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 剧 思 维
近年，国产喜剧电影的艺术手段比较集中于误会、巧合、滑稽、夸张、戏仿、混搭、错位等。这些手段当然会产生“笑”的效果，但过分依赖这些手段产生的只能是表面而生硬的“笑”，却不能让观众会心一笑，或让观众对影片中人物性格、处境、命运产生认同之后忍俊不禁。因此，如何从人物的性格、处境和命运出发，从故事整体的喜剧构思出发来营造“笑”的氛围才是真正的喜剧思维。这时，巴赫金关于“狂欢化”的论述提供了极富洞见和启发的理论参考。
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和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之后，提出了“狂欢化”的诗学理论。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笑“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的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2]。可见，“狂欢化”的思维就是一种喜剧思维，这种思维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局限的，带有某种自我否定的因素，因而从其相对性的一面来看，都可以成为笑的对象。所以，喜剧思维不可把事物绝对化，而应以一种相对性的目光来观察事物，从而发现和揭示其可笑的局限性”[3]。
巴赫金是从人类对于自由与平等的天然追求，在专制与压抑的社会背景下来肯定“狂欢”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意义，这未必是所有喜剧电影创作的初衷，但是，巴赫金从“相对性”的角度来挖掘人和事物身上的“喜剧因素”却值得喜剧电影的创作者借鉴并反思。这种喜剧思维意味着，“喜剧”的源泉并不全部来自反常、离奇、荒诞、言语噱头等，而是来自最平常的人或事物身上被我们忽视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遗憾的是，纵观近几年大多数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却过分迷恋于穿越、混搭、戏仿、滑稽、消解，没有在人物和故事的整体构思中下功夫。甚至，有些影片根本就不在乎故事是否合乎逻辑，人物是否有可信的性格或行为动机，而是陶醉于个别场景或人物偶尔蹦出的错位语言中的“搞笑因素”。这实际上将喜剧碎片化、噱头化，当然也肤浅化、庸俗化。在这些喜剧电影中，创作者仅仅希望通过错位的场景和人物荒诞的处境营造一个喜剧情境，而不是依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先去塑造人物，揭示人物性格，再让人物带着这种性格去行动，并在行动中造成各种他始料未及的后果。事实上，“仅仅依靠喜剧情境的营造，喜剧电影会陷入闹剧化的初级阶段，而很难在带来欣悦的同时再给人以感动的瞬间和回味的空间。因此，喜剧情境的营造必须同其他喜剧要素结合起来，同时也不能以小品化的串联去代替电影化的叙事，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有效的喜剧营构方式获得长久的生命力”[4]。
因此，在分析国产喜剧电影时，重申“喜剧思维”格外重要，这需要创作者走出强行胳肢观众引人发笑的误区，深入挖掘人和事物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意识到：
喜剧性矛盾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自我背反性，其矛盾的两种构成因素相互背离，南辕北辙，不合逻辑，因而形成一种自我拆解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以理性的反拨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由此带来的审美张力既可以构成令人捧腹的滑稽、辛辣的讽刺，也可以引发妙趣横生的机智、发人深思的幽默，甚至是颠覆理性的怪诞。[5]
从这个角度来看，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可谓深得喜剧精髓，影片立足于现实，注目于普通人物，但又在现实和普通人物身上开掘出丰富而蕴藉的矛盾性和喜剧性。影片“喜感”的来源，正是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之间的碰撞与反差，以及人物身上的矛盾性、局限性。例如包世宏，作为一个已经破产的工厂的保卫科长，自恃干过刑侦工作，精通犯罪学、心理学、痕迹学等现代化的侦破知识，在保卫翡翠的过程中也显得精明能干，布置周密，这是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影片建构的“英雄”假象。随着故事的进展，包世宏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体现出来了。因为，小蟊贼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只本着最原始最干脆的手段来明抢暗夺，导致包世宏的精心布置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包世宏在对外贼设防时却未料到身边人的暗度陈仓；况且，包世宏看似强势的身份背后却是困窘的现实，“英雄”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个患有前列腺炎的苦闷中年人的焦虑与难堪。这种矛盾性和局限性，在影片中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体现，如国际大盗麦克因习惯思维和僵化手段导致的尴尬处境，道哥等人精于算计却最终功亏一篑且自食其果。可以说，《疯狂的石头》不是在一个无聊、空洞、牵强的故事中强塞入一些生硬、哗众取宠的笑料，而是基于整体故事的精心设置，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着力凸显。
相比之下，《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2013，导演傅华阳）虽然不乏笑料和噱头，巧合和恶搞，但主要人物的喜剧性大部分来自于乖张的行为、出位的表演，或者耍酷扮帅的造型，而不是来自这些人物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观众虽然也会在观影过程中捧腹大笑，但这种“笑”更多地停留在生理层面，来自于看到人物出丑、失算、身体失控等情形所产生的条件反射，却很难让观众有更深层次的触动与共鸣。
喜剧思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它既不离弃现实，而又能超越于现实矛盾之上，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游刃有余地看取事物，既揭示出事物的可笑的相对性、局限性，但并不把它绝对化，而旨在暴露事物的自我矛盾、内在矛盾，并通过事物新旧交替的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扬弃自我否定、自趋毁灭的旧事物，孕育并催生充满希望的新事物。[6]
只有依照这个方向去创作喜剧电影，才能从整体上进行故事构思、人物塑造，并让喜剧性从情节、场景、人物行为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观众情不自禁地发笑，并在笑过之后还能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一定的反思，进而返身质询，对自我的处境、性格、观念进行一次温和的拷问。这才是喜剧电影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