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转向的文化分析
中国“青春片”从对“青春”本身的关注，到关注“青春”的“历史语境”，最后在一种怀旧的姿态中消费“青春”的正面价值，这是一个“精英意识”不断退化的过程，即创作者不再是以一种真诚的姿态来对“青春”或“历史”进行独特而深入的呈现与反思，而是将“青春”和“历史”退置后景，创作者放弃“精英”立场或者“启蒙”姿态，聚焦于“青春”所特有的那些怀旧价值，进而让每个曾经“青春”过的观众在往事回眸中获得一种情感的抚慰，让每一个正在经历“青春”的观众获得一种参照性的映照以及触类旁通的共鸣。因此，这种创作转向背后的文化意义不仅是市场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时代主潮，更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背景。
在“消费社会”里，“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1]。“消费社会”实际上对电影创作者的艺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观众“欲望逻辑”的把握。这种“欲望逻辑”并非全是对话题的好奇，而是对观众内在匮乏与渴望的深刻洞察。例如，影片《致青春》至少切中了观众“怀旧”的情绪，从而使影片具有“话题性”；影片《小时代》系列，也切中了年轻观众对于“青春”“友谊”的渴望，甚至对于那些阅读过原作小说的观众来说，这同样也是一次“怀旧之旅”。
而且，“青春片”走向“怀旧风”也反映了制片商保守谨慎的市场操作行为。早在古典好莱坞时期，美国制片商为了打开产品的销路，就必须满足观众的期望；而由于人民大众口味的变化，满足观众的期望又是一件难事，看起来电影观众总是想要某种新的东西，但是又不要太新，以致无法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所吸收。“由于影片的成本异常高昂，对公众喜好的估计又一再失误，这就使电影业往往趋于保守。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业几十年来一再回到两性关系这个主题—这是人类永远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财政上也是保险的。”[2]显然，“怀旧青春片”不仅是回到两性关系上，更是回到最纯真的两性关系上，这不仅“保守”，也非常“保险”，还能让观众做一回“白日梦”。
正因为这种“保守”的操作，中国的“青春片”既然无法提供视觉轰炸，就提供情感轰炸。这就可以理解，在中国这些有关“青春怀旧”的影片中，不仅不对历史发表观点，也不对现实表达立场，甚至不对人性善恶作出评判，真正做到了“无动于衷”，只关注“青春”中曾经有过的那些感动、伤痛，并在时间流逝中让那些感动和伤痛熠熠发光。对于创作者以及观众来说，观看这些“青春怀旧”的“青春片”根本就不需要带入任何更有深度的思考，或者更为敏感尖锐的政治评论，只想让“青春”成为一种可以被消费的时光和情感。对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可谓一语中的：“我在谈到历史的消失时，并非指历史形象的消失。譬如怀旧电影，越来越多的有关过去的电影不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过去的形象、模拟和拼凑品。它们用一种替代物和阻滞物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对历史性的化学渴望。”[3]在这些“青春怀旧”的电影中，消失的不是“历史景观”或“历史碎片”，而是“历史意义”。这些怀旧影片中的“历史”只强调表面性、浅显性。因为，“后工业社会氛围绝对地要求把影片人物和演员在过去影片中常常负载的善恶伦理内容、社会批判内容或者官方意识形态等统统‘削平’，把他们从历史深度、社会广度中攫拔出来，提升到‘本能’的平面上来”[4]。
2015年，随着《万物生长》《左耳》等“青春片”陆续上映并受到一定程度的追捧，越来越证明“青春怀旧”电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市场宠儿。这些影片可能是一些后现代意义上的批量产品，严肃地从艺术角度来谈论它们可能是词不达意甚至南辕北辙的，“谈论任何这些后现代文本就等于把它具体化，把它转化成为它已不再是的艺术之作，赋予它永恒性与不朽性这两种它专门要驱逐的东西。这时，用‘潮流’来处理它更容易些：这里有一个新的潮流（或诸如此类），这里是另外一个”[5]。
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到温暖和感动。也许，我们知道童话般的青春爱情敌不过时事的变迁、现实的残酷；也许，失之交臂的青春爱情正因为其残缺而成为我们成年之后永远的念想；也许，现实的苍白单调，婚姻生活的平淡琐碎特别需要青春爱情那种放肆、洒脱、直率来抚慰和激荡；也许，我们都需要在别人的青春爱情里嗟叹感慨，并从中寻找自己的青春残迹。“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青春期的爱情永远都不会有错的。但是，近几年中国“青春片”对“青春”，对“爱情”的廉价消费、改头换面的重复，究竟是在缅怀青春，祭奠爱情，还是消费我们对于“青春”“爱情”的回忆与想象？
【注释】
[1]［法］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7.
[2]［法］S.J.梭罗门.作为后现代艺术的电影［A］.见：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41.
[3]［美］ 安·史蒂芬森.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一次谈话［A］.见：［法］ 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6—97.
[4]孟宪励.全新的奇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电影［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157—158.
[5]［美］ 安·史蒂芬森.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一次谈话［A］.见：［法］ 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6—107.