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体育片的三种形态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以及电视转播手段的日新月异，留给体育片的创作空间似乎越来越窄。因为，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可以做到时效上的同步性、画面上竞技活动和比赛场面的真实性、比赛结果的悬念感。这是任何其他表现手段难以企及的。而且，随着资讯的发达，一些优秀运动员的事迹和生活侧面也家喻户晓，留给观众的新奇性已然不多。这其实也间接证明，观众对体育片的兴趣不仅仅是体育场面的奇观性展示，或者体育人物已被正面报道的事迹，而是要看在赛场上看不到的运动员的内心以及他们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方面，即富有代表性和启示性的人物命运才能牵引着观众看下去。这就要求创作者要有更为开阔的思路，寻找更富亲和力的表达方式，这也使新时期的体育片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形态，粗略地看，主要有这样三种：
1.单纯意义上的体育运动片，关注的是运动员（或教练员）在某一运动项目上的挫折及最后的成功，书写的是一种意志，一种精神。这类影片是励志型的，主人公的最高目标是取得体育运动上的最高成功，为集体或祖国争得荣誉。
这种形态的体育片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前，这与当时对电影（甚至文艺）功能的狭隘理解是相关的，与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电影不用过多考虑商业发行的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这种形态的体育片是穿着“体育”外衣的主旋律片或者励志片，常常容易出现情节套路化、主题太过空洞高拔、人物形象符号化等缺陷，其情节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主体→障碍→客体
在上述结构图式中，主体是影片的主人公，如运动员或教练员，客体是夺得某个运动项目的国际突破或实现预期中的胜利，障碍则是运动本身的难度、历史非理性的干扰、世俗观念的羁绊、伤病、亲人的死亡、错误训练理念的误导等。当主体以惊人的毅力、不屈的意志、坚定的信念终于抵达了客体，影片就对观众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只是，这种洗礼常常手法生硬，令观众难以投入地沉浸其中。
如影片《第三女神》中，重点渲染中国登山队历经牺牲和拼搏，以顽强的毅力、无畏的精神，胜利地登上珠峰的过程。《一个女教练员的自述》讲述的则是达斡尔族姑娘阿尔塔琳，在艰难的条件下，在世俗的偏见中，如何冲破家庭的阻力，积极投身曲棍球运动，为国家培养曲棍球运动员并赢得荣誉。
《冰与火》则以叶乔波事迹为原型，讲述运动员邓羚为了祖国的荣誉，以超人的毅力超越自身极限，克服严重伤痛，在国际比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故事。《我是一条鱼》中的13岁少年陆小春，在马常有的支持下，单人徒手横渡琼州海峡成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为中国少年儿童争了光。
在这种形态的体育片中，主人公常常只是面对客观困难，而很少直面内心深处的惶惑、犹豫、恐惧、痛苦，他们只需要以一种坚韧的意志向着某一个目标前进，而不用历经人性的煎熬、性格的变化、对生活和命运的重新认识。—这样，影片塑造的往往是单向度的扁平人物，或者说，影片的重心根本就不是塑造人物，而是关注人物克服困难之后的胜利与成功。
2.从一个独特的视野来展现体育运动员（或教练员）的情感、生活，进而在体育运动员（或教练员）的命运中思考历史、社会、人生。这类影片与其他故事片的主题可能并无二致，只不过主人公的身份是运动员（或教练员）。
如果说上一种形态的体育片中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还是一个重要的观赏元素，影片也较多地展现该项目本身的魅力与惊险，在有些体育片中，“体育”则完全置于后景，影片关注的是作为普通个体的“人”。这些“人”会经历普通人所要经历和体验的一切，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仅是职业不同。应该说，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拉近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程度，对主人公的痛苦与欢欣感同身受。
《排球之花》关注的是历史动荡中体育界人士的命运沉浮：南海市著名女排老教练吴振亚，遵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所总结形成的训练方法，在“文革”中被攻击为“法西斯训练”，他本人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赶出了排球界。“文革”结束后，吴振亚重新担任女排教练，为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吴振亚的学生田大力在“文革”中也受牵连惨遭迫害，在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十年才得以重见天日，与自己的女儿和等待他多年的凌雪重逢。
《飞燕曲》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杂技团钢丝女演员凌燕的爱情命运上。《潜网》所探讨的主要是青年男女如何在世俗婚恋观中挣扎、受伤、奋起的故事，说它是体育片其实较为牵强，只因影片的两个主人公是运动员：罗弦是一位体操运动员，陈志平是一位足球运动员。《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主要通过两位围棋高手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际遇，既写出了动荡时局中普通个体身不由己的命运，也表现了中日友好这一主题。
应该说，这种形态的体育片主题比较严肃乃至沉重，主人公作为运动员（或教练员）的身份无损于影片反思的深度。相对来说，这类形态的体育片不是特别关心体育训练、比赛场面的渲染，而是着力于“人”的命运的书写，“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感历程的展现。
3.在体育运动的框架里构建一个常规故事片的类型，影片也许并不关心运动员的成长或心路历程，也不关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而是由此生发出去，挖掘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娱乐元素。
这种形态的体育片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才可能得以出现，这与这个时期娱乐片的倡导与实践是分不开的。在商业化浪潮滚滚而来的背景下，体育片也必须面对市场的残酷考验。这时，严肃地思考运动员的命运或反思社会、历史似乎过于沉重，用专业化的眼光来探索某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似乎也不合时宜，相反，在“体育”中寻找商业卖点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发挥体育片之优势的通途。
如《球迷心窍》关注的是超级球迷左前锋作为球迷的苦与乐。《女帅男兵》则在性别上做足了商业卖点，同时邀请了蒋雯丽、刘烨等知名演员担任主角。影片对原中国女篮主力队员闻婕担任北斗男篮俱乐部教练的生活作了极富情趣的展现，同时还交织着闻婕的爱情命运。
这种形态的体育片多是喜剧片，或杂糅武打、警匪等类型元素。应该说，这是合乎娱乐片制作趋势的。因为，“体育”完全可以作为普通人生活中的乐趣之一种，可以通过它去书写五光十色的社会与人生。
当然，这类影片的出现也冲击了我们对“体育片”概念的界定。如果一部影片中只是有“体育元素”，或者说仅仅主人公的身份与“体育”有关，就将一部影片定义为“体育片”，这似乎过于宽泛且在实践中难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