道德情感或者是爱国主义情感，而是将个人经历和成长过程作为个体生命的动力。
20世纪80年后期至今，体育片主要有： 《拳击手》（1988，导演刘苗苗）、《京都球侠》（1988，导演谢洪）、《棋王》（1988，导演滕文骥）、《哈罗，比基尼》（1989，导演麦丽丝、广布道尔基）、《挑战》（1991，导演张建亚）、《球迷心窍》（1992，导演崔东升）、《我也有爸爸》（1996，导演黄蜀芹）、《滑板梦之队》（1996，导演萧锋）、《黑眼睛》（1997，导演陈国星）、《女帅男兵》（1999，导演戚健）、《足球大侠》（2000，导演张郁强）、《力王》（2002，导演余纪、李炳光）、《跆拳道》（2003，导演麦丽丝）、《散打》（2003，导演麦子善）、《神枪手》（2004，导演张成吉）等。在这些影片中，涉及的体育项目有拳击、足球、健美、铁人三项、滑板、花样滑冰、散打、跆拳道、射击等。
从体育项目的选择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的体育片所涉及的运动项目大都能兼顾奇观性与激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同时，从影片的情节内容来看，个体性的命运遭际、情感起伏、个性展现、复杂的心路历程成了重点，而较少直白地要求主人公先在地认定“为国争光”。相反，此期体育片中主人公投身体育运动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或集体荣誉，而是为了主体性的内在需要。如《黑眼睛》中，情节主体是残疾运动员的生活和内心情感世界，至于体育运动本身所承载的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高调内容都在个体性的情感遭际面前退至后景。
在《棋王》中，象棋是王一生生命的寄托，象棋中既蕴含了对母亲的思念，更是他生命价值体认的一种方式。他与九人进行车轮大战时，不关乎名利，只关乎一种人生的历练和丰盈。可见，《棋王》不再设置主人公为争得荣誉而奋力拼搏的情节，而是在体育运动中融注对生命、对人生、对历史的深思。
在《黑眼睛》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期体育片对于“拍人”的重视和探索。导演陈国星认为，《黑眼睛》是一细腻的女性化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盲女孩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的故事，一部“拍人”的电影。他还指出：“以前同类题材的影片大都是写残疾人的奋斗史，写一个概念和故事。我觉得这样写即是‘写事’的电影。针对这点讲，《黑眼睛》不是侧重写事，不仅仅是表现残疾人如何克服自身障碍，达到与正常人平等，最后取得成功。这部影片重在写人，写人的精神和感情的过程。表现残疾人的奋斗史的影片以前有很多，而且不乏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必要再进行重复。”[5]导演还说：“在影片中，我们在表现她获得和正常人一样的平等时，重点表现她的作为和内心感受，而不是她的奋斗历程。”“在揭示内在感情的同时，影片当然也渗透着残疾人取得成功的英雄主义的主题，但它并不是影片的主线，伴随着这一主题，影片侧重于细腻的人物刻画，侧重于对女主人公完成这样一种人生过程的细腻、点滴的揭示。我们觉得这样也就揭示出了生活的神奇，使影片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6]
当然，上述针对20世纪80年后期至今中国体育片的论述可能在2008年是失效的。这一年，适值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体育的激情和民族的自豪感中，一批“奥运电影”也隆重登场，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导演侯咏）、《买买提的2008》（2008，导演西尔扎提·亚合甫）、《闪光的羽毛》（2008，导演马会雷）、《破冰》（2008，导演徐耿）、《扣篮对决》（2008，导演林浩然）、《七彩马拉松》（2008，导演易华）等，还有两部纪录中国人民期盼奥运、准备奥运会过程的纪录片《筑梦》（2008，导演顾筠）和《加油中国》（2008，导演郑斯宁）。严格来说，这批影片的拍摄都不是市场行为，其目标也不是高额票房或盈利，而是书写民族豪情，彰显中国人的体育梦想与体育激情，颂扬体育界感人的执着和坚韧的追求。因此，这些影片全部是“主旋律片”，很难看出此期娱乐化浪潮对体育片创作的影响，其时代痕迹至多体现在前期包装、市场推广，以及摄影技术和后期制作水平等方面，就影片的主题策略、叙事结构等方面来看，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体育片没有本质区别。
还要承认的是，这个阶段的体育片（20世纪80年后期至今，但不包括2008年的体育片）中，对于“体育精神”的书写越来越淡薄了，能震撼人心的体育竞技场面也较少。这样，影片虽能集中力量写好“人”，或者关注运动员、运动项目中的娱乐性，却使得观众对于“体育片”的界定范围越来越模糊。而且，当“体育”不能成为主题表达的重要载体或娱乐性营造的重要途径时，影片为何要选择运动员来作为主人公，为何要选择某一运动项目来作为情节展开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