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片创作的瓶颈与出路

四、中国体育片创作的瓶颈与出路

纵观中国新时期体育片的创作脉络,除了在娱乐化浪潮中所作出的积极或被动的调整与呼应外,从艺术形态上看,还有这样三个趋势隐含其中:线性叙述大大减少,多线交织或并进大量出现;体育片的社会背景被突出呈现,将体育运动置身于真切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和表现;“荣誉”感有所减弱,个体性的成长与体认得了加强。这个趋势,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整个电影创作趋势的某种折射。但同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体育片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过分注重运动竞技中的胜负,将情节的重心和高潮都维系于此,缺乏情节的复杂性和主题开掘的丰富性。

如《乳燕飞》《排球之花》等影片,给人的感觉比较单调,“只是在表现运动员如何在体育竞技项目上拼搏争光的过程。编导把剧中人物所有的生活,以及情感与心理、语言与行动等,都维系在对一场球赛的输赢上。其实,随着电视实况转播的出现,体育比赛那种充满魅力的瞬间,以及千变万化,激动人心的效应,已经被即时地现场转播发挥得淋漓尽致”[16]。因此,体育片中扣人心弦的重场戏,不能简单地以比赛纪实来替代,而应该从生活出发,艺术地构思精彩情节。

2.过分注重通过体育片传达主旋律,而忽略了娱乐性的营造。

一直以来,中国体育片显得主题单一,围绕着胜利、荣誉、永不屈服等命题展开情节。尤其一些质量低下的体育影片,更显得娱乐精神缺失,情节套路如出一辙,充满了高调的说教,人物也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过于虚幻。

3.在对“人”的刻画上,往往走向概念化和单向度化。也就是说,体育片中的主人公常常像是为某个胜利而活着,影片也往往只关注他们在经过挫折之后的成功,却疏于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内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他们在面对荣誉、成功、失败时种种更为真实的内心波澜。

因此,中国体育片要创作出精品,要在市场上凯旋,必须遵循商业化的模式,按照类型的规范来创作:

1.按照类型片的规范对体育片进行商业包装,把握住其作为娱乐片(商业片)的市场定位和创作方向。

娱乐片是以商业价值为终极目的,以情节化的叙述模式为本体形态,以愉悦为主要功能的常规电影。作为娱乐片总范畴中的体育片,应突出其类型特征以及作为大众文化的形态。因为,思考深刻的社会或人生问题,并不是娱乐片的艺术指归,也不应成为其负累。

而类型电影是按照同以往作品形态相近、较为固定的模式来摄制、欣赏的影片。“换言之,在某一类型作品中,形式元素和道德情感、社会观念的题材领域搭配形成较固定的构成模型,而不同的艺术趣味和社会崇尚的观念在整个类型体系中的分布是较固定的。”[17]甚至,在具体的某一类型中,其人物形象、叙事结构、主题对象、视觉图谱、社会观念是较定型的,各种类型片的主题、情感、寻求的体验和反应效果是有分工的。这样,“类型电影的叙事元素就获得了一种与非类型叙事相去甚远的预定性的主题意味。每一个类型都包含着在一个熟悉的社会范畴的外观下一种特殊的文化涵义”[18]

因此,体育片的创作应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和商品生产规律,注重大众娱乐性,迎合大多数观众的心理,或表现他们的某种理想,或宣泄他们的某种情绪,反映某一社会某一时期居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并在视觉形象、形式包装、叙事策略等方面更贴近市场,贴近观众,不是用权威的姿态、刻板的面容来教导观众,而是以情节化、叙事化的叙事形态,以真实可信的人物塑造,以透明化、客观化的电影语言来引导观众完成一次梦幻旅程。

在这个方面,《大灌篮》(2008,导演朱延平)无疑是成功的。《大灌篮》中的篮球只是一种形式元素,影片只是借助篮球运动,以酷炫的形式来书写主人公的青春梦想

《大灌篮》由在年轻人中极具偶像气质的周杰伦出演主人公,另外还有蔡卓妍、曾志伟、陈柏霖等明星加盟,可谓是豪华阵营。影片有着酷炫的外表,飞扬着都市青年的青春活力、反叛性格、时尚生活,但其故事内核仍然是常规的:一个身世凄凉的少年,外表平凡,人生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出路,但是,因机缘巧合,他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成就了不凡的事业(这一点,似乎暗合了周杰伦本人的身世奇遇和传媒时代一夜成名的浮躁幻梦)。在这条事业线之外,则是少年与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爱情之旅。这样一个常规的故事要吸引观众的眼球,除了靠偶像的魅力、特技的动用来增加视听的震撼力,更要靠大量喜剧的噱头、夸张的细节和出乎意料的剧情突转,以及吸引年轻人必不可少的时尚感(如影片中那些特立独行的服装,那些RAP音乐,现代的生活时空和生活方式)。因此,《大灌篮》是一部契合了都市年轻人口味的电影,它在夸张得近乎荒诞的剧情之中,有着对都市年轻人心理的精到把握:生活看似平凡,自己的外形也没有出众的地方,但青春是我的名片,我酷故我在,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要指出《大灌篮》的缺陷似乎太过容易,如剧情设置的诸多漏洞,如诸多细节的不合情理之处,但《大灌篮》对娱乐性的重视和追求,对时尚感的精心营造值得中国体育片制作者学习。更重要的是,《大灌篮》出于“幻域”,还能“顿入人间”,如对传媒时代的讽刺与反思,对那些装腔作势的权威的嘲讽,对人性邪恶的表现,对小人物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赞许,都可以在现实的层面对观众有所触动。因此,《大灌篮》虽有种种不足,但它所彰显的娱乐精神对中国体育片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情节和主题不应过分纠缠于最后的夺冠,而应注目于人的内心,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关注人的命运。

在中国的体育片中,常常在情节设置上出现套路化的倾向,并多集中于对最后(可以预知结果的)巅峰对决的铺垫。而体育片如果不能将情节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物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示上,使所有情节的悬念都聚焦于“最后一搏”,而“胜利”又总是如期而至,注定不能引起观众恒久的兴趣。

正如“文学是人学”一样,电影也是“人”活动的舞台。如果能将情节的重心放在人物身上,则可以有万千变化。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遭遇、性格都不一样,他们在面对困难、挫折乃至生死搏击时的态度都不一样,这里可以生发出丰富的剧情。这样,影片的重心将转向具有鲜明性格的个人如何面对事业上的困难并取得最后的成功。也就是说,观众观影的愉悦是“过程”,而不是(已然猜测得到的)“结果”,而在此“过程”中,人物如何面对体育运动中的挫折与挑战又可以延伸到每一个普通观众的世界中去,这样,观众还能从人物身上体味到丰富的人生况味。

3.要突出“体育”本身的魅力,并运用电影特技来增加体育片的看点,突出动作性和视觉性,甚至奇观性。

“体育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表演,观众们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直接受到刺激、产生兴奋,最后获得欣赏的愉悦。”[19]因此,体育片应直接诉诸画面的表现力和动作性,用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来吸引观众。

但一个需要纠正的观念是,“体育片”并不等同于“体育运动片”,有“体育运动”不一定是体育片。而且,体育片的类型定位可以更广泛,如加入悬疑、惊险、爱情、侦破等元素,营造最大限度的娱乐性。但必须把握的一点是,既然是“体育片”,“体育”的元素必然要在影片中出现,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对人生决定性的影响,可能是人物重获尊严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影片整个观赏性的重心。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其对人类极限的挑战,在于其速度之美,其技巧之美,其战术之美,在于其契合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永恒渴望。而且,体育运动中种种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丰富悬念也是体育片应该充分利用的。尤其是在电影特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体育片更应该在具体的运动项目中体现带有奇观性的场面,或者在普通转播比赛中无法看到的惊险场面与戏剧性场面。因为,依靠奇迹,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胜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同时还赢得钞票、名声和美女,这样的主题可能有些俗气,但也正是沉默的大多数所热爱的。或者说,人生是一场比赛,所以体育片永远可以常拍常新,哪怕观众一下就可以洞穿其情节起伏的全部轨迹。

虽然体育片的创作在中国电影史上向来不是主流,但其优秀之作(如《女篮5号》)早已镶嵌进中国经典电影的序列中。而体育片在中国之所以一直不能成为观众瞩目的类型,除了与创作数量少有关系,根本的原因是与创作观念有关系。如果我们还将体育片作为可以灌进主旋律思想的容器,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体育片只能为插科打诨的喜剧提供载体的阶段,那体育片不可能得到发展。而中国体育片创作中出现的种种缺陷,归根结底是因为对类型片创作的不熟悉,对商业片创作模式的不熟悉。

中国电影要走向市场,在市场上获得自己的空间,必须大力发展类型片。而类型片绝不是“套路”的代名词,相反,它有丰富的拓展空间,有丰富的变奏形式。而类型片之所以能够受到观众的追捧,是因为它在熟知的情节中出现的种种变奏,是因为它在类型的主题中所隐含的对观众现实焦虑的某种宣泄,对观众某种渴望与缺憾的抚慰。对此,体育片的创作者应该有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