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春 怀 旧
2005 年前后，中国影坛曾经涌现过一批取材于“青春”的电影，《向日葵》《红颜》《青红》《情人结》《电影往事》等，这些影片大都聚焦成长主题，将个体的成长遭遇置于一个逼仄的时代背景之上，被有些论者称为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集体怀旧”。其实，这类影片有些过度沉溺于自我体验，整体基调偏消沉，偏灰色，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温情怀旧”，只能称之为对“青春”的一次回望。
近些年来，中国青春电影的表达维度开始真正向“青春怀旧”靠拢。如《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法合拍片，2002）、《老男孩》（2010）、《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同桌的你》（2014）、《匆匆那年》（2014）、《狼图腾》（中法合拍片，2015）、《万物生长》（2015）等。这些影片也必然会涉及人物成长的社会背景，部分影片更是有意置入某些“大事件”（迎接新千年、中国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SARS、中国国家男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是，“历史”在影片中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出场的，只是一种历史景观或人物成长的编年标志，并不会真正突出“历史”本身的姿态，或者提供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
在这些影片中，“青春残酷”的意味已经被削弱，贩卖青春、消费青春的倾向却特别明显。影片试图通过几个人的青春岁月来映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让观众关注经美化或提纯的青春成长中的甜蜜、温馨、美好、疼痛，并在感伤与失落的心态中“回到最美好的年代”，以此作为参照物来映照现实的苍白单调，缺乏激情、诗意、浪漫、洒脱、奔放。这一点，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处理“文革”背景的策略变迁中可见一斑。
中国电影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呈现出这样的轨迹：从对“坏人”（“四人帮”）的控诉（《十月的风云》《失去记忆的人》《严峻的历程》），到对“普通人”在“文革”中受难的悲悯（《苦恼人的笑》《小街》），进而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尤其关注在历史动荡中的人格扭曲与人性异化（《芙蓉镇》），再到将“文革”视作一种“青春记忆”并提炼出一些爱情命题（《美人草》《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山楂树之恋》）。在这个轨迹中，虽然有逐步深入的批判锋芒，但也可看到“文革”怎样在淡化其酷烈之后成为一段“历史”、一份记忆（与此相呼应，“文革”的影像呈现也从阴郁惨白变得“绚丽多姿”）。
对于影片《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来说，“文革”中的那段青春记忆不是为了凸显青春本身的迷茫或痛苦，也不是为了反思或批判“文革”，而仅仅是为了铭记对于个体而言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在罗明与马剑铃的回忆中，那些插队的时光是恬静而美好的，浪漫而热烈的，并因小裁缝的离去而格外缠绵忧伤，令人回想起来思绪万千，愁肠百结。
至于影片《狼图腾》，陈阵的插队经历可以概括为他与狼的关系的变化，从害怕、畏惧，到好奇、收养、熟悉，最后不舍、敬重。或者说，陈阵在城市中是迷失的，在草原中才找回自我，并从狼身上学到许多优良品质：耐心、眼光长远、坚韧、有组织、团结一致，并从蒙古人与草原，与狼的关系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欲望的克制中保留对于自然的敬畏。陈阵的这段插队岁月不是“文革”对他的一次伤害，而是历史成全的一次机缘，并成为他心中百转千回的青春记忆。自21世纪以来，置身于市场化和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已不再去呈现或反思“文革”的“伤痛”，对“文革”作景观化处理似乎也早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这时，“文革”开始凸显其作为“青春记忆”的意义，让人物隔着悠长的岁月去回首其中的浪漫与美好、残酷与无奈，并提炼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命题。
说到“青春怀旧”的影片，最为突出的还是近年的几部“青春片”： 《老男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万物生长》。在这些影片中，“历史”不是通过对时代真实的深入揭示而出场的，而是以碎片化的符号出现，成为特定的“怀旧元素”。如《老男孩》（2010）中，两位中年男人在回溯青春时，影片让那些当时最为流行的音乐、电视剧、偶像人物、时尚风标都悉数登场，将它们浓缩为时代的标签。这种处理策略成为后来类似影片的标杆，如《匆匆那年》也不时插入一些当时的流行音乐、电视剧、标志性事件，以形成人物成长的一个个路标。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青春和记忆，而现实中的人们总渴望在回忆中寻求慰藉，获得面对现实的勇气。尤其对现实不安，对未来恐慌，在“奋斗”夹缝中生存时，人们更容易深陷“回忆”中不能自已，这是消费刚需。但是，当中国电影不再注目于青春本身的残酷与伤痛，也不在意作为“青春”背景的历史冷酷，却专注于用怀旧的目光来挖掘“青春期”的那些甜蜜、忧伤、感伤、失落，或者用“青春”的单纯、美好、激情四溢来映照当下的苍白单调、激情退却，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心态的老化，更是对“青春”与“历史”的逃离与回避，甚至是消费青春的一次资本投机。确实，“怀旧”就像白日梦，在回忆中汲取温暖与感动无可厚非，但不能过分沉醉其中，并因此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对个体的挤压，尖锐的“当下”对个体激情的磨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